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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沿着鸭蛋洲头的沙滩，去乌林镇，去外祖母家，是我远行最多的，也是最难忘的，那里才是我的“外甥路”。夏天里，长江涨水，去乌林，必须走水路。先走到廖岭码头，在那里坐过江轮船，船到乌林码头，迈上有很多台阶的河岸。后来嫌弃轮船每天只有两三趟，很受限制，我们大多选择坐村里和洲头的渡船，人员凑合够了，随时开船。冬天里，长江枯水，大片的沙滩显露出来，连沙洲内河也干涸成溪流了。这时，我们选择走北边洲头的沙滩去乌林，要走很远的路，全是步行，为的是省钱。村人的思维似乎是这样：既然有不花钱的走法，即使路程再远，何乐而不为呢。朵朵八岁的时候，大着胆子独自坐船去了外祖母家，回到家很高兴，母亲也就放心了。此后，我和朵朵一起去外祖母家，坐轮船或走岸路，由她带着我。我八岁的时候，也独自去了一趟外祖母家。外祖母是书面的叫法，一般叫做外婆、姥姥，而我们当地土话叫做尕婆、尕尕。相应地，外祖父在土话里叫做尕爹。很多人将“尕”写作“家”，但发音为“嘎”。这种叫法和发音是楚地的特色，而且被楚人移民的西蜀沿用下来。
据说，我最早走故乡沙洲与乌林之间的沙滩路，大约两三岁，而且不是自己走的，是小舅一路背过来的。我有时可能还骑在他脖子上，省力。小舅那时大约十五六岁，生得白白净净，笑容满面，很有力气，很心疼我，一路背着我，汗流浃背，也很高兴。那时我太小，一点印象也没有，是大人后来告诉的，说小舅很喜欢我。我见过小舅的黑白照片，挂于墙面的巨大相框里，在土砖房堂屋的洗脸架上方，被剪去家人和背景，只剩下一个“人形”的剪影。据说死去的人的合影都应这样，要么剪去死人的，要么剪去活人的，只能选一种，避免合影的活人沾上邪气。外祖母和姨妈都说，我长得太像小舅，看见我，就像看见他。我长得像舅舅是正常的，正如朵朵长得像姑妈。我想，这是小舅很喜欢我的一个原因。外祖父家后来换成红砖房，就再没见到那个相框。
大集体时期，外祖父是生产大队里的会计。在外祖父的安排下，十五六岁的小舅做了大队里的赶鸭人，和别的小队的小伙子在一起，组成大队里的赶鸭队。他们背着鸭棚子，在大别山南麓附近的几处湖泊、河流放排鸭，一出门就是一个月，有时是两个月。每次养鸭子的数量，生鸭蛋的数量，伙食费的金额，还有买卖鸭子和鸭蛋，都是小舅跟同伴一起处理，相互监督，做到一切经济收入全部上缴给生产大队，不得贪污。但是两三年后，那个同事的胆子越来越大，趁小舅不注意，开始搞小动作。据说，小舅几次发现他偷偷卖掉一些鸭子、鸭蛋，将钱据为己有，还谎称那些鸭子走丢了，被附近村民偷走了，有些鸭子在外面下了野蛋，所以数目不对了。他被小舅发现确切证据后，又改口了，故意讨好小舅，还说要分给小舅一些，共同保守秘密。小舅认为这些都是大队里的，多次制止他的不轨行为，甚至威胁说如果再犯错，就向大队上报。小舅的强烈正义感，应该遗传自外祖父，而且跟年轻气盛、不谙世事有关，那时毕竟只有十八九岁。有天夜里，小舅在窝棚里睡觉，被那人偷袭按住，活活掐死了。
