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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萧红用散文的笔触，自传式地写成了这部关于她家乡的小说《呼兰河传》。
这部小说是萧红关于家乡回忆的梳理，事实上，萧红对于她所处的东北地区，以及这里的人民一直是又爱又恨的状态——“爱”，她爱这里给了她无穷欢乐的质朴的人、风物风俗；“恨”，主要体现在对国民性愚昧、麻木的批判上。
萧红长于写人写事。这个人，不伟大。就是生活中随意可以碰到的小人物；这个事呢，也不恢弘。因此萧红写作的主题只有一个，那便是我们的“生活”。
我们平常的生活很琐碎，因此萧红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干脆就用这种琐碎的笔法，不厌其烦地将一件件小事记录，一点点地找到秩序，使小说事件繁而不乱。
一个个事件就如同萧红当初将花朵插在祖父草帽上那般丰富又有趣起来，同样，一件件事情的意义又不单是看起来那样简单，包含了作家的多重矛盾和思考在里头。
然后我们便可以发现她在写这本书时的心迹：从繁杂到清晰；从悲悯人物到回归和尊重人物命运。虽有斥责和怅然，最后她仍留下了一个光明而温暖的结尾，透出不衰的希望。
二
萧红对亲情的描写令人动容。
最疼爱她，与她最要好的人无疑是她的祖父——同时，我也相信她的祖父是支撑她写下这部书的最大动力来源之一——萧红的祖父在她出生的时候就已经很老了：“祖父已经六十多岁了，我到四五岁，祖父就快七十了。”但祖父虽老， “爱”却不减分毫。萧红与父亲的关系不是很好，因此，祖父的爱实则是双重的爱，另一份则是缺少的父爱在祖父那儿得到了弥补。
祖父帮她擦灯笼，带她学诗、吃“烧猪”、吃“不掉井的鸭子”等等，这些事在萧红的回忆中是洋溢着幸福的，甚至她有时还透露出因祖父疼爱的洋洋得意与诙谐，令人忍俊不禁。阅读者同样能被其传递的这种情感所温暖，所抚慰，所“治愈”。
同时，我们知道，萧红的祖父是一个地主。但是这个地主并不是一个穷凶极恶的压榨狂，相反，他是一位极其仁慈的老者，对弱者给予最大程度的同情。如，收留“漏粉”的、给团圆媳妇一片埋葬的坟地、帮助冯歪嘴子一家等。正因为这良善的一面，使我们在看待他时，并不是以一种阶级对立的态度，而是以对一个小人物式的，一个亲切的普通人、宽厚的长者的态度相待。
三
萧红对小人物的描写是很感人的。就如赶车的车夫、卖馒头的老人，甚至是那个偷捡馒头的人、一个行路人的笑，都很富有感染力。
在具体写到小人物命运的时候，她用自己的感同身受描写“漏粉”的令人印象颇深。
她原以为漏粉的人住在那摇摇欲坠的房子里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在房上采蘑菇也不怕“若吃到有毒的就吃死了”，甚至还能在晚上，当房子摇晃的时候幽默地说，“房子又走了”。
“若说他们是生死不怕，那也是不对的。”在某刻，晒粉条的杆子被摔下来，粉条打碎了，后来就想到，“哎呀！这要是落到头上呢。”于是每次晒粉条时，连杆子旁边也不敢走了。后来，便匆匆忙忙跑到河边，扔些铜板讨好河神。
“那么这房子既然要塌了，他们为什么不怕呢？”其实他们又怎么会不怕呢，小人物们差不多是“穷”的，对世上的很多东西没得选择，那么也就只好将就。不是他们天不怕地不怕，是长久的这种生活环境令他们不得不对生活“钝”起来。但这又跟“麻木”不同，他们对生活仍兢兢业业，对人则是热情（如采蘑菇时分给邻人和祖父）。人物小而卑微，萧红借助有二伯之口，戏谑了生活，思考了生活的本质，思考了底层人民最深切的无奈，并以无奈同情之。
团圆媳妇是一个十分悲剧性的角色。
这不禁令人想起二零二四年诺奖获得作品《素食者》与其的异曲同工之处，那就是借用旁观者机位，令主人公失语，以此抒发底层女性悲惨命运。
萧红一直对旧式的不平等婚姻持有批判态度。这种态度不仅体现在她早一些的作品《生死场》内（反对旧式婚姻，被其父困在阿城县时所写），还有她以后的一些作品，如《小城三月》等，都透露出对旧式不平等婚姻的强烈反对。从中可以看出，这一主题贯穿了萧红很长时间，以及围绕创作出来的作品量不在少数。无论是语言冷峻的《生死场》还是语言较其温和的《呼兰河传》，作者都在试图用不同风格诠释这一主题，并令他人能够真正地理解女性处境做出不懈的努力。
四
萧红作为一个女性作家，不只写女性，她的视野是开阔的。她也写男性，而且男性小人物在她的笔下不是厌恶，而是怜悯。
