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斯托波和安东尼.维纳布尔斯[if !supportFootnotes][1][endif]
摘要：这篇论文提出，除非现存的城市模型，以面对面接触这个最基本的空间接近性为基础，否则，现存的城市集中模型是不完善的；面对面接触有四个特征；面对面接触是一种有效的交流方式；面对面接触可以有助于解决激励问题；面对面接触可以促进社会化和学习；面对面接触提供了心理动因。我们依次讨论这些特征，建立其中两个特征的经济模型。在信息不完全、信息变化迅速、信息不易成文、信息成为许多创造性活动关键属性，在这样的地方，面对面接触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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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面对面接触依然重要
尽管交通成本明显减少，能够让交流即刻展开的语言、视觉和符号信息的复杂性已经大大提高，然而，面对面接触依然是经济协调的中心。过去四分之一世纪里，长距离商务旅行的发展快于生产和贸易的发展。假定商务旅行的货币和机会成本不菲，那么，一定有充分的理由在推动经济行为主体聚集到一起，相互看到对方。城市化和地方化的力量依然强劲。例如，最近这些年，美国许多产业部门的就业地理密度一直都在增加。有人估计，在美国，380个企业地方化簇群，雇用了美国劳动力总量的57%，产生了美国国民收入的61%和美国出口价值的78%。即使那些采用比较保守计量方式的研究者，也依然发现，地方化簇群雇用的劳动力大体占美国劳动力总数的30%。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还在延续，高收入国家的许多城市正在复苏。
我们认为，在城市化和地方化背后存在三种力量：企业的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包括获得市场；劳动力的簇群；促进技术创新的地方化的相互作用。在这篇文章中，我们提出，除非以面对面接触这个最基本的空间接近方面为基础，否则，对这些机制的分析可能是不完整的。
我们从这样一个广泛的共识开始我们的分析。这个普遍的共识是，在特定情况下，地方化的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的确十分重要，但是，这种联系不过是当代城市化的一小部分。更重要的是，在这种联系与地方化紧密相联系起来之后，城市化几乎不是因为高昂的交通成本所致，而是因为与物质性交易相关的信息所致，这类信息本身是有成本的，或难以远距离传递的。成交、评估和关系调整都很大程度地依赖于面对面的接触。
我们认为，因为对具有专门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在增加，对比较有弹性的，较高周转的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在增加，所以，劳动力簇群强有力地影响着地方化和城市化。由于雇用者得到了专门化劳动力的大规模储备，能够避免在生产下滑期间囤积劳动力，雇用者高度重视簇群。劳动力则得到了比较大量的潜在雇佣者，让他们减少失业时间，更迅速地发展自己的事业，有比较多的学习和工资增长机会。当然，支撑这些发展的是具体的信号传递和筛选过程，基本上是通过面对面的接触以及网络结构而发生的，而这些网络结构是通过面对面的接触而建立起来的。
第三组解释涉及到技术创新。零散的却很有说服力的证据显示，城市在产生观念和知识中，在观念和知识的商业化中，城市是创新的中心。用来解释这些事实的逻辑是，空间相邻一定在某种程度上改善了创新者依赖的信息流，产生技术“外溢”。当然，支撑这些技术外溢的机制还不清晰。调查的一个途径一定与企业间有知识劳动力的循环，提高这些企业知识重组的能力，促进最优实践，改善它们的产品。例如，在格莱泽（1999）建立的学习模型中，人们可以通过与他们产业中训练有素的个人进行接触，而吸收他们的知识，可能接触一个个体的数目是一个城市规模的递增函数。所以，大城市促进着学习，特别对有才华青年具有吸引力，他们具有返回学习的潜力。这里假定，知识影响了像硅谷或伦敦城这类地方的人。如果真是如此的话，正是通过面对面的接触，知识影响发生了，我们需要一种有关人们致力于面对面接触的动机理论。
雅各布斯（Jacobs，1969）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城市因为它们的经济和社会多样性而取得优势。由于这种多样性是紧密压缩在有限空间里，所以，这种多样性促进着人们之间随机的和偶然的接触。弗罗里达（Florida，2002）提出，因为它们开放的网络，不具名的自由力量，对传统的抵制，在国际化城市里发现的多样性推进了“创新”。但是，我们发现，这些设想没有一个能够直接解释面对面的相互作用，国际化和多样化正是通过面对面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积极影响。这些方式也没有考虑，匿名和大数在协调成本上的劣势，或者没有考虑城市经济克服这些困难的途径。
按照马歇尔（Marshall）的思想，经济主体间直接的和不期的接触是重要的（马歇尔，1919），马歇尔是当代崇尚“产业区”的学生的主要思想来源之一。当然，马歇尔关注的是，隶属于一个专门化的生产者社区，这个社区扩散产业“秘密”，而非雅各布斯描绘的那种国际化和嘈杂的城市生活。人们一直致力于把马歇尔的观念转变成为一种有关当代产业区环境的理论。所有的人都在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当经济主体隶属于一种环境，什么组成了经济主体的相互作用，什么激励推动着经济主体的相互作用。
总而言之，许多城市聚集和城市维系理论，都涉及到了经济主体必须紧密接触的交易体制和环境，涉及到经济主体之间的多种空间后果，比较有效的投入产出联系，比较有效的劳动力市场配置，技术外溢。然而，它们都没有确切地解释，在这种相遇形式下，经济主体做了些什么，它们也没有解释经济主体为什么接触。这些相遇当然是经济主体之间面对面的接触。所以，在思考产生聚集的机制时，人们忽略了面对面。
这篇论文试图探索面对面的接触。首先，我们揭示面对面所具有的独特的行为属性和交流属性，这些属性使面对面作为一种交流技术、作为协调、作为动机的特殊优势（第二节）。我们发展了两个博弈-理论模型，说明为什么经济主体致力于面对面的接触，探索面对面微观经济理论的模块(第三节)。然后，我们把这些观点放进面对面的作用这样一个大背景中去，讨论不同经济领域的协调活动（第四节）。最后，我们提出面对面接触在未来的重要性。
2 面对面接触的特性