出了事，那人就逃跑，从乌林跑到汉皋，躲在亲戚家里，迟迟不露面，还托人再三抵赖，谎称小舅是跟别人打架死掉的。据说，那人的叔叔在县里做大官，后台很硬，压着乡里和县里，不准报警，不准立案。外祖父折腾一番，乡里、县里的司法机构都没有立案。外祖父最后在得到一笔抚恤金后，只得忍了，而这种忍让不争的做法，似乎传输给母亲，而母亲又传输给我们。外祖父素来怕事，能忍，以致大舅唱反调，天不怕地不怕。我记得有天，母亲接到村人捎来的口信，哭着回了娘家，独自回去。我那时大约五六岁，刚记事，小舅就撇下我们走了。我永远怀念这个夭亡寂灭、印象模糊的小舅。祖母很喜欢这个小舅，几次感伤地对我说，他来过祖屋两三次，十几岁，白白净净，很活泼，很懂事，见了她就喊大妈。出事前几天，她独自在家，坐在厢房里的马桶上，瞥见家里走进一个年轻人，穿着白衣服，白白净净。她赶紧整理衣服走出来，却不见人影。按照民间的说法，这是人的“生魂出窍”，预感死亡降临，特意到去过的地方，尤其是最留念的地方去“收脚印”。早知如此，她就该让外祖母去“叫魂”。
据说，中国人赶鸭子的行业有1600年的历史。赶鸭人常年生活在野外，追着水草而居，每天赶着一群鸭子，比牧羊人、牧马人还辛苦，比做老师、做保姆还辛苦。有儿歌唱道：“养崽莫学赶鸭客，哪里夜来哪里歇，烂泥田里学鬼叫，浑身晒的漆麻黑。”另有儿歌唱道：“风吹麻叶张张白，撇起鸭棚是鸭客，跟跟田砍走高了，个个草坪得过夜。”《烟雨情》里，秀妹和爷爷在珠江上游赶鸭子，行踪不定，随时迁移，如果鸭子吃了沿途村里的水稻秧苗，或者赶鸭人与村里人产生纠纷，还会遭到暗中投毒，损失大半。无论是汉江、嘉陵江，还是湘江、珠江，赶鸭人的工作程序，一般是从源头开始，赶着一群小鸭子，顺着河流而下，一站一站地走，一站一站地歇。几个月后，到了河流出口处的大城市，鸭子们都很肥大了，正好卖掉，拿着钱再转头回来。这中间，最怕河流突然涨水，或者发大水，会将鸭子们冲散，赔钱不说，白干一场。因此，又有顺口溜唱道：“鸭子客，鸭子客，鸭子竿竿十八节。那年那月涨大水，冲得瓢瓢碗碗都没得。”
几年后，我在自家门前的麦田里，跟小学五年级的班里同学们一起，给学校捡麦穗。中途，一个中年赶鸭人赶着一大群鸭子，经过田野中间的大草沟，叽叽喳喳闹腾了一阵，走远了。大约过了十分钟，我忽然听见地头的大草沟里，隐隐传出一只鸭子的声音，等再次听见后，就赶紧走到沟边，发现一只鸭子躲在草丛里，兀自贪吃肥美的青草，不肯离去。我转身看那个赶鸭人，早就走远了，像是一个将军，带着部队开拔走了，只剩下模糊的背影。我赶紧跳进沟里，几下抓住了鸭子。这只远远掉队的鸭子，成了我家的一顿晚餐。如果它没有远远掉队，我肯定不会去抓它。我很熟悉这条大草沟，多次在里面钓鱼、抓鱼，有时摸到几个鸭蛋，都是赶鸭人走过去留下的，闻闻气味不对劲，打开来，都坏了。赶鸭人在村前田野来回走过很多次，我只亲眼见过这一次。
