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多事之秋
4.平静下的危机
万历三十六年,七十二岁的李成梁离任辽东总兵,除了宽甸六堡问题有言官认为李成梁包庇努尔哈赤外,朝野上下还流传着一种说法:
李成梁是女真人,努尔哈赤也是女真人,而临近辽东半岛的朝鲜也是女真人。
他们都是一家人,而人总是要认祖归宗的,李成梁扶持努尔哈赤是为了打下朝鲜自立为王。
杀人于无形,所言不虚。
六月份,李成梁离任前做了一件当时看来莫名其妙的事情:
他召集辽东副总兵、参将、副将这些中高级军官大家盟誓刻碑,各守边境。
我们知道国界线都有国碑为标志,李成梁这么做的对象自然不会是明朝而只能是外部。
女真,或者说努尔哈赤的建州女真。
因为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一个人,抚顺备御。
乾隆有诗云“洪武城抚顺,意在抚顺我”,作为辽东比较大的明朝和女真互市场所的抚顺是双方经济文化贸易往来的重要场所,更重要的是它地理价值所带来的军事价值。
当努尔哈赤七大恨告天起兵攻明,第一个攻打的就是抚顺城。
李成梁为什么这么做?可能就是寄希望于誓约、对上天立誓这种古人比较深信的方法来约束日益强大膨胀的女真势力。
李成梁离开了,接任的是原蓟州总兵杜松,当时明朝有名的大将,猛人。
在朝野看来,壮士暮年且有通敌嫌疑的李成梁一走换上杜松,辽东的形势一定大有改观。
事情确实如此,新官上任三把火的杜松上任干了两件事,一件事是和蒙古打了一仗,游击于守志千余人战死,于守志差点战死,而杜松近在咫尺,迫于压力并没有救援。(游击于守志遇于山口,大败,死千余人,守志亦重创。松驻大凌河,不敢救)
第二件事是言官认为杜松有一些军功其实是通过斩杀亲近明朝的蒙古部族而获,报告有水分不可信,杜松一气之下率军出塞将要一雪前耻,杀了五个人(而所得止五级)。
别看杀敌少可明军自己伤亡多啊,杜松一气之下就要闹自杀,自杀不成先把自己的盔甲武器烧了,可能嫌不过瘾就把明军的武器库军械库粮草库也烧了几座,然后每天喝酒睡觉什么都干就是工作不干。(松益惭愤,数欲自经,尽焚其铠胄器仗,置一切疆事弗问)
七月份上任,第二年四月份就离职了,满打满算九个月,改观是有,那就是还不如从前。
李成梁走了,杜松走了,没关系,因为高淮还在。
在当时很多人看来,赶走李成梁这是正确的,这样辽东的形势会蒸蒸日上,而现实是辽东形势越发严峻在李成梁二次镇辽时已经一发不可收拾。
这个原因是多种因素产生的合力,光讲求辽东总兵这一单方面因素从而改变整个局面,未免有些痴人说梦。
蒸蒸日上也有。不过不是辽东,而是努尔哈赤。
万历三十五年继哈达部后消灭海西四部的辉发部,海西四部仅剩叶赫、乌拉两部;在与乌拉的乌碣岩之战中以少胜多大败乌拉军;兼并野人女真诸部;攻占叶赫部十九座城寨。
大量人口的补充,军事力量的扩张,之前冶铁术的传播,都让建州女真有了长足的发展。
用一个成语来形容:
兵强马壮。