为了思考面对面接触在经济中的可能作用，面对面接触作为一种类型的行为和相互作用，我们需要找出的它的属性。表7.1列举了面对面接触的4个主要属性：面对面接触是一种有效的交流技术；面对面接触允许经济主体调整承诺，进而减少激励问题；面对面接触允许筛选经济主体；面对面接触刺激工作。
2.1.作为一种有效的交流技术的面对面接触
表7.1的第一行提出了面都面接触作为一种交流技术的优势，尤其是在需要传递不能成文的信息时，面对面接触具有交流优势。
表7.1、面对面接触
功能面对面接触的优势背景
交流技术高频率、反馈迅速、直观的和肢体的语言非成文的信息。研发。传授。
关系中的信任和激励发现不诚实、时间上同时在场的承诺会议
筛选和社会化身份公开。判断和被判断。获得共享的价值职业团体，成为圈圈
冲动和动机作为展示的绩效表达
成文信息具有稳定的意义，这种稳定意义与表达信息的符号系统的一种确定方式有关，无论这种确定方式是语言的、数学的，还是视觉的。因为支撑这种成文信息的符号系统能够通过信息基础设施得以广泛传播，明显减少每条详细的边际成本，所以，成文信息的传递并不昂贵。发展这种符号系统，就像建设传输系统那样，可能昂贵或缓慢（语言技能、数学技能，等等），但是，用来交流信息则是便宜的。这样，成文信息的传输具有强大的网络外部性，一旦开发了基础设施，新的使用者可以进入，获得整个网络。
但是，不成文信息仅与传递成文信息的符号系统有着不紧密的相关性。不成文的信息包括大量语言的、基于单词的表达（“言语”和“语言”的区别），尤其是可能称之为“复杂话语”。例如，我们可以在没有理解一种语言的比喻的条件下，学习一种语言的语法和修辞。这一点对一些用数学表达的信息和大量视觉信息也成立。如果信息不是可以成文的，仅仅获得符号系统或具有形体的基础设施，是不足以传递信息的。不成文信息的传递可能具有非常有限的网络外部性，因为成功的信息传递基本依赖于一对特定信息发送者和接受者的基础设施。贝特森（Bateson，1973）提到过，意会知识的“类比”性质：个人之间的交流需要对一个问题的复杂性做一种平行的处理，只有在与另一个角度相联系时，才能接受和理解一个问题的不同角度。
在这些情形下，面对面接触的人们，通过允许一种有深度和快速反馈，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处理技术，这种有深度和快速反馈不可能出现在其他形式的交流中。正如组织理论家尼廷·诺里亚和罗伯特·埃克尔斯（Nitin Nohria，Robert Eccles，1992）指出的那样：
“---相对于以电子作为媒体的交换，面对面相互作用的结构提供了一种中断、修复、反馈和了解的特殊能力。与基本上是连续的相互作用相对比，面对面的相互作用使得两个人能够同时递送信息。面对面相互作用中的中断、反馈和修复循环如此之快，几乎是在瞬间完成的。”
这个看法回应了社会学家戈夫曼（Goffman，1982）的发现，“一个讲话者可以在她的信息传递完之前，就看到其他人如何反应她的信息，对其发言做出改变，从而诱导出不同的反应。”
当然，并非仅仅大量信息的不成文性使得面对面接触成为一个超级技术。在一个面对面接触背景下的交流，同时发生在许多层面– 语言的、形体的、语境、有意的和无意的。对于许多人来讲，要想传递复杂的、意会的知识，这种多维交流是必不可少的。例如，社会心理学家提出，创造力源于一个时间里若干个不同的信息处理方式，不仅包括标准的演绎方法，还包括类比方法、比喻方法和比较方法。这些不同的交流手段相互助长，引导衔接，而这类衔接不能通过严格的线性直觉和推理来获得。延伸这个观点，只有通过这些交流层面，才能实现多样性和意外的完整收益。语言学家塞尔和奥斯丁（Searle，1969；Austin,1962）提出了交流分析的另外一个方面，“语言是行为”，面对面的对话是一个综合的和社会的创造活动。按照类似的思路，如戈夫曼（1959）和加芬克尔（Garfinkel，1987）这类社会学家揭示出，源于共同在场的相互作用，可以类比舞台上的演员，他扮演一个角色，视觉的和有形的线索想要“说出来的”，至少与演员们用话语表达的一样重要。
2.2.关系中的信任和激励
表7.1第二行提出了这样一个观念，共存可能减少经济关系中产生的激励和协调问题。与意会的知识相关，总是残存着不确定性，所以，需要最小化对一个寻求免费或操纵他人的经济主体的激励。当一个信息的可靠性程度不高时，会存在这些道德伤害。有时，我们可以通过信息透明或澄清信息本身来减少这种伤害。但是，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它们要求影响利益攸关者之间的关系。相互之间足够紧密地接触，允许视觉“接触”和“情感亲近”，建立起人际关系基础。
例如，当代基于知识的经济包括了许多人聚在一起获得和交流信息的项目。一般来讲，这类项目的后继阶段，撰写报告，执行交易，或构建投资，涉及到了成文信息。正是在比较早期的阶段，信息比较易变。这个项目是个不错的设想吗？一种方式应该紧随另一种方式吗？回答这些问题需要项目合作者承担研究和共享研究结果。这类研究的投入和产出都是看不见的。这样，一个合作者可以凭良心去研究这个项目，或者简单地搭个便车，期待这个团队的其他成员会去做这项工作。
在削减这些激励和搭便车问题上，面对面的接触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之所以如此的原因是，在面对面接触的情形下，很容易观察和解释合作者的行为。可以了解任何信息，但可以不去相信任何信息。在交流中，存在强有力的意向性。知道其他人的意向，会使我们解析他们正在向我们表达什么的实际意义。讲话和行动是紧密相关的，但是，讲话不会自动地向我们揭示另一个人打算做什么。人类对来自他人的非语言信息，尤其在涉及到情绪、合作和值得信任的事情时，格外敏感。普特南（Putnam，2000）提出，“在人类进化过程中，能够发现谎言的非语言迹象，给人类提供了重要的生存优势。”心理学家梅拉比安（Mehrabian，1981）提出，“我们的面部和语音表情、姿势、动作和手势，”都相当关键；当我们所说的“与它们中间包含的信息发生冲突时，其他人不会相信我们所说的– 他们几乎完全依赖于我们所作所为来下判断。”
面对面的接触可以推进信任的发展，这是在削减这些激励和搭便车问题上，面对面的接触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的第二个理由。信任依赖于信誉的影响，或依赖于参与者之间对一项交易的多重关系，这种关系可以产生低成本的实施机会。信任也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合作者花费时间、金钱，努力建设一个关系。同时出现的时间和货币成本可能是巨大的，远远大于新的成本。这些成本是投入的，表明维持关系的愿望；没有第二次，第一次的价值也就消失了。当然，为了建立一种关系纽带，这个成本一定是巨大的和透明的。很矛盾的是，电子邮件可能很有效率，但是，这种效率摧毁了这个信息本身的价值。电子邮件的平台大大减少了传递一个信息的成本，也减少了接受这个信息的成本，电子邮件使这个成本基本上是不透明的。低成本和不透明大大限制了这个关系纽带的价值。返回一个收条仅仅意味着收件人已经打开过这条信息，但是，发件人不能确认，收件人是否关注了这个邮件，了解了这个邮件的内容。在这个意义上讲，对于复杂的依赖背景的信息，平台本身就是信息。向对方表明愿望的最重要的平台，就是直接的面对面的接触。
