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开】

我的第一次，是什么时候？

我说的是，第一次进入一座城市。任何进入，都无法挽回地失去了，如同你第一次失去少年时期，第一次进入青年时期。比如，我第一次进入上海，是在凌晨五点一刻，随着179次直快列车一起，在晨曦与黑夜的纠缠中，悄无声息地来到上海老北站。

我大概是左脚，又或者是右脚，第一次踏上老北站的第11号站台，内心里一阵惊恐：我竟然亲脚踏在了老北站的月台上了，跟历史突然重合。

1913年3月20日晚上十点三刻，宋教仁、黄兴、廖仲恺也踏上了同一个月台，他们要欢送宋教仁先生西去南京，然后北上北京，与各界人士商谈国事。

就在这个历史的关键时刻，一个杀手从人群中钻出来，朝着宋教仁的后背开了三枪。

宋教仁先生是那个时代最有可能弥合南北争端的和平派、务实派、宪政派，他的各种协调能力极强，在国民党中深孚众望。宋教仁先生北上，本来可能以宪政制约大总统，开创宪政和平的中国历史，从那时开始，进入了动荡不安，或血雨腥风。

这个历史的决定性时刻，就在我的脚下。

而我那时的狼狈，远远超过国民党的几大巨头。

上海，到底是一个什么地方？我父亲虽然是一个走南闯北的好汉，是见过大蛇拉屎，蛮牛斗象的角色，但也没有去过上海。

在经典的绿皮车窗外，父亲说：“上海，青红帮的世界，犀利！太犀利！你要万分消息，在火车上，不要吃别人的东西，不要和别人的水，不要吸别人的烟，也不要离开自己的行李，否则，一眨眼，就会不翼而飞。”

在父亲恐怖的描述下，一个可怕的上海滩青红帮横行的世界，在我的脑袋里成形了。其实，那时候早就不是青红帮的天下啦。但是，即便如此，上海滩也是无数高人转圈的。比如，陈市长某次在南京路上，手腕上的手表竟然不翼而飞。陈市长大怒，找来青红帮各个头子，限令立即查处到底是谁干的。

第二天，有人传信息，希望陈市长从外滩经过。

陈市长依约，带着保卫人员从外滩经过。

等他回到办公室时，发现手腕上已经戴上了手表了。

这简直是我听到过的最神奇的故事，而且是亲耳从父亲嘴里听到的。但不知道他从哪里听来。

总之，经他一渲染，我对火车产生了深层的恐惧感，觉得满眼望过去，都是神色可疑的坏人。

179次直快列车从南宁出发，到晚上经过桂林，整个车厢已经塞得满满的了。连我们的座位底下，都躺满了人，连厕所都狭窄空间里，都挤进去了七八个人。

四十八个小时，我一直在自己的座位上坚守着，眼看着自己的小腹越涨越大，膀胱如同气球一样，在身体里升起。

一夜在湖南境内奔驰；第二天，火车在江西境内蜿蜒曲折。我这么苦熬着，几乎，所有的水分都聚集在了膀胱里了。又过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凌晨，火车驶入上海老北站时，我已经想不起来关于陈市长和手表和青红帮的任何事情了，我脑袋里，充满了一个透明的、软软的、一戳就会爆炸的膀胱的形象。

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巨大的膀胱，慢慢地落在了上海老北站的月台上。

可能是11号，也可能是5号。

只记得，上海老北站的月台，有棚顶。

我在熹微中四处张望，看起来可能鬼鬼祟祟的。

我正要走到阴暗角落，打算一了身体里平生最迫切的夙愿，没想到两位戴着袖套的工人老大哥非常警惕地围了过来，如同特工人员在围捕嫌疑犯。

我立即掏出车票说，有票，有票。

但是，非常遗憾，虽然有票，但不能在月台上做过多停留，更不可能直接从月台上往铁轨上浇水。我只好，随着大群的旅客，佝着腰，鱼贯而出。一出检票口，一眼就看到了华东师范大学的牌子，是接新生的。

