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荣的今天，荒芜的过去——

      岭南，五岭之南，在很多中国人心中，这里都是一个富裕的地区。

    这里有广州、深圳、香港、东莞等发达城市，它们都有自己的特点。前三者的繁华无须赘言，东莞的制造加工行业之发达，也是举世皆知的。那里是著名的世界工厂，因为人力成本低，无数的国际知名品牌都把设计思路送到东莞，让中国人为他们加工生产。             

    我在东莞生活了多年，对那座城市不能说了如指掌，但也有过观察和考察。最令我感动的，是当地政府对文化事业的支持。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策上，当地政府对文化事业的支持力度都很大。东莞市有很好的图书馆，里面设了“市民学堂”，图书馆会定期邀请知名文化人士进行主题演讲，而且，讲座是完全免费的，演讲嘉宾的讲课费用由政府承担。此外，东莞市政府对我这样的新移民非常好，广州举办亚运会的时候，火炬传递经过东莞，我被选做其中的一名火炬手。作为对东莞的感恩，我至今仍然收藏着那支火炬。而且，我在东莞民间发现了很多好东西，比如木鱼歌，偏偏本地人中了解者甚少。我常感叹人们闭着眼睛把东莞称作文化沙漠，使宝藏蒙尘，真是可惜。

      不过，这不是东莞才有的现象，整个岭南，甚至整个中国，对老祖宗留下的宝贝，对本地值得骄傲的文化遗产，都没有足够的了解，甚至一无所知。反而是我这个外乡人，每到一个地方都能发现很多宝贝，心中每次都生起无穷的感叹。我之所以想记录自己看到的中国大地，也有这个原因。

      比如，广东为什么被简称为粤?广东话为什么叫粤语?粤字是怎么来的?恐怕很多人都不知道。

      实际上，广东之所以被简称为粤，是因为先秦时期的古籍称之为越，古时候粤与越通用，因此广东就被简称为粤。不过，古时不只广东地区被称为越地，长江以南的沿海地区都属于越地。《汉书・地理志》中说过，该地“自交阯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因此，中原人称之为百越。所谓的百，就是多，百越则是部落很多、种姓很多的意思。居住在这一地区的人，中原人称之为百越族或古越族——它虽然叫族，但不是民族，而是群体。百越族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其中有许多个少数民族，如壮族、瑶族等。

      和匈奴人一样，百越族的各个部落之间并不亲近，来往也不多，因为语言不完全一样，沟通不太方便，住得又远，还把彼此视为竞争对手，互相抢夺生存之资。不过，百越也有势力较大的部落联盟，由酋长统治。后来跟秦朝打仗的，就是瓯越联盟。

      百越地区与中原之间有五岭(大庾岭、骑田岭、都庞岭萌渚岭和越城岭)相隔，交通不便，越人很少与中原人来往，百越地非常闭塞落后，无论经济、生产还是文化，都处于极为原始的状态。而且，百越地区人口稀少，根据其主要聚居地，大概可分为东越、闽越、南越、西瓯和雒越等部落。其中，东越部落也称东瓯部落，生活在今天的浙江东部瓯江流域一带，即今天的温州地区;闽越部落生活在今天的福建一带，曾建立闽越国，以福州为中心;南越部落生活在今天的广东南部、北部和西部;西瓯部落生活在今天的广西一带，地处桂江和浔江流域，为了跟东瓯有所区别，便叫西瓯或西越;雒越部落又叫骆越部落，分布在今天的广东西部、广西、海南与越南北部同京一带，中心是交趾(古籍中亦作交阯)。

      骆越之骆，有水田之意，也有人说是山麓、岭脚地带的意思。也就是说，过去把耕种山谷岭脚地带水田的越人称为骆越或雒越，以此区别于闽越、于越、滇越、南越等部落。骆越人经常与西瓯越人一起生活，因此，历史上经常将他们并称为瓯雒。

      瓯雒人在历史上最引人注目之处，是他们的制鼓技术。瓯雒的文化经济虽然落后，但他们做出的铜鼓非常好。《后汉书・马援列传》中记载，马援“于交阯得骆越铜鼓，乃铸为马式”。唐昭宗时期的广州司马刘恂在《岭表录异》中也有相关记载:“蛮夷之乐有铜鼓焉，形如腰鼓，而一头有面，鼓面圆二尺许，面与身连，全用铜铸。其身遍有虫鱼花草之状，通体均匀，厚二分以外，炉铸之妙，实为奇巧。击之响亮不下鸣鼉。贞元中，骠国进乐，有玉螺铜鼓。即知南蛮酋首之家，皆有此鼓也。咸通末，幽州张直方贬龚州刺史。到任后，修葺州城，因掘土得一铜鼓。满任，载以归京。到襄汉，以为无用之物，遂舍延寿庆院，用大木鱼悬于斋室。今见存焉。僖宗朝，郑续镇番禺日，有林蔼者为高州太守。有牧儿因放牛，闻田中有蛤鸣，牧童遂捕之。蛤跃入一穴，掘之深大，即蛮酋冢也。蛤乃无踪，穴中得一铜鼓，其色翠绿，土蚀数处损缺，其上隐起，多铸蛙黾之状。疑其鸣蛤即鼓精也。遂状其缘由，纳于广帅，悬于武库，今尚存焉。”“今尚存焉”和“今见存焉”指的都是刘恂写《岭表录异》时仍然存在，但那些铜鼓据说确实保存至今。《岭表录异》的作者刘恂曾是唐昭宗时期的广州司马，任满要回到中原地区时，嫌政治中心的氛围过于扰攘，于是留在了广州，专心创作。可见，岭南虽然地处偏僻，气候对北方人来说也很是恶劣，但相对于中原的政治环境来说，岭南要单纯很多。

      有趣的是，刘恂的《岭表录异》除了记录一些岭南民情、异物、异事外，还记录了很多关于岭南饮食方面的内容，比如各种鱼虾、海蟹、蚌蛤的形状、滋味和烹制方法等，岭南人喜食的各类水果、禽虫也有记述。被贬至岭南的苏轼，同样留下了“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名句。可见，岭南人喜欢吃、注重吃，是古时候就遗留下来的传统。当然，苏轼本来就是出名的老饕，既爱吃，又会吃。他发明的东坡肘子，至今仍然很受欢迎。

      岭南在过去是著名的流放地，很多优秀的文人得罪当朝权贵之后，都被贬到了这块土地上，比如韩愈。韩愈因为阻止皇帝迎佛骨被贬到潮州，临行前，他写下一首叫《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的七言律诗以述愁绪:“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诗中充满了悲凉之感，可见他对岭南的印象是多么糟糕。但是，一到岭南，他就不再顾影自怜，而是将生命投入了更大的事业，为老百姓做了很多好事，尤其在兴修水利、改善民生方面贡献最大。明嘉靖年间，礼部右谏沈伯咸为了表达对他的敬意，专门在韩山写下“功不在禹下”的碑文。

      岭南之所以有后来的繁华，跟韩愈等遭到贬谪的文人有很大的关系，他们不但能为改善当地民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为营造当地的文化环境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如果没有他们，岭南不会有那么博大包容的文化，也不会出现那么多可歌可泣的人物和事件。所以，他们的遭到贬谪，实在说不清算是好事还是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