2.3.筛选和建立社会关系
在以上判断的基础上，即使我们承认，面地面接触是一个有效的交易技术，我们也不回避这样一个事实，面地面接触依然成本昂贵，至少是耗费时间的。我们没有与整个世界面对面接触的奢望，所以，我们需要筛选出我们期待相互作用的人来。我们如何找到这样的人呢？一种途径是正式的筛选程序，考察和鉴定。另外一个途径是发展非正式的网络，在这个网络中，发展这个网络的成员，分享成员能力的知识储备。
这种类型的社会和职业网络需要面对面的接触，当然，并非总是如此。一个理由是，他们必然是以非匿名的个人为基础的；这个群体的成员继续判断这个群体的其他成员，自己也被判断，与这个群体的其他成员共享判断。在一些国际化了的职业圈里，如学术圈，并非总是需要同处一地，当然，在各式各样的会议上，面对面的接触的确强化了这种网络。在其他活动中，这些信息网络只能维持在有限制的地理区域内。在时装、公共关系和许多艺术（包括电影院、电视和广播）领域里，“顶端”有国际网络，但是，这些职业网络的中间层次则是非常地方化的，变化迅速，成员们使用的信息与背景高度相关。在部分金融服务和高技术产业中，地方网络与远距离接触系统交织在一起。几乎任何与商务-政府关系相关的网络都是国家和区域范围的网络。
合作者的意会知识的确是最有价值的东西，大部分意会知识只能以寓意来成功地交流，它们的意义与文化和背景紧密相关。波兰尼（Polanyi，1966）提出，意会的和寓意的知识深深植根于特定背景中。这样，可能的合作者需要相互“了解”，或通过社会活动，形成广泛的共同背景。社会学理论所说的社会化是，作为社会人的个人的生产，社会的人发展出特殊的能力，向他人显示，他属于一定的圈圈，所以，从别人那里获得归属的认定。个人学会共享“规范”，这种规范显示他们具有一定的判断标准，反过来，共享“规范”向其他人显示，他们同属相同社会圈。这种规范给他们提供了成为构造起来的社会圈的成员。在很大程度上讲，通过家庭、学校和一个人所在社区和工作场所的面对面接触，必然实现社会化。
在经济发展的两个时间尺度上，面地面接触发挥它的筛选功能：在长期过程中，通过社会化的个人做筛选；在短期过程中，允许可能的合作者评价职业群体和网络中其他人的绩效。
2.4.来自面对面接触的“冲动”和动机
表7.1最后一行显示了，超出语言和视觉交流的另外一个方向的面对面接触激励效果。让我们相互看看，了解只能通过这类视觉接触送出的有意无意的信息，并非面对面交流的力量的全部来源。在戈夫曼（1959）看来，面对面接触是一种表演，一种信息产生的一种手段，面对面接触不只是为了更有效的交流。在这种表演中，讲话、意愿、角色扮演和特殊的背景都集中到了一起，提高传递信息的数量和质量。此外，通过刺激模仿和竞争，表演更为努力。心理学家已经揭示出，寻求愉悦是一种强有力的行为推动力量，一定种类的愉悦与身份和地位相联系：我们效仿他人，试图比他们做得更好，从比他们做的更好中获得愉悦。当我们正在做出努力，这种努力正在露出成功的端倪时，存在一种推进我们向前的生物物理的“冲动”。当然，当这种冲动转化成为“常规”状态时，所有的愉悦都褪去了，只有再次找到愉悦，才能再次改变常规状态。这样，寻找令人荣耀的身份和地位是必须不断更新的强大的动机。面对面接触提供了这种希望最强有力的，最具体的信号，能够产生这种冲动，推动我们做出更大更好的努力。所以，即使我们现在可以通过复杂的计算机监控系统，监控就业者的表现，也几乎没有几个工作场所真正消失了，工作场所实际上是面对面接触的中心舞台。这不仅仅因为就业者在场时更容易监督就业者，还因为这种在场具有激励作用，对人们的愿望、模仿、竞争和对失败感到羞愧的都产生影响。
3 为什么人们致力于面对面接触：两个模型
在我们讨论了面对面接触的这些基本属性之后，我们现在提出面对面接触如何协调经济主体的两个分析模型。在第一个模型中，面对面接触克服了工作合作关系形成中的激励问题；在第二个模型中，允许行动者评估其他人的品质，促进支撑更为有效合作关系的“群体”的形成。
这些模型从发展面对面接触的微观经济理论开始。这两个模型都得到了这样的结果，面对面接触提高了生产力。
3.1.联合项目的激励
博弈论分析提供了一条引出一些激励问题的途径，这类激励问题可能在信息易变且行动不可观测时出现。假定两个人正在考虑承担一个联合项目，但是，这两个局中人都不确定这个项目的最终价值或品质。这两个局中人最初所知道的是，这个项目做得好，产生收益A，这个项目做得不好，产出为0；这两个局中人都给项目做的好设定了相同的先验概率ρ。这场博弈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涉及到获得这个项目性质的信息，第二阶段涉及到信息共享，决定做还是不做这个项目，项目实施。获得信息或搭便车的激励是什么？通过面对面的接触，如何改善激励？
第一阶段，这两个局中人分别独立承担研究，预计这个项目好或不好。局中人i可能青睐gi,或不青睐bi。但是，这类预计并不精确，好项目可能呈现不好的迹象，或相反。通过进一步努力ei，每个局中人（i=1，2）可以改善所接受到的迹象的品质。
第二阶段，这两个局中人无保留地相互介绍自己的预计。利用标准贝叶斯技术[if !supportFootnotes][2][endif]，他们使用他们结合起来的信息，计算这个项目成功的概率；接受到的好的迹象越多，改善迹象质量的努力越大，这个项目成功的概率就越高。然后，这两个局中人决定是否继续进行下去。如果这个项目成功，推进成本为C，产出收益A，其为0；我们设Aρ= C，这样，这个项目产生的期待的剩余为0.
[if !vml]
[end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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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激励和平衡
图7.1说明了个人面对的激励和平衡的结果。横轴和纵轴分别为两个局中人所做努力的水平，OA和OB把这个空间划分成3个区域。在OA和OB之间的努力水平是，在第二阶段，如果两个局中人都接受到了好的迹象{g1, g2},那么，他们选择继续推进这个项目。但是，在OB以下区域，局中人1比局中人2所做出的努力要小很多（所以，局中人1所提供的判断是不可靠的），以致他们在局中人2有好迹象和局中人1有不好迹象{g2，b1}的情况下继续做下去。类似，在OA以上区域，他们在{g1，b2}的情况下继续做下去。EU1曲线是局中人1预测的效用无差异曲线，向右表示局中人1的努力上升，与OA和OB相交。实线是局中人1对应于每个努力水平e2的最好反应函数e1 = R（e2）。我们看到，如果e2非常低，局中人1会忽略局中人2的预测，投入一个常数量的努力（OA左侧区域）。反之，e2足够高，局中人1会搭便车，不投入任何努力（低于OB的区域）。在e2处在中间水平上，随着e2减少，局中人1投入正水平的努力。正如实线是局中人1对局中人2努力水平的最好反应，虚线（它们的反应大体围绕45°线）是局中人2对局中人1努力水平的最好反应。