我很宽慰，立即想到，那么大一所大学，一定会有厕所，让我痛痛快快地，舒舒服服地解决问题吧。

我抬头望去，看到一辆老式的大巴停在旁边，外形很像一个公共厕所。

等我要登上大巴时，才发现，自己几乎不能再使劲了。再使劲，就百分之百忍不住了。这件事情，简直人命关天。

我的行李，是一个师姐帮我拖上去的。

我当时，感动得几乎要热泪盈眶。

我知道，师姐肯定误会我了，以为我手无缚鸡之力。其实，我还是有一定力气的，但是，我的所有注意力，所有的能量，都在约束那巨大的膀胱中。连汽车在颠簸时，我都能听到水的晃动声。

汽车驶入一条大路，两旁的梧桐树，无关痛痒地挂着大片叶子，在晨曦中摇曳。

我艰难地回头，想看清楚老北站的模样，但是，一片朦胧。

时间过去了三十年，老北站在我的记忆中，仍然一片朦胧。

你很难想象，这个车站，竟然既发生过宋教仁先生遇刺的重大历史事件，又发生了我拖着巨大的膀胱，艰难地行走在月台上的小时间。如果不幸膀胱爆炸，我也可能牺牲在上大学报到的路上，如同宋教仁先生牺牲在北上协调国内局势的征途上。

老北站如今已经淡出人们的视野，连几乎自称本地人的一些年轻人，大概也不太熟悉了。我顺便记起了老北站前那条天目东路——中国最古老的沪宁铁路的尽头，与天目东路一起，在这里结束和开始。

我查了资料，才知道，这是一座英国式的四层庞大建筑，在刚落成时，这座漂亮的火车站，是远东最美的火车站之一，承接了最发达的上海和南京之间的繁忙交通。北伐成功，蒋介石主政南京时，曾偶尔和宋美龄挂一列车厢，从南京到上海“shopping”。这列特制的“美龄车厢”，是从美国订制的，运用了当时最先进的材料，最舒适的设计，车厢里有各种最高级的设施，方便主人使用。2003年筹建“上海铁路博物馆”时，技术人员从安徽淮南把这列车拉回上海，存放在博物馆里。当时，车厢的底盘仍然良好，车轮还可以在铁轨上奔驰。可见这个车厢的质量之高。

老北站，不再是一个繁忙的车站，而只是一个铁路博物馆了。

我还是在写这篇文章时，才忽然发现，老北站变成了铁路博物馆。

很少人亲眼看过老北站的建造方式了。

我们国内如今的铁路，都是车站铁路直接贯通的模式，但是，当时的老北站建造模式非常欧洲化，是铁路到了这里，就来到了尽头，如同轮船停泊了码头。火车驶入，停靠，然后再驶出。你在欧洲旅行，无论是布鲁塞尔、巴黎、汉堡、慕尼黑、维也纳、布拉格，火车站大多数都是这种“停泊”的模式。我只记得，好像科隆大教堂旁边的科隆中央火车站，才是穿透式的铁路。

而上海老北站，完美地复制了当时的欧洲模式。人们沿着月台，一直走到尽头，就是出口。不过，在欧洲现在，并没有什么关卡再检票，你下车，直接就沿着月台走出去了。

说得这么热闹，其实，我只是来过老北站三次。一次是九月十四日晨上大学报到的第一天，第二次是在寒冷的十二月底女同学黎小清从复旦大学来找我，邀请我一起去苏州玩。她来之前先买好了两张票，直接敲开我的宿舍门，我们那时候不善理财，到了月底，早已经弹尽粮绝，柴米一空了。

我惊愕地看着黎小清，觉得她怎么又来了？明明不久前刚刚一起去了华东政法学院，在一幢宿舍楼里见到了一位学姐老乡。似乎是隔壁遂溪县的，具体但不记得了。几乎连面容都一片迷惘。然后，黎小清又来了。

