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五年的那一天，天刚蒙蒙亮，窗外的鸡刚叫第二遍。母亲已经把热好的早饭端上了桌，几根热气腾腾的红薯也用布包好，塞进我怀里。我们三五成群十三四岁的半大孩子，在大人的带领下，个个挑着几十斤的柴出发了。
一路上有说有笑，肩膀上的担子却沉得很，把腰都压弯了。山道十八弯，绕着山腰转来转去，没走多久，肩膀就被磨得生疼，腿也像灌了铅。我们只能走一段就找块平整的石头歇会儿，把柴担往地上一放，揉着发红的肩膀，喘着粗气说笑几句。贴身的内衣早已被汗水浸透，歇下来后凉飕飕地贴在身上。等劲儿缓过来了，再咬着牙挑起担子继续往前走。就这样走走停停，大约两个半小时到三个小时，不知不觉就到了亨渡供销合作社收购站。
收购站的院子里早已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堆在一旁的柴火像小山似的。我们赶紧找个空位站好，眼巴巴地等着过秤。那位负责收购的老爷子却一点也不急，慢悠悠地踱到现场，手里拿着个小本子，嘴里还叼着个烟袋。“排好队，一个一个来！”他声音不大，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
终于轮到我了。我赶紧从口袋里掏出那张皱巴巴的生产队证明，递了过去。竹前队的收购价是每百斤一元五角五分，听说远点的生产队能多五分一毛钱，可我们也没的选。老爷子把我的柴担往秤上一挂，眯着眼瞅了瞅秤砣，报出数来：“53斤，除水3斤，算50斤。”我心里有点嘀咕，明明这柴晒得干透了，折几根柴梢能听得啪啪几声脆响，点着就是干柴烈火，怎么还得折掉3斤水？可看着前面的人都是这么算的，也只能点点头。老爷子在条子上写好数，“啪”地盖上章，递给我。
攥着这张薄薄的纸条，我心里还是挺高兴的，毕竟柴总算卖掉了。我挤到店里的核算窗口，把条子递进去。里面的人拨拉了一阵算盘，抬头说：“7角7分钱。”我小心翼翼地接过那几张毛票，紧紧攥在手里。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了，我转身在店里买了两个木薯饼，两分钱一个，又买了一瓶八分钱的汽水。咬一口热乎乎的木薯饼，再喝一口冒着气泡的汽水，甜丝丝的味道顺着喉咙滑下去，刚才挑柴的累劲儿好像一下子就消了大半。
吃饱喝足，我们又凑到了一起，手里攥着剩下的钱，一路上有说有笑地往家走。回去的路似乎比来时轻快了些，肩膀上的空担子好像也轻了许多。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长长的，山道上回荡着我们的笑声。
那时我的几个妹妹也念书，每学期每人一块五的学费，两块钱就能抵一个人的学费了。这一趟卖柴虽说只挣了七角七分，扣去饼和汽水，攥在手心里的也就剩几毛钱了，可心里却是踏实的。我知道，那担看不见的柴，其实一直压在我们每个人的肩上，也撑起了我们往前走的每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