如图7.1所示，这场博弈有三个纳什平衡点，Es，E1，E2，它们分别出现在两个局中人最好反应的焦点上。Es是对称的，两个局中人投入等量的努力。E1和E2是局中人1（和局中人2分别）没有做出努力时的均衡点；但是，如果真是这样，对于局中人2来讲，究竟投入多大努力，是一个私人的选择。搭便车意味着，几乎没有收集什么信息，在E1和E2这两个平衡点上，开展的项目比在Es平衡点上开展的项目要多，失败项目的比例比较大，聚集收益比较低。
多重平衡点反应了对个人在这类项目中搭便车的激励。在减少搭便车的地方，面地面接触可以为选择对称平衡点做些什么呢？面对面接触，也就是两个局中人的一次会面，可以发挥两个不同的作用。首先，先于博弈开始之前的面对面的相会可以让局中人在这个平衡点上做出协调。一方面因为这种会面的固有的同时性：两个局中人被放到了一种没有说什么都不做机制的情形中，另一方面因为面对面接触的心理学影响；参与者期待被他人尊重，所以，协调而不是冲突可能萌生出相互尊重，所以，抱着坚持什么都不做的想法，很难去做这样一种面对面的接触。有了面对面的接触，一个局中人很难坚持他什么都不做和搭便车的立场。
面对面会面的第二个作用源于这样一个事实，会面是一种成本相对比较高的面对面接触的形式。假定局中人不过是交流信息。参加这类会面具有实际成本，每个局中人都在它自己的信息基础上，决定是否做出这类接触：正是在这类接触中，信息得到共享，决定是否继续推进这个项目。与无成本的信息共享相比，去做面对面的接触或不做面对面的接触如何改变情形呢？如果这次接触的成本高于局中人不做任何研究（以及那些已经感觉到一种不良兆头），局中人会觉得这次面对面的接触不值得。所以，什么都不做不再是私人合算不合算的问题；每一个局中人在获得合伙人的信息之前，必须付出成本（即参加这类面对面的接触），这个成本不值得偿付已经获得了的最初信息。
就图7.1来讲，每一个局中人的无差异曲线的形状有所变化。对于局中人1来讲，低于OB意味着不值得在他的预兆不好的情况下去做这类面对面的接触。在这个接触中，没有共享这个项目剩余的前景，减少的EU1处在低于OB区域中。这种无差异曲线EU1的形状变化意味着最佳方应函数R（e2）从点a向右延伸。延伸得充分远，点E1（E2类似）不再是平衡。这个最佳反应函数现在Es点有一个交叉，在这个位置上，两个局中人都处于积极努力的层面上。所以，面对面接触把一组平衡点减至一个唯一点，在这个平衡点上，两个局中人均做出努力。
这个高度程式化的分析，形成了面对面接触可能具有的两个不同可能的功能。一个功能是在博弈前协调一个可能平衡点。另一个功能是增加搭便车成本的途径；没有做工作的局中人，不会发现值得去做这样一个面对面的接触，不能从这个项目中获得正收益。
3.2.团体内的形成：进入循环
我们在2.3节中提出，预先对可能合伙人的筛选或社会化是重要的。在许多背景下，通过正式的鉴定和体制化的筛选机制，容易专业考察，来实现对合伙人的筛选。但是，在另外的背景下，特别是在创造性活动中，我们很难正式地评估能力，我们不能规范化和体制化绩效标准，这类正式的技术未必很有效用。相反，非正式的网络，“圈圈里”或“团体内”，可能成为甄别机制。
这种群体的信息基础是什么？在那些不可能做事前筛选和个人能力或努力鉴定的地方，尽管会有成本，还是要对所有的成员开放。当然，一旦开放，成员们终止其匿名状态，知道谁在这个团体中，观察成员的绩效，反过来，自己被其他成员观察。使用这类信息维持这个团体的品质。最简单地讲，我们使用失败记录作为排除某成员的基础。所以，群体成员不断判断和被判断，确切地知道谁在这个群体“中”，谁在这个群体“外”。
一旦这类群体的团体内形成，那么，团体内具有许多特征。首先，团体内会包含的能人比例高于一般水平；能人承担成功项目的概率比较高，更有可能作为群体成员而存在下来。第二，这个群体的成员（以他们的能力为条件）会比群体之外的人收益更高些，因为他们与比较高素质的人配合了起来。第三，这个群体的成员会比群体外的人更努力的工作；这种收益差异产生了一种留在这个群体中的激励，留在这个群体中的概率随着工作努力而增加。最后，虽然最初进入这个群体是面向所有成员的，可能有进入成本，也许以时间和投入而有资格属于这个群体。即使对于所有能人都是相同的，那些能力稍差的人也会因为在这个群体中的收入较少而退避三舍。这就是自我选择机制，强化这个团体内相对于团体外的能力构成。
假设存在一个规模为1的群体，每个时期的外源性死亡率和出生率为δ。这个群体包含着两种类型的群体，能力大的，能力小的，分别用H和L表示，在这个群体中，能力大的比例为[if !vml]
[endif]。这个团体内的人口是内源决定的，以φ表示。这个群体中具有较大能力的比例（也是内源性的）用[if !v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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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if]表示，而具有较大能力的局外人的比例用[if !v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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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if]表示，这样，[if !v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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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if]，这里，我们使用I和O分别表示局内人和局外人的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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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个时期，所有的个人匹配成承担项目的对子。这个匹配在每个群体内进行，但是，这个匹配过程是随机的。一个项目的成功与失败依赖于两个合伙人的能力和他们的努力，所以，对于两个大能力的合伙人，大能力的和小能力的合伙人，两个能力不大的合伙人，成功的概率采用如下形式表示，因为i = O，I：
[if !vml]