长大后，我在文岭初中附近叫做五家墩的村里，偶尔看过电影《月亮湾的风波》，是宣传农村致富的。里面的老农养着一大群鸭子，每天必须赶到村边的河流里，手持竹竿守着，有时候见鸭子们不听话，就划着竹排、木船，在河流里驱赶。这场面让我感到很熟悉，因为我家曾经养过两次鸭子，有时候见鸭子们不听话，在屋后池塘里贪玩，迟迟不肯回家，就拿着长长的竹篙去驱赶。这个老农每天在鸭棚里捡一篮子鸭蛋，却时常被村主任等领导借走许多鸭蛋，以各种名义借走，实则是打秋风，拒不给钱。村主任作为报答，作为政绩，将老农养鸭致富当作典型上报，成了乡里、县里的致富典型，貌似是一件好事，实则是一件坏事。外乡、外县的一些人听到这个典型，就纷纷前来取经，这就需要招待，而村里、乡里却让老农家里负责招待，不得怠慢。如此一来，老农每次看到取经人，就感到恐惧，因为必须买肉杀鸭，好吃好喝供着他们。这是一部政治讽刺喜剧电影，很现实，很滑稽，很荒诞，很亲切，如今都不准拍摄了。
读大学时，我时常去在汉皋沙湖之滨的荆楚大学玩，偶然在那里看到新出的电影《烟雨情》，充满诗情画意、牧歌情调，不禁为之倾倒。第二天返校，得知我们学校并没有放映这部电影，可见实属幸运和天意，而且此后再也看不到这部电影。这正如那时在乌林镇游玩，偶尔走进镇里电影院，看到新出的电影《百合花》，瞬间喜欢这种“诗意电影”。《烟雨情》里，秀妹和爷爷，长胜和父亲，两家人都是撑船放排鸭的人家，在珠江上游交集在一起，时间是民国时期。爷爷担心秀妹被沿途的恶霸欺负。就让她伪装成麻风病人。后来她果真被恶霸欺负，被长胜和父亲一起救援。长胜的父亲是水上的老把式，跟吊脚楼的女人是情人关系。该片很有声色，很有情调。我不禁想起了小舅昔日放排鸭的样子，小舅跟长胜的长相、年纪、性格，似乎都很相似，因此小舅在放排鸭时，可能跟附近湖区的某个农家女谈上恋爱，正是这个空当时间，那个同事偷偷卖鸭子、鸭蛋。这部偶尔看到的乡土电影，很像沈从文的《边城》，女孩、爷爷、木船、小鸭（黄狗）、男孩，朦胧初恋，被迫分开，可见是有意模仿的。《边城》里也有沱江划龙舟和抢麻鸭，翠翠和傩送因为一只麻鸭而一见钟情。内地拍摄的《边城》《湘女萧萧》，香港拍摄的《翠翠》《村妓》，这些都可以在市面和网络找到视频。根据小说《丈夫》改编的《村妓》还是三级片，其女主演是香港的知名艳星。
工作后，我在回家的长途汽车上，偶尔看到香港电影《八两金》，有点像《烟雨情》，拍摄时间还早五年。这是关于岭南珠江三角洲水乡的乡村爱情故事，也是一部“诗意电影”，也有养雁鹅、赶雁鹅的场面，让我很喜欢。里面较多涉及乃至批判特殊时期、改革时期的政治，因为是香港拍摄的，照样流播于网络，原封不动，未作删改。比如“只生一胎，严控两胎”，男主角猴子的妹妹为了生儿子，躲到乡下祖屋去生产，只能用乡下的接生婆。这电影拿到积极鼓励生二胎、三胎的当前语境，简直是大梦一场。该片是夫妻档，导演张婉婷比编剧罗启锐大两岁，怪不得里面的表妹乌嘴婆很霸道，始终掐着憨厚的表哥猴子玩，害得他开车连连闯祸，赔了很多钱，最后要走了他身上仅有的八两金，跟人结婚走了。原本不富裕的他，打脸充胖子，装着衣锦还乡，结果变得一无所有。里面还有罗大佑创作、齐豫演唱的一首民歌《船歌》，充满浓厚的乡愁情绪。
