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上映的《我不是药神》，短短几天票房已过10亿，而且观影热情不减。得到市场认可的同时，在豆瓣上也达到9.0的高分，口碑相当高。好剧是值得回味的，价值是值得反思讨论的。

1.程勇与张长林的做法有什么不同？

电影是艺术，来源于生活，但又高于生活。影片塑造人物相当成功，在影片中，售卖“假药”的包括主角程勇与反衬者张长林。

张长林出场时，售卖无用的假药骗钱，给观众先入为主地留下坏印象。当拿到印度格列宁的代理渠道以后，先是承诺程勇会低价销售，但后来却无耻涨价，让之前的患者买不起药。典型的无耻奸商唯利是图的形象。

而程勇却正好相反。同样出于赚钱的目的，影片交代了他赚钱的合理性。为生活所迫，为救父亲的病，为解决孩子的归属问题，为交房租。后来他甘愿冒险去印度走私“假药”，低价售药，解决了大部分病患的生存问题。他本身并不是白血病患者，出于愧疚或者同情，他去而又回，将药以成本价卖给病患，完成良心的救赎。影片意义得到升华，主角形象顿时高大。

一个是由好变坏，另一个是由坏变好，形象对比极其鲜明。但其实他们是同一种人，区别在于对救命“假药”的定价不同。

2.价格定多少才合理？

价格究竟该定多少才合理？影片并没给出答案。但似乎涉及到生命，价格就是一个不应该考虑的问题。

拯救白血病患者的是格列宁，是研发出药品的科研人员。无论是谁售卖，都应该考虑到这个前提。药品的研发、试验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成本，而模仿生产却不需要太大的投入。这也是能够低价购买到印度格列宁的原因。如果对知识产权没有保护，对这些研发药物的科研人员没有回报，谁还会攻坚克难，研发新药呢？

正轨渠道购买格列宁一瓶4万，如此高价，医药公司应该研究过它的合理性，它的定价策略应该有市场需求的支撑。他们是公司，并不是慈善机构。他们并不考虑救助所有人，而只考虑可以救的那部分人。

张长林与程勇都是卖仿制的印度格列宁，区别在于一个是卖2万，另一个是卖5千。成本价是2千，两个人都会盈利。在赚钱方面，五十步笑百步；在助人方面，两者都比正轨药便宜，都帮助了病人，只是助人程度不同而已。而得到的结果却是一个因为价格太高被举报，而另一个因为价格可接受暂时安稳。两者的结局，衡量的标准在于病患能不能负担得起药价。

影片只展现了一部分，这个逻辑不再往下推导。可以发挥一下：张长林会不会是因为场子铺得太大，导致需求暴增而提价？当有人承担不起5千药价的时候，程勇又该怎么办？帮人帮到什么程度才不至于被诋毁？程勇最后近乎以做慈善倒贴钱的方式，维持药的供给还能不能长时间维持下去，维持不下去怎么办，会提价吗？ 这些都很有可能发生，但影片不再往下讨论。在出生的小孩，衰老的老太太的那种想要活下去的镜头面前，又有谁会不产生恻隐之心呢？这时，药价这个穷人负担不起的问题还有谁会考虑呢？

3.我们只是想活命，有错吗？

这话具有无可置疑的政治正确性。生命是平等的，但每个人面对死亡，能够承担的风险是不同的。天价药存在，就说明有人在买，而社会财富是不平等的，富人也许能够承担的起，但穷人，就像影片中老婆婆哭诉的，只能吃掉房子，吃垮家人。问题不在于想活命有没有错，而在于以怎样的方式活下去才没有错？显然正轨渠道，穷人走不起，那走斜路有没有错呢？

法大于情，影片最后的判决给出了答案。斜路是不被法律允许的，但真情为民是值得道德颂扬的，程勇也成为了最后的英雄。

4.英雄必承其重。

在生命面前，人人都是自私的。故事有一个反转：程勇要放手，他本身不是病人，不用担心白血病对自己的危害。他也是普通人，需要考虑趋利避害，知道违法是会判刑的。他的退出，原则上没有问题。但病患朋友们的反应是强烈的，几乎达到翻脸绝情的地步。这是因为程勇，他点燃了这些人能够生存下去的希望，而此时他们希望要破灭了。

当在病患群里发布消息，程勇愿意以500成本价将药卖给患者的时候，“希望”两个大字格外醒目。他想担负起责任，想弥补自己心理的愧疚，但面对的这一份份“希望”是沉重的。如果他再次让病患失望的话，因为人性的自私，病患又会怎么看他？

希望是病患的，却把实现寄托在程勇头上。这些病患甚至没有冒风险去印度走私药品，只希望等待有救世主出现，将自己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

张长林说：“我卖药这么多年，发现这世上只有一种病——穷病，你治也治不过来。”

是的，英雄不可能一直救穷人，穷人必当自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