[endif]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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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概率依赖于外源性的成分，[if !vml]
[endif]，依赖于个人的努力。我们假定，[if !v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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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if]，因此，具有大能力那对小能力的有价值，而小能力的对大能力的也有价值。团体内大能力的来讲，个人努力用[if !v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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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if]表示，通过一个递增的凹函数f（）影响概率。这样，如果由一个大能力的和工作比较努力的个人来承担项目的话，项目比较有可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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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由团体内的成员承担的项目失败了，这个项目的两方参与者均被具有概率γ的团体排除掉。因为失败的概率依赖于一方的合伙方，从这个团体中选择合伙方是随机的，所以，排除大能力的和小能力的概率，ηH和ηL由如下式得出，
[if !vml]
[endif]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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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团体中一个人与大能力的人相匹配的概率是[if !vml]
[endif]；两个大能力人合伙项目失败的概率为[if !v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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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if]，一个大能力人与一个小能力人合伙项目失败的概率为[if !v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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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if]，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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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可以决定团体的规模和团体内的技能构成。团体中有能力的人的数目，[if !vml]
[endif]，按照如下微分式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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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vml]
[endif]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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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第一项是进入这个团体中的有能力的人。这一项由出生率，δ，这个群体中具有较大能力的比例，[if !vml]
[endif]，选择进入这个团体的比例λH。第二项是被排除的加上死亡的大能力的人数。类似，对于低能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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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vml]
[endif]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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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稳定状态下，这些表达式为0，设在团体中的大能力人和小能力人的数目分别为，[if !vml]
[endif]和[if !v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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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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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vml]
[endif]，[if !v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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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if]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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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式（5）提出了基础案例模型。当我们假设，所有的个人都做出相同水平的努力，[if !vml]
