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奸雄曹操娶过十五个老婆，生了二十五个儿子。强大的基因，曹家儿子各有千秋。
长子曹昂是原配丁夫人所养，早年在征刘绣时不幸遇难。
曹冲是环夫人所生，五六岁的时候就和成人的智力一样，曹冲称象妇孺皆知。小神童曹冲深得曹操喜爱，如果不是早夭，继承人很可能是曹冲的。曹冲病死，曹操悲恸大哭，并对曹丕说：“吾之不幸，汝等大幸”，曹冲一死，大家都心知肚明，所以就有曹丕害死自己弟弟的说法，也不无道理。
众多妻子中卞夫人的地位最高，她的三个儿子曹丕、曹彰、曹植是真正有资格进行世子之争的。
“黄须儿”曹彰有力拔山兮的勇猛，但文才不足，他最高的志向是当当将军，为国家出出武力，当领导自是不在行，这点曹彰自己知道，曹操心里也明白。
曹丕和曹植谁更有可能被选为继承者呢？
悲凉慷慨的建安文学，是曹氏父子撑起了最鲜明的旗帜。上有所好，下必从焉，正是文坛领袖的倡导，才开启了一代自觉文学的大门。
昨天看《军师联盟》特别喜欢司马懿的一句话，他说崔琰是把清高活到了骨子里。
评价建安诗歌一词就用的好，誉为“建安风骨”，所谓风骨，就是诗歌不光只是形式技巧上的高超，更重要的是内在的感情的感染，作品中体现作者的生命力。
曹操的诗文，古直悲凉，忧时伤乱、悲叹人生短暂、又渴望不朽功业，如表现重大历史事件，讨伐董卓的反映现实的《蒿里行》“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抒发个人情感，政治抱负的《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曹操是一个胸怀雄图的乱世英雄，儿女情长并不能阻挡他的梦想，因此，在立储的问题上，他不是仅以一个父亲的角色来思考，而是从国家，从自己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来衡量，到底谁才是可以接替他统一天下的英雄。
论文才，曹植更胜一筹，有目共睹，曹操也最爱他的才华。
《军师联盟》有一情节，杨修告诉曹植，你的梦想不是作一个诗人，而是成为像曹操那样的人。可是事实证明，曹植的确是一个好诗人，也恰恰是他的才子气太重，让曹操不放心。
杨修是曹植的心腹好友，人以群分是没有错的，二人的性格特点相似，一样恃才傲物，不懂得收敛。杨修曾多次因为自作聪明而惹曹操大怒。曹植也多次借着酒兴和父亲的喜爱而肆无忌惮，不顾朝廷规矩，离自己的世子之位渐行渐远。
曹丕是曹植的唯一对手，相比总有人夸赞弟弟的才华，曹丕慢慢养成了一种性格，小心谨慎，工于心计。
大多数的人都认为曹丕的位置是算计来的，他不顾手足情深，让曹植作七步诗。
曹丕当真除了城府深就没有优点了吗？
他一直活在这些兄弟们的光环之下，所以常常显得逊色。
曹丕诗歌，清新流丽。《燕歌行》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
音节舒缓，描写生动，表达了一位思妇的绵绵怀远之情。
就诗歌的形式而言，五言诗是最受欢迎的诗歌形式，这是与汉乐府民歌的继承关系决定的，可以说，五言诗成为了整个魏晋南北朝诗歌最基本的形式，一些乐府民歌题材也被沿用。
而曹丕另辟蹊径，写作的《燕歌行》是第一首七言歌行。
曹丕博学多识，《典论·论文》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专门的论著，在文艺思想和文学理论批评中发挥了重大意义。
第一，曹丕提出，作家的才能与文体的特点有关。以七子为代表，“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干之《玄猿》、《漏卮》、《圆扇》、《桔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
论述的是，作家的才能是各有所偏，一个作家往往只擅长写一种文体，但是很难做到通才，也就是“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正如刘邵在《人物志》中所提，任人为用，要特别注意偏才，让他的价值发挥到最大而避其所短。
在研究作家才能有偏后，曹丕提出“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
“本”是指文章的本质，是用语言文字来表现一定的思想或感情容；“末”是文章的具体表现形态，包括内容特点和形式特点两方面。曹丕用雅、理、实、丽四字便概括出了八类文体的特点，对以后文体的研究具有开拓作用。
第二，“文以气为主”，曹丕强调作家个性对文学的影响。
这里的“气”又不同于孟子所说的“我善养吾之浩然之气”的养气说。孟子的“气”是道德品质达到较高境界的精神状态，是通过学习“礼义”而获得的。而曹丕所论，修养文章的气是因作家的感情、个性、气度所决定的，伦理道德色彩的自然本性，属于心理和生理的气。
曹丕把文章的“气”分成清气和浊气，所谓清浊即是阴阳，阳气上升为清，阴气下沉为浊。正如张少康所述，曹丕实开后世以阳刚之美，阴柔之美论文学的先河。
清浊之气如何划分，按曹丕所评“徐干有齐气”“孔融体气高妙”，“公干有逸气”是指刘桢作品中“真骨凌霜”的壮伟风貌。齐气是齐国人舒缓的习性在文的体现，应属浊气，逸气应属清气。
正如刘邵《人物志》云：“人禀阴阳以立性，体五行而著形。”
人的性情是由阴阳二气凝聚而成的。阴阳二气的不同决定人的个性差别，表现在文章中就有差别。曹丕的比喻打的好，就像音乐一般，虽然是父子兄弟般亲近，也不能相移。
“文以气为主”正是符合魏晋之际文学创作的实际，汉乐府民歌是民间智慧的结晶，并未有具体作者的姓名，而是以叙事为主，表现的是普通民众大都会有的一种共鸣。
到了建安文学，尤其是曹氏父子，他们虽也沿用汉乐府题材，但表达的却是新内容，自己的情感，每首诗都带有作者自己的特点。曹操古直悲凉，曹丕便娟婉约，曹植骨气奇高，辞采华茂，建安七子也是个个不同。
这正反映了汉魏之交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想的创作特征和新文学思潮的理论概括，表现由经学时代到玄学时代完全不同的文学批评标准。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幼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第三，曹丕对文章价值的肯定。“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长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
曹丕把文章的价值置于立德、立言的首位，认为文章才是不朽的事业。文章价值观是对传统思想的重大突破，它对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发展的意义巨大。不把文学看作政治教化的工具，而是指实际的治国理论。如此，由于文章地位的空前提高，对文章写作进行专门深入的研究，从而使文学理论批评的重心由探讨文学的社会教育作用，而转入研究文学本身的创作规律与各类文体的特征，促进了文学理论批评的深入，出现了一个繁荣发展的高潮时期。
第四，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对文学批评的态度提出看法。开篇便说“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常人贵远贱今，向声背实。”曹丕写此文时已是太子，他能以一种公平客观的眼光评论各家，是带有超出普通文人的局限的。他强调文人不必“各以所长，相轻所短”不要一味的贬低别人的缺点，而忘了自己的短处。
曹丕虽对一些文学文体略引端绪，但对其后的研究影响极大，如《文心雕龙》等。
曹丕能成为世子，乃至成为魏文帝，并不仅是因为工于心计和暗算，如果把曹植的失败仅归于曹丕一人，或把曹丕贬低的一无是处，的确不公。在乱世之中，谁人不想成为统一天下实现伟业的英雄，主公也好，军师也罢，成王败寇，不过是为自己谋划个安身立命之所罢了，功过又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