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辽东明军,因为作为正规军作为天朝上国天兵天将的他们们之中的很多人已经三个月没有发工资了,还有更惨的,半年没发。
巡按御史何尔健算过一笔账,结论就是:
辽东明军最苦,干的最多拿的最少,即使全部粮饷工资按时按量发放了,其实也不够。
问题是,还没给够。
何尔健在辽阳阅兵,辽阳是辽东的省会城市(治所),这里的明军停止操练,千万人跪在何尔健面前,“哭声震天”,“山谷震动”。
这哪里是明朝的正规军队,简直就像举家带口的弱势群体讨薪。
这些普通的士兵,他们拖家带口,他们一家七八口人赖以生存的就是当兵的工资,省吃俭用,勉强温饱。
他们不是将领,不能贪污,不能克扣,不能中饱私囊,不能虚报战功,不能靠着将士在前面浴血奋战自己在后方升官发财。
牺牲的是他们,拼命的是他们,除了冠冕堂皇的为国报效,他们更看重的是那点粮饷,那点工资。
现在,一个太监都可以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撒尿拉屎。
之前,被言官弹劾的李成梁,所谓“通敌卖国”的李成梁,哪怕再混蛋再贪污但军旅出身的他第一不会动军人最基本的粮饷,第二会在自己能力范围内积极改善这一切,而现在李成梁已经离开。
评论、指点江山慷慨激昂作报告并不困难,解决问题却并不简单。
万历三十六年四月,高淮克扣军饷1.6万两并像之前一样以劣马供给明军,前屯卫(今辽宁开原东北)第一个发起兵变。
六月,锦州、松山守军相继兵变。
一时间辽东明军云起响应,松山、广宁、锦州、辽阳、山海关等地明军“歃血摆塘,誓杀高淮而后已。”
这已经不知道是第几次兵变了,但从规模来讲这次是最大的一次,参与者有二三万之多,而当时辽东明军也就六万多人。
高淮跑到了北京,恶人先告状,诬陷是某些辽东官员和将领率领乱兵抢夺自己呈现给内库的钱粮。(淮惧内奔,诬同知王邦才、参将李获阳逐杀钦使,劫夺御用钱粮。二人皆逮问,边民益哗。)鉴于这次事情太大再加上高淮之前种种恶性,前有吏部尚书刑部尚书弹劾,后有辽东巡抚赵辑弹劾,外带蓟辽总督蹇达等人一再上疏,高淮没有逃过惩罚,然后被免去辽东矿监调回北京,然后就没有了然后。
被辽人所传唱“辽人无脑,皆淮剜之;辽人无髓,皆淮吸之;实则成梁代剜之代吸之矣”歌谣中狼狈为奸的李成梁、高淮皆于万历三十六年先后而去。
挥别旧的才能与新的相逢,但告别这两位并不等于辽东开始走上正轨。
高淮就是一只肥硕的蛆虫,把它尖锐的爪牙狠狠地刺入辽东这个本就营养不良的病人身体内,在他贫瘠的肢干上,不断的吸食商贾的钱财、军队的粮饷、百姓的田地,除了这些,还有更加宝贵的东西,比如军队对朝廷的忠诚,比如百姓对朝廷的信心,而高淮间接的给努尔哈赤带来了诸如人口、技术的帮助,尤其是冶铁术,这都是难以估计其价值的。
评价历史人物,因为涉及功过的问题难免存在争议,功大于过自然突出正面形象对历史有贡献的再不济通常也会功过相抵,我才疏学浅也信奉年鉴学派布洛赫先生所言不敢妄加评价前人,可在高淮这样的人身上,我反复看来也看不到一点点功绩,倒是他的过错百死莫赎。
高淮走了,可高淮糟蹋后的辽东又该如何?