上海的冬天正在降临，我这个雷州半岛的土著，正在艰难地适应中。当时都是单裤，而且是那种伪军装的的确良或者晴纶面料的单裤，完全不抗风不防冻。唯一防冻的，是我的南方皮肤。奇怪的是，来自东北的老胡和来自山东的老王，都已经穿上了厚厚的衣服，我还是一件衬衫打底，一件伪军装套着，似乎完全不怕冷。还要一直到和黎小清从苏州返回，真正见识了寒冷之后，我才在同志们的带领下，也买了一套晴纶料的蓝色长袖“运动服”，袖管和裤管外侧，都镶有两条白边的。那时候，似乎是标准的时髦。如果谁现在还穿这样的一套“运动服”当作内衣，大概会被人看成是怪物的吧？

当时，我们个个都是这样的怪物。

一看见黎小清，我头都大了。

“老廖，我们去苏州吧。”黎小清大概是这么说的。

也许，会比我虚构的这句话更直接。

“去苏州？”我有点小惊，“可是，哎呀，我一分钱都没有了。”

我冲着黎小清摊开双手，似乎是为了证明我确实已经变成了穷光蛋。

“两张车票我都买好了。”黎小清说。

你们要知道，当时买火车票不容易，不想现在上网12306就可以购票。当时火车票是紧俏品，而且是要到火车票代售处或者直接到火车站售票处才能购买的。相对于我们贫穷的大学生而言，火车票是奢侈品。一般来说，我们都是买站票。这次，黎小清也是买站票。

我的看法，苏州能不去就不去，而且天这么冷。

可是，张家港的老龙善解人意地借给我了十块钱，然后深色诡异地对我说：“机会来了。”

老龙的苏州张家港口音，非常神秘，他还故作神秘，老大的巴掌拍在桌面上，啪的一生。

“什么鬼机会？”我嘟嘟囔囔地低声说。

他一把扯我到一边，说：“抓住机会，你就不再是童男子了。”

什么叫做损友？老龙啊老胡啊，就是损友。

老龙算得上是俗世奇人。他一到学校，报道完毕来到宿舍，就跟我打得火热，说，“我已经有女朋友了。”

老龙的女朋友据说在老家，谁也不知道。那时候，也不懂用比喻，例如小芳这种。但是，现在看来，回想起来，大概老龙的所谓女朋友，就是小芳。虽然我们没有当过知青，但是我们跟知青的年纪也就只差个十来二十来岁。老龙后来毕业又回了张家港，不知道是跟小芳终成眷属了呢？还是另有新欢。

至于其他人，例如我们寝室的东北仁老胡，整天嚷嚷着只喜欢“少妇”，非常先进而且震撼。而那时候，我连少妇到底该是什么样子，都不甚了了。

然后，我就被黎小清像是牧羊人赶着小绵羊一样，一起走出宿舍，下了二楼，从一舍门口操场那边横穿过去，到中山北路马路对面搭乘69路公交车，一路晃荡着直奔终点——上海老北站。

从上海老北站进站上车，竟然是深夜了。

难道时光机器在这里发生了作用？还是我完全记错了时间，黎小清来到我们寝室时，已经是晚上？合理推测，是这位法文系女高材生上完下午的课之后，匆匆忙忙离开复旦，去某处买了火车票，然后到华东师大。在当时那种交通条件下，这样忙碌一通，其实非常辛苦的。我却居然，连一杯热水都没有给她喝。这个反思起来，还要继续惭愧，总有一天，应该当面再向她道歉。而且，我们在寒冷的冬天，搭乘一辆绿皮慢车，从上海老北站肃杀之冬中，慢慢地驶出，向着历史深处朝北而去——后来看了地图才知知道，苏州是在上海西部，略微偏北而已。上海去南京，沪宁铁路，也是略微偏北地沿着长江南岸，一路向西。

我们站在火车两列车厢接缝处，那时火车密封性差，寒冷的风，不断地从各种缝隙里钻进来。我们站着，轮换着左右脚。感觉停了好多站，怎么不是到昆山就是苏州了呢？速度，会给你造成一种遥远感，觉得上海到苏州，简直太遥远了，要两个多小时。到了苏州，已经是凌晨两点多。我们下了车，沿着苏州那幢苏式老火车站到站前路，前后走了一通，发现完全没有一个活人。我们又进了火车站候车室，准备在候车室熬到天亮，再沿着火车站前这条街，一直走到寒山寺。