[endif]，这个群体的所有成员以进入团体开始经济活动，λH =λL = 1，团体内具有比团体外要高的平均能力，[if !v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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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if]>[if !v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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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if],道理很简单，能力较大的人不太可能卷入失败的项目，面对被排除。在我们详细说明项目成功或失败的收益时，就可以评估成为这个团体成员的收益。假设一个成功项目产生2α的收益，一个不成功的项目产生2β的收益，两个合伙人平分收益。以下式得出对团体内外大能力的和小能力的个人所期待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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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vml]
[endif]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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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排除了工作成本。现值收益是，
[if !vml]
[endif]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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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7）的第一排，团体外部的人得到以出生率δ折算的瞬时效用。式（7）的第二排得出，只要留在团体中，他们得到的附加的效用。按照我们的假定（所有个人的工作水平和进入团体的概率都是相同的），在团体中的瞬时获得对大能力的和小能力的都一样，所以，[if !vml]
[endif]。当然，大能力的人比小能力的人成为团体内成员的当前价值要大，[if !v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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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if]。理由也不难理解，他们期待群体成员的收益能够延续下去，所以，他们不太可能涉足失败的项目和被排除（[if !v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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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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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结果推出了若干放大效应。假定个人选择了投入工作的水平，以期最大化现值收益（式7）。增加努力就增加了成功的概率，当团体中的人减少被排除的概率时，这一点对团体中的人很有价值（式2）。对于团体外的和团体内的，对应的一阶条件为，
[if !vml]
[endif]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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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团体中的比团体外的工作要更努力些，因为他们担心被排除到这个团体之外。这个努力的效果对于比较有能力的人更大，因为[if !vml]
[endif]，所以，这个努力的效果具有进一步提炼这个团体的效果，大能力的人越努力工作，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留在这个团体中的概率就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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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新进入的与最初进入这个团体中或没有进入这个团体中的劳动力是什么比例– 如何决定λH和λL？我们假定，所有的个人都可以进入这个团体，但是，现在增加一个进入成本– 如在一个昂贵城市里的工作成本，或与这个团体一开始进行接触的投入。作为一个固定成本，我们模拟这个跨个人的变量。这个群体由z标志的成员，成本以[if !vml]
[endif]，[if !v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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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if]。通过找出那些固定成本等于预期收益而成为这个群体成员的边际进入者，获得一开始进入这个团体中的大能力的和小能力的人的比例，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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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vml]