所谓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三大征后的辽东本就需要“大加存恤”,而经历高淮九年在辽东大地的全面性破坏,辽东已经一发不可收拾,到了无局可守的局面。
而且,明朝朝野上下也并没有对此问题形成统一的认识,弹劾李成梁高淮弹劾完了也就完了,至于真正重要的事情,至于辽东该怎么办,则无人再提。
对于李成梁,我是同情的。
首先李成梁一手打造的辽东安定局面只是一时而非一世,所谓“打天下容易守天下难”,这些都要去李成梁之后的接班人和明朝中央更多精力的关注和支持。而三大征对辽东明军的元气大伤,处于三战之地的辽东要直接面对蒙古骑兵的袭扰,这些事军事方面要面对的问题。
而自李成梁一次退休到二次镇辽的十年,辽东总兵“八易其将”,这直接导致的就是政策的不延续性,军事指挥系统的混乱,而这种局面根本原因还是辽东三战之地,这些将领没有如李成梁之前的辉煌战果故而被弹劾,而高淮乱辽又使本就复杂的辽东变得更加复杂,如辽东总兵马林被高淮弹劾充军,本该一致对外且尚且困难的辽东又陷入了政治斗争的漩涡,辽东因此又陷入了更加复杂更加消极的局面中去。
此时朝野上下一厢情愿仅从道德角度认为单凭李成梁可以扭转乾坤力挽狂澜重新治理辽东,这是不现实的:今时不同往日,李成梁已并非当初热血,76岁暮年的早已暮气难振不复当年之勇,老年人因生理结构的问题在他身上已经出现,纵观古今杰出的历史人物熬到晚年通常都会犯下人生大错;李成梁作为个人也不会拿自己的一世英名和李家家族的满门富贵再去拼搏再去劳心劳力对付日益崛起的努尔哈赤,这个成本他担负不起,他也没有必要担负,而且李成梁已经判断出在当时明朝的情况下无力对付建州女真;而朝野希望利用李成梁对付高淮这样的政治人物让李成梁陷入了两难的尴尬境地。
李成梁累了,张居正的死、戚继光的死、长子李如松的死,这三个时刻成为了李成梁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他从来没有辜负过明朝,相反他已经为这个国家竭尽全力。
那些批判李成梁,动不动弹劾李成梁的言官御史们,他们有身临前线吗?他们有身率精锐出塞两百里吗?他们有满身的伤痕,他们有自己的儿子为国战死吗?
没有,都没有,他们只有一张嘴,他们只有道德,他们只有说教,他们只有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永不犯错。
然而这些空洞的道德制高点永远不会出错的话语对于实践都没有意义。
这就是张居正的伟大之处。
而让李成梁失望的还有万历皇帝。
三大征并没有让明朝财政陷入困难,让明朝财政陷入困难直到崩溃要问两个人,一个是一手建立后金的努尔哈赤,另一个就是万历皇帝。
鉴于努尔哈赤七大恨攻明还有几年,辽事还是兴起,所以就得先问问万历皇帝了。
根据明清史大家孙文良和李治亭先生的考证,万历二十六年皇室采购珠宝,用银2400万两;三王并封,用银934万两,袍服费用270万两;修复三殿,光采木开支就足达930万两。
三大征并没有给明王朝带来困难,三大征的花费跟这些比算不上什么,真正让明朝财政困难的正是来自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奢侈无度和铺张浪费。
而高淮为代表的矿监税监也是万历实行的采榷政策,在激起了数十起民变在不惜为辽东埋下祸乱伏笔在付出难以估值的天价成本下,没有一分钱流入了明朝的国库,反而还把一部分本该入国库的税银连带进入了宫廷大内,也就是内帑。
皇帝自己的小金库。
一个比国库还要富裕的“小金库”。
萨尔浒之战前,为了筹集两百万两银子,也就是这些皇家用度中某项开支的几分之一,帝国上下大费周章,而且间接导致了萨尔浒明军的战败。
一个没有英雄的国家是悲哀的,一个需要英雄的国家更是悲哀的。
这一切仿佛平静水面下的暗流涌动波涛汹涌,仿佛火山爆发前内部的酝酿裂变能量聚集,仿佛暴风雨前日常宁静的午夜,十年后这一切都将猛然出现,成为明帝国的心腹大患。
(本章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逻辑结构有一些复杂,诸如高淮问题和前一章有了冲突,这是自己旧文中的逻辑错误和史实混淆,再涉及了自己不擅长的一些分析和评价,所以很复杂。有些累了,要去跑步,所以明天再改吧,自己随时想到随时修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