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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的浪漫诗作《离骚》问世，因影响巨大，“骚人”便成为诗人的代称，三闾大夫穷厄而投江，命苦而运舛，故常与从京都外迁者为伍，联袂谓“迁客骚人"，大概骚人这个头未开好，穷便与诗人结伴，如影随形。这“穷”字，一是指贫穷，困顿，经济拮据，捉襟见肘;二是指仕途不顺，困踬失意。看诗人群体，从经济到政治，把“穷"的涵义简直来了个严严实实的全覆盖，所以，虽然诗人名分好，但人们曾穷怕穷煞，敬而远之。
至今，流传某地训子妙招。遇子女违逆，其父疾言厉色:“倘若不改，则让你去做诗人!"诗人竟沦落到如此为人不屑、不齿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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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果真如此之穷，如此不受待见?
先看看大唐诗人，骆宾王削发，王勃溺亡，李白被逐，杜甫困顿，李贺早逝，梦得外放，乐天遭贬，义山失意，韦庄离乡……可以数出一串串，诗人们的命运可悲可叹，此言不假。倘若找一下得意得道者，也不在少数，高适功名双俱，贺知章颐年终养，小杜官顺文昌，背后还有大批的官场志得意满者。均之两端，穷诗人几何？
科举制度，解开了阶层禁锢，打通了常人进入上层的通道，使知识改变命运成为可能，其诱惑之大，人趋之若鹜。士人激增，诗又是必考之项，故凡考生必工于诗，如此，诗人举目皆是，浩若繁星，犹如书法家俯视皆是。金榜题名而为官者，应是科考翘楚，作诗的高手，当属诗人之列。置身官场，派系与纷争不断，自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喜者得之于心，愁者表之于诗文，这一得一表的累积，便汇聚成一条诗人穷困的河流，何曾又不是一条潜隐着的欢畅的河流!
诗言志，虽说如此，似乎除帝王外，得意者寡，且也难以言表，必蕴藉含蓄，隐忍低调。如宋朝天才少年后位至宰辅的晏殊，春风得意，虽有“一曲新词酒一杯"清新之作传世，但不乏庆历新政后“一向年光有限身，等闲离别易销魂，酒筵歌席莫辞频。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的愤世之喟。而困踬者的诗作，则流世者众，如屡贬不折的苏轼，其诗如陈年老酒，愈积愈溢其香。从这一得一失一多一少之间可知，诗坛的滤网，诚如老杜“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所言，有存穷避贵、扬善抑恶之功，君看传世的，多为正直良善而困厄失意者。且看文人地位尚好的宋朝，我们耳熟能详的有忧愤难平的辛弃疾、壮志未酬的陆游、杀敌报国的岳飞，他们名垂青史，有大量诗作流传;却遗忘了，蔡京、秦桧之流，也有金榜题名骑马赏花之荣，其诗书行于当世，风流倜傥，名噪一时，何等富贵显赫!但后世因其人品卑劣，唾弃其诗书，因人之劣其诗被漠视而荡然无存，诗作不传，诗话不屑。如此消长，诗人群体中便呈现穷肥贵瘦，优存劣去之观。再者，人各守其业，各有其志，罕有以作诗为专职的专业作家，诗乃言志抒情坦露胸臆之载体，功成者更渴望拾级而上，建立更大功业，因此，诗人总是走在穷其志的路上，无论时地，历来大致如此，诗人之穷似乎总是以现代进行时的时态呈现。如此，诗坛存优汰劣的过滤功能，以及对功业的孜孜追求，造成了诗人之穷的表象，我们大可不必莫名惊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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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诗坛，宜另当别论。
顾城自戕，海子卧轨，诗坛染上了惊恐色彩。前几年，诗人西川在大学讲堂诵读诗作时，不少女生惊悚而退，可见诗人诗坛之惨象。
然而古今诗人的惨象不可同日而语。过去是单一的农耕社会，诗者生活空间逼仄，步入上层则置身政治涡流，自然诗情减退，漫灭黯淡;仕途无望者，鲜见与草民为伍，心有不甘，嗟怨怀才不遇，呼朋引伴，吟诗酬唱，煮酒言欢，游目骋怀，那必得有其资本。如大家津津乐道的田园诗人陶渊明，不堪小儿差遣，辞官归田，低吟浅唱，酒助诗兴，酒酣而诗成。殊不知，倘没有“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的殷实家业，何以有诗酒之趣?很多诗家，置有小产，既有诗缘，则说明有可支持其学业的家业后盾，衣食无着一般难以接诗缘，所以诗家经济上并不穷乏，多为人生失意罢了。
而今，社会开放，营生致富之道千万条，人们为奔小康竭诚尽智，较之奔涌阔大的社会河流，诗人只是一条小小溪流。不过，话说回来，过去，诗是官家工余、士人志趣之附庸品，诗人则是附属之冠，无须标榜。现在，奔忙于生活的人们诗缘微浅，诗兴不作(虽也偶有打油诗类作品)，但无妨大局，无可厚非，诗并不像互联网那样关情，无诗点缀的生活也可同样滋润和精彩。诗之于人，不再是过去士人的必由之途和晋升之阶，所以，在多元共存的社会，无诗未必穷。
那么危坐在象牙之塔、科研院所、作协文联的诗人境况如何?他们是诗的研习、写作主体，他们俯瞰世界流派，评古论今，涉猎中外，抚今追昔，叩问天地，情发而诗成;诗又是精华之精华，很难高产，即便结集出版，收入微薄。他们是文化薪火的传递者，是文化精英，又是经济上的平民。诗人的处境，犹如庄子回绝楚相之位时所言的神龛上供奉的龟，空享虚荣而无自由之实。虚荣是难以维持久远的，现在，人们对诗人的崇拜已非昔日，日见式微。当年，伴随思想解放，诗坛风起云涌，北岛舒婷顾城叶延滨流沙河海子西川……风云际会，群星灿烂。久违的诗潮，以清新的气息、积极乐观的情调给文学青年以极大的鼓舞，以诵诗为荣，以写诗为耀，诗的队伍蔚为壮观，诗人为大家崇拜的偶像，是成功和才华的标帜。热潮渐退，人们蓦然发现，有诗的人生是诗意的，没诗的人生并非乏善可陈。
诗也要有生活的维系和丰厚的积淀。衣食无着，难生诗情;积淀微薄，诗情难发。我们当然不能苛求诗者有徐志摩之才闻一多之情，但现在诗林衰微除上述客观因素外，还与主体脱离不了干系。的确，有些诗人，追求形式，不在大众化和内容上着力，诗作似过于偏仄，受众适于狭窄的层面，难免曲高和寡。诗虽然是一种文学样式，但不如戏剧养眼小说养心而能搬上银幕有赚钱效应，诗，到底养不起诗人，诗人只好借道于小说戏剧，致力于广告策划，或探索诗的出路，寻求诗的嫁接，寻觅新的婆家，以此获得丰厚的回报。当然，不乏孑然坚守者，坚守着诗者的风骨和诗的神韵，同时也坚守着贫穷。
现在，选择诗道、执著于诗的信仰的诗人，在沉迷物欲、诗情不兴、经常缺席于生活要素的当下，终是贫穷的，也是失意的。
写至此，自然想起了宋代生不逢时的词人柳永的事，这是个特例。“且填词去”之敕命断绝了其为官的坦途，选择了以当时上不了大雅之堂的词为侣，乐与青楼低吟浅唱，执着不回，不如现时捧红了周杰伦的词作家方文山过得滋润，穷极终老，至歌妓拼金凑银方得安息，这似乎是诗人的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