[endif]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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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我们再次看到，[if !vml]
[endif]不平等引起较高比例的大能力的人比小能力的人一开始进入这个团体。所以，进入成本成为了一个自我选择机制。团体内外能力空白进一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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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概括的这个结果可以通过一个数值例子在表7.2中总结出来。第一栏是基本案例。使用附录中的参数和0.8%的拒绝概率，“团体中”的占这个群体的18.4%。团体中所占有能力的人的比例高于这个群体中有能力的人的比例，团体内成员的现值收益效用比起团体外的人要高。这个效应对大能力的人比对小能力的人要大，[if !vml]
[endif]。剩下的栏允许努力和进入这个团体的内源性选择。如果努力是内源的，这个团体中的人比团体外的人工作要跟努力些。在失败概率减少时，这个效果会增加团体规模，增加大能力的人在团体中的比例，[if !v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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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if]。第三栏是进入这个团体成本的效果。虽然这个成本对大能力的人和小能力的人相同，但是，大能力的人成为这个团体成员的收益要大一些。这样，在这个例子中，81%的大能力的人进入这个团体，而仅有25%的小能力的人进入这个团体。这个案例调和了原先的效应，假定最高的价值[if !v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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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if]，大能力的人在团体中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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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2.团体形成：拒绝概率γ= 0.8
基础原先进入成本努力和进入成本
φ 0.184 0.203 0.132 0.224
μI 0.496 0.514 0.797 0.799
μO 0.293 0.283 0.258 0.194
[if !vml][endif] 6.07 6.41 6.62 7.19
[if !vml][endif] 1.44 1.73 1.56 1.7
[if !vml][endif] 5.82 6.07 5.66 5.67
[if !vml][endif] 1.32 1.57 1.16 1.17
λH 1
0.81 1
1
λL 1
0.25 0.37 0，37
————————————————————————————————————
谁是这个过程的赢者和输者？第四排-第七排给出了个人效用的现值收益。如果没有团体存在，所有大能力的人就会都有相同的效用，所有小能力的人也会具有相同的效用。团体的存在创造了团体外和团体内之间的空白，就这个空白而言，大能力的人比小能力的人要大，当这个努力是内源性的，进入这个团体的成本影响个人初始进入这个团体时，这个空白是比较大的。当团体成员重新组合迫使团体外的人产生更糟糕的匹配时，团体外的人是比较大的输者。团体中的赢者是那些大能力的人。当然，值得注意的是，甚至那些个人并不希望，一个项目的失败导致排除的概率仍然为1。随着拒绝概率γ的变化，他们的效用一般会在0-1之间的某个值上最大化。拒绝概率γ太低，这个团体不具有足够高的平均品质；拒绝概率γ太高，甚至那些团体中大能力的人也面临很大的排除概率。
这就把我们带回到我们的中心观点。面对面的接触消除了不露身份且匿名的状况，允许人们做出判断和被他人判断。如果我们已经被人认为是失败者，就有了被排除的概率γ，会被打上局外人的标志，团体成员不再寻求与我们相配合。在许多活动中，γ的量级本质上是空间的。在不露身份且匿名的状况下，γ = 0，团体不能形成。面对面的接触提升了γ，产生了团体形成的可能性。通过消除匿名，面对面的接触提高了名誉的概率，反复判断他人的能力。为产生信息和共享信息而形成的团体改善团体中人的匹配，影响对个人走向成功的激励，让团体成员更加努力地工作。
4 面对面接触、相互作用和经济活动的协调
4.1.相互作用的城市
前面几节已经强调了面对面接触的关键特征。面对面接触是一个效率很高的交流技术；是在不确定条件下，克服协调和激励问题的一种途径；是一种社会化的关键要素，让人们成为“团体中”成员的候选人，留在这个团体中；面对面的接触还是心理动因的一个直接来源。我们用“相互作用”这个术语表示这些特征结合起来的效果。在这些效果中，存在一种超可加性，为涉及到的人和活动，产生收益递增。在相互作用环境中的个人与大能力的人相互作用和协调，人们交流复杂的观念，人们受到高度刺激。为了能够完全获得这些收益，几乎不可避免地要求同处一地，而不是偶然地面对面接触。处在相互作用氛围中的人们应该是具有高度创造力的。
科学、工程和研究中的联合项目就是这种相互作用的例子。大量文献表明，在基于科学与技术的产业中，地方化的专门产业知识发生外溢。企业网络和区域内的产业簇群比较强有力地与空间上同处一地的大学里的科学家们相互作用，而其他区域的这类相互作用次之。空间上同处一地比起远距离，与较高的商业率相关。另外，通过长期在空间上同处一地而建立起来的面对面的接触，其多种效益具有可持续性：空间上同处一地的人们昭示他们自己，即使分离开来，也会继续合作，比起远距离的合作伙伴，空间上同处一地的人们合作更为有利。
在许多相互作用的城市里，专门部门之间还存在交叉影响。例如，高技术与政府具有紧密的相互作用，这就是为什么华盛顿特区成为了重要的高技术区域。在设计和娱乐/交流的内容开发上，都有着很大的交叉效应，这就是为什么纽约、洛杉矶、伦敦和巴黎把设计和娱乐/交流产业聚集在一起。高等教育、金融和政府是观念的强有力节点，是精英社会化和他们项目协调的接触网络。雅各布斯曾经提到过这些多样性的网络，高度变动的和没有预期单位接触系统，在雅各布斯看来，由于没有预期的和偶然的网络接触所具有的特殊优势，城市多样性成为了一定经济活动的核心。因为空间上同处一地，有可能给初出茅庐者的新观点转变成为现实的活动，提供了一个低成本的途径，降低对其观点进行评估的成本，所以，空间上同处一地对这类创新活动至关重要。空间上同处一地比起没有在空间上同处一地来讲，建立新关系更容易、更便宜和更有效率。