《呼兰河传》第六章，全章集中笔力，描写得最活灵活现的人物是有二伯。
有二伯是个小丑一样的角色，在他的身上有一股痞性。这类人物也是当时作家们在写小说时经常书写的对象之一，而且最容易出效果，属于是既出力也讨好。因为他们太有特点了，有特点的东西往往容易写，但要写得好，得费一番功夫。
首先，有二伯是她的二伯，就住在跟前，出来进去的，再加上他很容易生事，很容易观察和捕捉。
其次，萧红抓住了人物的语言描写（当然，对有二伯的动态描写等也是十分重要的，这里只谈及人物语言）通过语言将人物塑造得结结实实。
我们知道，戏剧式人物的语言描写是很重要的，也是很宝贵的。既然让人物开口说话了，那或多或少就要有作用。但要让这种作用效果强烈，要好，《呼兰河传》给我们启示了很重要的两点：一个是要有生活作支撑（生活化），最好来点幽默感；一个是让戏剧化的语言生长于戏剧化的环境与氛围之中。这个“戏剧化”不是拿腔拿调的舞台腔，而是富有感染力又巧妙的语言。
生活的、幽默的比如文中有二伯刻意说反话，凸出古怪，又富含生活的哲理：
我问：“大昂星是龙王爷的灯笼吗？”
他说：“你二伯虽然也长了眼睛，但是一辈子没有看见什么。你二伯虽然也长了耳朵，但是一辈子也没有听见什么。你二伯是又聋又瞎。这话可怎么说呢？比方那亮亮堂堂的大瓦房吧，你二伯也有看见了的，可是看见了怎么样，是人家的，看见了也是白看，听也是一样……”
比如有二伯说话的时候喜欢把“这个”说成“介个”：
“家雀也往身上落粪，介个年头是啥年头？”
戏剧化环境与氛围下的语言体现，例如有二伯偷了铜酒壶、澡盆去卖，和厨子的狡辩与争吵，偷了之后还要极力狡辩，没出息的样子倒是和孔乙己有点像。
……旁边的人听到这里都笑了，可是有二伯还不自觉。
“老厨子问有二伯：
‘一个铜酒壶多少钱？’
有二伯说：
‘没卖过，不知道。’
到后来老厨子又说五十吊，又说七十吊。
有二伯说：
‘哪有那么贵的价钱，好大一个铜壶还卖不上三十吊呢。
于是把大家都笑坏了。
……于是两个人打起来了。
有二伯逼着问老厨子，他那儿昧过良心。有二伯说：
‘一辈子没昧过良心。走得正，行得端，一步两脚窝……’
老厨子说：
‘两脚窝，看不透……’
……
最后以一个幽默场景作结：
我问有二伯“兔羔”是不是大白兔，有二伯还记恨着别人（包括厨子）笑话他“上吊”和“跳井”的仇，有二伯生气说：“大人是大耗子，小孩是小耗子……”既有幽默的痞子精神，又体现小市民对个人命运这一话题以嬉笑怒骂的处理态度，一个活生生的小人物就这么被捏塑出来了。
五
关于小说人物形象的重塑是个很有趣的话题。一种是把短篇小说里一个人物重塑成别的小说里一个完全不相干的人物，比如余华短篇小说《女人的胜利》和长篇小说《兄弟》中都有一个叫“林红”的女主人公，但她们的故事却完全不同。
另一种即将一个短篇小说拓展，重新书写，这个重新书写的东西可能重在故事，可能重在感觉等等。
这说明短篇小说有发展成长篇小说的潜质。
《后花园》里冯二成子被重塑成了《呼兰河传》最后一章里的冯歪嘴子。
推测过程如下：
1.《后花园》是1940年4月发表于《大公报》和《学生届》；《呼兰河传》是1940年12月完稿，《后花园》的写作早于《呼兰河传》。
2.通过对比人物名字、人物职业（都是磨磨的）、人物故事、二者的叙述风格的高度相似性，可以判定冯歪嘴子是冯二成子文本重塑的结果。
那么，我们现在就发现了，在这个文本重塑中，两个人物虽然有近似的设定，但最终的结果却完全不一样。
萧红写冯歪嘴子，写到他的孩子不久也死了，最后以荒凉的景物和人物为结，是悲剧式的；而在写冯二成子的时候，他的孩子并未死去，最后写到那孩子时，“微微地一咧嘴笑，那小白牙就露出来了”是一个光明式的结尾。
我们知道，萧红前一部同样很有名的小说——《生死场》和《呼兰河传》的叙述风格是完全不同的。前者因为被困城中，是悲愤式的；而后者独自漂泊，是孤独式的。在悲愤式转向孤独式中，我们便更窥见了一个形单影只的作家的创作心境。身在家乡批判感增强，而远离故土时，反而用家乡抚慰自己，从悲剧式的结尾到光明式的结尾，我们同样可以窥见一个女性作家坚强和脆弱的交织。在这种的交织中，留给自己一点喘息的机会，寄予民族和生活一种积极的向往，这同样是一个作家作为普通人的一面和伟大心境二者的交织。就是在重重交织中，我们看到的不仅仅只是书中那些形形色色的人物，更是这位、隐藏在书后的，独一无二的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