火车站候车室也极度寒冷，完全经受不住。我和黎小清坐在铁皮椅子上一会儿，就觉得受不了，又站起来。那时候，也没有热水什么的，连我们十八岁她十九岁那么年轻，都受不了这样的饥饿和寒冷的双重打击。

我最终决定，从车站小贩那里买了一双袜子。

而且，又要忏悔的是，似乎是我自己独自买了一双，套在原来那双外面，两脚立即获得了温暖。

黎小清没有买袜子，她的抗冻能力比我还强。

也许，我那时应该坚决地也给她买一双？

我手里只有老龙借的十块钱，实在有些紧张。

我还想过，去一所招待所，订一个房间，然后可以一起盖着被子，熬过寒冷的苏州的凌晨。我建议一起出去走走，在刮面的北风中，进入了站前街。

我真的看见了招待所，也看见了招待所那种特有的招牌。

我看看黎小清，她的脸被冻得通红通红的。

我想，如果提出来，去招待所，她会怎么想？

本来就应该这样嘛。

让我的思绪再返回来，看到的是什么呢？是一男一女两个大学生，在寒冷的冬天夜晚，一起搭乘绿色的铁皮火车，去苏州。

我后来写过一篇小说《去苏州》。

那篇小说写的一般，很多关键的细节，都没写出来。

就在这篇文章里，我也觉得，不应该写出来。

我们在第二天返回上海时，我已经精疲力竭了，完全无法复述苏州之行的种种，却要面对宿舍的老龙、老胡等人“饥渴”的目光和严刑拷打。

我坚决不招，而且是避重就轻，“我们就是顺着天目东路，一直向东嘛。”

“到底上了没有！”老胡有点过度兴奋。

他的叫嚷，招来对面寝室的一群狼。

老北站，就这样，跟我的迷惘青春，完全融化在一起，似乎是某种高强度的材料烧结而成。

那时，上海火车站新站还要一个学期之后才开通。所以，我来上海，是到老北站下车。但是，一个学期之后寒假返回老家，却改成了上海火车新站。

老北站突然就变成了历史。

我很疑惑：难道是黎小清提前得知这个消息，买票来找我，最后一次体会老北站的无穷魅力？

老北站的突然关闭，让我上大学的那一次携带着巨大的膀胱的无声无息进入，成为一个特殊的个人姿势。对于历史也许毫无意义，对我自己，却是一个雕塑般的存在。

米兰·昆德拉在他的小说《不朽》里谈到，一个人的姿势，有时候比他的本人更重要。我们常常只记住一个人的姿势，比如列宁，比如希特勒，比如斯大林、比如丘吉尔、比如小罗斯福。然而，这只是一种姿势，此外，我们还知道什么？

我到底是左脚第一步踏在第11号站台，还是第5号站台？这个让我仰望天空，好好想一想。我只记得，虽然仰起头，也没有看到天空。那天早上，我已经足足四十八个小时没有上过厕所了，没有小便过了。

在十八岁之前，我从来没有出过远门。在雷州半岛老家，做一个摸爬滚打，捉鱼摸虾的江湖小侠，上树摘果子，下河玩泥巴。各种小好汉干过的好事坏事，我都干过，唯一没有干过的，是出远门。

我们这些乡村猴孩子，对出过远门的人都无比崇拜。

像我八叔那样，一个人扒火车，从雷州半岛一直向北，向北，先是去东北，然后去了西北。最后，从大西南回到了河唇。而我，一直到十八岁出门远行，都没去过离家五十公里之外的地方。而这次上大学，我满怀着一泡巨尿，佝偻着身体，就这样，沿着老北站古老的月台，进入了上海的中心。

这个我记忆非常清晰，比我昨天去上班路过一条有花有雨的街道，还要清晰。

我一直在想，为何在苏州那次，没有去招待所开一间房呢？

那时，我的世界为何如此的澄澈？

2017年6月15日 星期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