在多样性的城市经济中，不同部门的分支构成了功能集聚，它们共享公共设施和共同客户。相互作用的城市，既从经典的网络集聚效益中产生出集聚力量，也从交叉网络、互动的知识和基于信息的活动中产生出集聚力量：（a）创造性的和文化的功能（包括与此相联系的产业，如时装、设计和艺术）；（b）金融与商务服务；（c）科学、技术、高技术与研究；（d）权力与影响（政府、总部、商会和国际机构）。这些城市吸引着人才，这些城市在使个人社会化方面的效率给参与者们提供了关键优势。相互作用的城市正因为具有上述特质而继续具有这种力量；通过面对面的接触去解决现代经济的关键协调问题。
看上去似乎有些矛盾，相互作用的城市常常是那些与全球化紧密联系的城市，因为相互作用的城市是高度发展的国际商务和文化网络的重要节点，那里具有高水平的国际旅游-会议活动，集中了高技能和低技能的移民。相互作用的城市常常成为许多跨国公司的驻地。最全球化的城市似乎也是最地方化的城市。从这里所做的分析来看，并不令人惊讶。最高水平的国际商务，为了功能有效，需要基于地方的政府和政治网络的介入。
4.2.相互作用和不同的协调模型
相互作用对于其他一些活动也许不重要，但是，对于一些活动来讲，却是十分重要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表7.3提供了一个协调各类活动不同方式的试探性分类一览，以此说明那种相互作用是最重要的氛围。经济活动依赖的知识和运行环境的变动，是表征经济活动的两个角度。
表7.3协调模型（斜体字为要求在空间上接近的程度）
协调中使用的知识
协调的氛围：专门化的/私人的无处不在的/透明的
不成文的成文的
稳定的政府/企业。寻找和匹配的专门的网络。（高） 金融服务政府/企业。（低） 汽车产业（大规模生产）。市场。（低） 基本的制造投入或服务
变动的相互作用（高） 文化、政治、艺术、学术、新技术、高级金融针对寻找和匹配的有组织网络（中）
航空，药业
市场。（低） 商品（如油）
右边栏是信息已经可以有效提供/可见的那些活动，如基本制造和产品的生产和交易。主要通过市场来协调这类活动。这类活动的知识要求并不是推进簇团的力量– 空间接近的要求不高。
其他活动则比较依赖于专门的和私人的信息，有些是成文的，有些则是不成文的。中间栏列举了那些地方的信息是成文的，如定义完善的工程或化学设计。这类活动通常发生在企业或政府内部。有关企业边界的大量文献中，分析了之所以如此的若干理由。例如，如果企业间通过一定距离的交易，看不见的资产，如专利、信誉或口碑，都可以消失掉。一个组织的国际化不一定意味着要求高度的空间接近性。
当信息基本上是成文的，但是，环境受重大波动的约束时，由有组织的网络来承担寻找和匹配合伙人。为了应对环境波动，需要管理的投入产出关系，由于与此相关的交易成本，可能产生集聚的压力。面对面的接触可能是协调的重要因素，对市场如此，对有组织的项目制度中的合同关系也是如此。但是，在这种情况下的面对面接触的性质根本不同于用来寻找合伙人的那种面对面的接触。这种基于合同的面对面接触目标是监督项目的组织，合伙人和合作目的都已经确定下来了。这种监督可能要求快速相互作用和相应的面对面接触，但是，这类面对面的接触几乎不涉及联合项目形成的激励问题，或几乎不涉及形成在空间上同处一地的圈圈。所以，在某些情况下，可以通过偶然的长距离旅行去实现面对面的接触。大规模技术开发项目，如航空或医药工业，都是没有在空间同处一地的情况下，使用面对面接触的例子。
左手栏列举了知识是不成文的和一般为高技能就业者掌握情况下的例子。交流这种知识的需要产生了空间高度接近的要求。如果知识是变动的或氛围是不稳定的，如左手最下一栏，所有这些都会放大。这就是相互作用发生的氛围，因为不确定性不仅涉及到相关信息的内容，还涉及到投入什么和什么人会使用这类目的。
5 面对面接触的未来和空间上同处一地
对一些人来讲，因为宽带网络的出现最终会给我们提供了避免面对面接触的手段，所以，我们再强调面对面的接触可能是有矛盾的。互联网的确已经使一定种类的复杂交流可以远距离进行，这类交流过去受制于空间接近性，有些人已经声称，互联网正在导致“距离的终结”。
然而，现实远比这种状况复杂。经济地理史表明，两种相反的力量之间继续维持着对立统一的关系。一方面，复杂的和我们不熟悉的协调任务正在日益转化成为常规的活动，这类协调可以在遥远且便宜的区位上成功实现。在信息成文、意义稳定和激励问题减少的情况下，的确可以实现协调，所以，面对面接触的需要减少。这样做的基本地理后果是生产的分散倾向。另一方面，突发的创新产生了新的活动，它们只能由复杂的和不熟悉的协调来实施。在任何一个时刻，这两种力量按照正在进行的活动，以不同的方式形成一体。因为交易成本和复杂性减少，新的复杂活动要求面对面的接触和其他的地理空间接近形式，所以，这种活动在空间距离上重新做出调整，与此相类似，这些活动之间的边界总是处在永恒的进化中。新技术可能促进了生产的分散，但是，新技术也使活动处于不稳定状态，产生了不确定性，研究问题和未知的机遇。这是一种信息迅速变化和知识处于不成文状态下的氛围。因此，我们可以预测，虽然涉及到面对面接触和同处一地的活动混合会改变，但是，面对面接触和同处一地会构成一组进入未来的这类活动，继续在高成本城市中心产生高技能的个人、企业和政府部门的集聚。
文献来源：2004年8月，《经济地理杂志》，第4卷，第4期，351页-370页
[if !supportFootnotes]
[endif]
[if !supportFootnotes][1][endif]迈克尔.斯托波是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地理与环境系经济地理教授和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城市规划教授。他最近发表的城市经济著作有，“Keys to the City: How Economics, Institutions, Social
Interaction,and Politics Shape Development”。
安东尼.维纳布尔斯是牛津大学经济学教授，与克鲁格曼和藤田昌久一起，成为新经济地理的三大先驱人物之一。他最有影响的城市经济著作有，“The Spatial Economy - Cities, Region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f !supportFootnotes][2][endif]中文版译者注：贝叶斯公式是利用搜集到的信息对原有判断进行修正的有效手段。在采样之前，经济主体对各种假设有一个判断（先验概率），设为，{}。当采样得到样本值后，经济主体对各假设的判断(后验概率)为，= 1， 2，在实际经济生活中，信息搜寻工作不是一次就完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