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花钱看科举

作者：尹钊 孙文静  李根

在中国这个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的文化大国,若欲从富庶厚重的传统文化中寻找承传至今、历久弥新的制度文化遗产,科举考试无疑是最为人所熟识的一种。古老的中国亦因发明了科举考试这一选才办法并为西方国家借鉴创立了文官考试制度,而被尊为考试的故乡。此后,科举虽多沐风雨,却仍实行了1300年之久,对当时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各方面都产生过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科举制在长久实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教育、文化、政治等多项功能,并因此造就了一个科举社会,并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宋代以后,科举在政治上的重要地位及其重大影响,使中国逐渐成为一个以“凭才取人”的人才选拔标准和能力本位主义的价值取向为表征的科举社会。中国封建社会所以从门第社会走向科举社会,其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根源——摆脱人情困扰,追求社会公平。受此影响,中国社会至今仍有解不开的“考试情结”。

花钱源于汉代，花钱在早期使用的时候主要是民间自娱自乐的一种玩钱。“花钱”虽然具有钱币的形态，但不作流通使用，是钱币中的“非正用品”。因此，花钱中的字文图案千姿百态，各具姿容，称它为古代“铜版画”并不过分。花钱中丰富的内容，是各代民俗民风的缩影；吉祥的内涵，代表着古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祝福。

历来花钱是作为古钱币的一个分支。按其用途大致可以为古钱宫钱类、吉语类、宗教类、游戏类、特殊用途类等五大类，可作为厌胜（厌伏其人，咒诅取胜）、佩饰、玩赏、游戏、撒帐、洗儿、吉庆、卜卦、殉葬、赏赐、凭信、镇库、纪念、祝寿、挂灯、上梁、系包裹、镇水、性教育等方面之用途。花钱的题材图案和铭文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出了各时代的一些思想情趣和社会意识等文化面貌。正因为如此，科举文化就深深地反映在花钱中。大量的花钱都带有科举文化的内涵，科举对社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以宋代为例，宋代进士地位大异于唐代，只取瞩名及第，就能“释褐”授官。于是，科举制或者科举带口促成了士大夫官僚的崛起，构成唐宋社会变迁的主题之一。宋代奉行“取士不问家世”，“一切考诸试篇”的原则，向全社会各阶层开启了科考及第、出仕为官的门禁。诚如南宋戴表元所说：“名卿士大夫，十有八九，出于场屋科举。”有人统计过文天祥为状元的宝祜四年(1256)那榜进士，来自平民家庭与出于官员家庭的人数比约为7比3。倘将这一数据与范仲淹断齑画粥、欧阳修欧母画荻等经典故事相匹配，确实印证了贫寒之士由科举入仕而终成名臣的现实可能性，彰显出宋代科举的相对公平性。以致有学者把宋代称作“科举社会”。

自太祖朝起，宋代就实行解试,省试与殿试的三级考试制。士子先在地方解试中取得举人资格，再赴中央省试去考进士。省试录取后还有皇帝殿试环节，旨在将取士权收归入主，杜绝唐代那种座主考生的私门关系。惟其如此，宋代殿试虽流于程序，一干仪式却庄重荣耀，让中举进士亲身感受到皇恩浩荡。首先是唱名赐第，也称“传胪”，由司仪宫殿上从头名状元起依次高声唱名，传达至殿外听榜的省试考生。南宋杨万里有诗道：殿上胪传第一声．殿前拭目万人惊。名登龙虎黄金榜，人在烟霄白玉京。

我们从花钱中就可以看到这些场景，如清代喜报三元花钱，正面为喜报三元四字。所谓的三元指的是：科举制度称乡试、会试、殿试的第一名为解元、会元、状元，合称“三元”。接连在乡试、会试、殿试中考中了第一名，称“连中三元”以清代为例，旧时科举考试全过程是从府、州、县基层开始，叫做童试。赴考者叫做童生，考中之后叫秀才，第一名叫案首。正式较高级别的国家考试叫做乡试，在省城进行，赴考人是各地的秀才，考中之后称举人，第一名是“解元”;再高一级是会试，在礼部举行，赴考者是举人，考中之后称贡士，第一名是“会元”，第二至五名是“经元”;殿试则在皇上的金銮殿举行，皇帝亲自主持，赴考者是贡士，考中之后称进士，此殿试的第一名为“状元”。在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中，共有17人三元及第。