相比之下，《烟雨情》的命运悲惨得多，此后不再见于银屏、碟市、网络，令怀旧的我无限伤感。据说，原因是男主角红豆多次犯事，喜欢男童，被列入娱乐界黑名单。其实《烟雨情》播出几年后，有次我在报上看到一则新闻，说红豆和许戈辉一起去参加某地的文艺演出，住在酒店隔壁房间，当晚红豆召一个男孩入住，随即被人举报，我便觉得好笑，私下以为，难道许戈辉的魅力不如一个男童吗？在我眼里，许戈辉是一个极具魅力的女主持人啊。红豆所出演的所有电影、电视剧、电视节目，统统被雪藏，就连有关该电影的报道和论文都被知网删除，难怪我查找起来很费力。古人常言，不能因噎废食、因人废言，由此看来，当代人倒不如古人开通、容忍。这正是我宁愿喜欢民国时期的深层原因。
我清楚地记得电影的片头，显示它是根据某篇小说改编的，名字类似叫《板鸭城的故事》。只因其作者不出名，很难查到小说的名字和内容。后来，我通过搜索有关导演张子恩的一篇电影综合评论，终于找到小说原著的名字，叫《南安鸭的故事》，但找不出作者名字和小说内容。南安板鸭是江右赣州的特产，可见原著写的是赣江上游的故事，难怪电影里尽是江南水乡的味道，不由得让我想起了凌子风导演的老电影《边城》。该电影是跟香港公司合资拍摄的，便将地点改到了珠江上游，因为珠江上游和赣江上游共同发源于大庾岭，一个南麓，一个北麓，总体上均属南岭水系。此时，我才知道张子恩主要是一名“中国风”的动作片导演，执导了《黄河大侠》《梦断楼兰》，其风格跟凌子风有些相似。神奇的是，我正抱怨伤感之际，忽然发现B站赫然发布了《烟雨情》的完整版视频，而且是刚刚发布，仿佛有神灵显现。重看该片，我才看清长胜父亲跟情人撒野主要在木船上，有一段跟儿子打斗的戏，而且大男子气，鄙视女人，才知道秀妹极其娇憨，故意将所戴黄花掉进河里，以吸引长胜，跟他有一段在河底追逐的戏。由此可见，该片于《边城》之外，又融合了沈从文的《丈夫》，蒲松龄的《婴宁》，美国的《青青珊瑚岛》，尤其是叶蔚林的《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塑造了长胜父子俩的硬汉型的赶鸭人形象。我的昔日为生产队赶鸭子的小舅，正是硬汉型的赶鸭人形象。那个冥冥中保佑让我看到视频的神灵，或许正是小舅吧。
从家里由陆路去乌林，是很曲折复杂的。在洲上，先得穿过大湖、张家铺、洲头三个村庄，一直往北走。张家铺跟廖岭铺一样，在非机动化的明清时期、民国时期，是很繁华的码头、驿站，店铺林立，多为吊脚楼。如今，只剩下空旷的河堤。在那些旧时代，张家铺并非某个张姓老板的商铺，而是张家村转化的地名，是一座小规模的村镇，因河运码头而繁荣，而且跟古代公文传递、驿站设置有关。后来，我反复查阅地方历史资料，从1990年版的《齐安县志》里，找到两条有关证据。一是1948年鸭蛋洲西部滩涂崩塌，崩掉土地3万多亩，主要在西北部，被迫拆迁房屋3690间。二是1968年的大洪水，鸭蛋洲再次被淹没，是从西北部洲头崩塌堤段溃口的，长达600米。如此形势下，张家铺河堤的众多建筑，只会早已被全部拆迁，或者被完全冲毁，化为乌有，像是一场大梦。附近河堤的文昌阁，即便不毁于青年学生们的手里，也会毁于滔滔洪水里，从此消失了三十年，甚至五十年。如果有一部《鸭蛋洲志》，我会知道得更准确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