据欧阳修说，解试通过率“百人取一人”。省试举人与录取进士的人数比，宋太宗朝算高的，也达65比l。可见“秉笔者如林，趋选者如云”，但三级考试一路闯关，最终蟾宫折桂的幸运儿，纵非万里挑一，却也相差不远。故为人们称颂。

尽管科举考选绝非通途，但“朝为读书郎，暮登天子堂”，寒素之家若想改换门楣，官宦之族倘欲世代簪缨，除去金榜题名，别无可行之路。科举对社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宋代进土地位大异于唐代。只要唱名及第，就能“释褐”授官，从而实现民间谚语说的“有官便有妻，有妻便有钱，有钱便有田”的富贵梦。

而民间传颂的状元郎被唱名时那种无与伦比的荣誉感与睥睨一世的超爽劲：“玉殿传金榜，君恩赐状头。英雄三百辈，随我步瀛洲。”也难怪鼎鼎名臣韩琦敢于轻忽嗤笑赫赫名将狄青：“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出者才是好儿!”这在花钱中也表露无遗。如同以下几枚花钱中所表现的：“连中三元，早生贵子”花钱、清“独占鳌头”背“一品当朝状元及第”苏炉花钱以及清“文星高照”背“状元及第早生贵子”苏炉花钱等等，这些吉祥含义表达了人们对于读书人的祝福及期盼。

进士及第唱名之日，即脱下布衣，称为“释褐”，赐赏袍、笏，象征脱离了平民，踏上了仕途。接着，皇帝御赐新科进士簪花聚宴，表示祝贺。《钱塘遗事》说，登科及第有“五荣”：“两觐天颜，一荣也；胪传天陛，二荣也；御宴赐花，都人叹美，三荣也；布衣而入，绿袍而出，四荣也；亲老有喜，足慰倚门之望，五荣也。”总之，即便平民子弟，通过寒窗苦读，一旦高中进士，也能跻身官僚队伍。科举制就这样对整个社会潜移默化起着价值导向，以致朱熹也拿孔圣人来调侃：“居今之世，使孔子复生。也不免应举。”

科举文化中，最著名的一个故事乃是“五子登科”，说的是五代时有一个人叫窦禹钧，官居右谏议大夫，他热衷于办教育，同时，十分重视家教。因此，五个儿子相继登科，很有出息。儿童启蒙读物三字经中“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从而形成了五子登科这个成语。花钱中亦常有关于“五子登科”的内容，如清“五子登科”背吉祥花钱母样、清代“五子登科”背鱼化龙图花钱一枚等。

在科举文化中，最著名的神仙是“文星”即“魁星”，为十八宿之一。东汉纬书《孝经援神契》中有“奎主文章”之说，后世附会为神，建奎星阁并塑神像以崇祀之，视为主文章兴衰之神，科举考试则奉为主中式之神，并改“奎星”为“魁星”。宋张元干《感皇恩·寿》词：“绿发照魁星，平康争看。锦绣肝肠五千卷。”

由于魁星掌主文运，所以与文昌神一样，深受读书人的崇拜。过去，几乎每个城镇都有魁星楼、魁星阁。因“魁”又有“鬼”抢“斗”之意，故魁星又被形象化——一副张牙舞爪的形象。传说他那支笔专门用来点取科举士子的名字，一旦点中，文运、官运就会与之俱来，所以科举时代的读书人将其视若神明。唐宋时，皇宫正殿的台阶正中石板上，雕有龙和鳌(大龟)的图像。如果考中进士，就要进入皇宫，站在正殿下恭迎皇榜。按规定，考中头一名进士的(状元)才有资格站在鳌头之上，故有“魁星点斗，独占鳌头”之誉。宋代人同秘在《癸辛杂识》中就有当时考中状元，朝廷“送镀金魁星杯柈(盘)一副”的记载。明朝人陆深在《俨山外集》中也描述了士生们在座右贴魁星图和考场出售魁星像的热闹场面。这些皆表明士生们都希望“魁星点斗，金榜题名”。“魁星”亦常出现在花钱之上。

科举社会是指科举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结构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科举影响无所不在的社会。由于科举考试在教育、文化、政治方面的功能日益强大,而逐渐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尽管它有明显的局限性,但1300年的封建统治对它仍“欲罢不能”。科举考试正是以其漫长的存在时间和巨大的历史影响,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显著特征。而所谓花钱，花外有钱，花钱交织，别具一格，各种图案，意趣盎然，精妙非凡，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当时社会活动的场景。因此，科举制度不可避免的在花钱纹饰中占有一个重要的地位。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花钱在钱币史中具有很高的艺术观赏价值和研究价值。因此值得我们对它作进一步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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