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说北宋文坛，就在整个大宋文艺圈儿，他也绝对称得上腕儿，巨牛巨牛大咖一只。
唐宋八大家，别人争破头穷其一生挤进半只脚来就觉得十八辈祖宗显灵祖坟冒青烟儿，他却是父子兄弟齐上阵组团作战，“人比人，气死人”岂不羡煞旁人？
有人善写诗，有人长为文，有人工于书，有人精作画。他不，随便拿起一样来一挥而就，三笔两画便可流传后世，样样精彩令人叹为观止。
别人皓首穷经“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直到发白齿摇才挣得科考功名，然而21岁的他和年方19的弟弟第一次赶考便榜上有名，真如燕人张翼德那样“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尔”。据稗官野史记载，如果不是主考官欧阳修避嫌误以他文出自曾巩，蟾宫折桂稳取状元简直小菜一碟，so easy！
文名盛，科场顺，起点高，更有欧阳修这样的高官青眼相加逢人便替他鼓吹，人人都认定大宋王朝官场上将有一颗新星闪亮登场！
然而并非如此。
谁也没有想到这位文坛大才子在官场上竟然如此小儿科，天真幼稚外加一根筋！唉，长胳膊拉不短命的，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随他去！
有人替他惋惜好好一手牌生生让他打稀烂，这才华随便安在任何一个官油子身上，眨眼便可上青云！
然而他不是官油子，他是苏轼！
文商高，艺商奇，政商中，官商低：这是我个人对苏轼整体的评价。
他之所以官场不顺，既有“不能”，也有“不为”，可能更多还有“不屑”！
这三个词可不是我硬造的，古人孟子早就有过“不能”与“不为”的论断，我只是顺手牵羊为我所用而已。
有些事确实他“不能”，比如随意讨好阿意奉迎以取悦上意之类，他骨子里是文人，文人的天生弱点在苏轼身上表现非常明显，他无法做到八面玲珑。
“不为”和“不屑”同样也因为他的性格，他自视甚高，真正的文人大概都是这个痞儿，穷守自己的底线原则，违心越界的事儿他做不来，哪怕只是权宜之计！
只说一件事儿。
苏轼作为欧阳修的得意弟子，凭借欧阳在当朝官场的影响力，苏轼如果心眼够活，身架够柔软，平步青云真算不上难事，但他没有。
同样是因为欧阳修的缘故吧，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认为过于激进的变法带来诸多不便，也侵犯了老百姓的权利，他积极上书陈述变法之积弊，这算是把脚站在了“旧派人物”的队伍里。
可当司马光上台一刀切地把新法完全废除，有着地方官经历的苏轼亲身体会到新法带来的便利，他又反过来反对司马光同样偏激的做法，这一来习惯站队思维的官场自然又把他划为“新法人物”的行列里！
伊索寓言中有个蝙蝠，遇鸟便说是鸟，遇兽便称自己为兽，两边讨好，便宜占尽。苏轼完全也有这样的机会，可他不论是“守”还是“变”，他考虑的原点永远不是自己名利，而是出于公心，出于小民百姓的利益——他是一个不错的地方官员，不论在哪为政，长长短短的任期都留下了不错的政绩口碑；也许骨子里他是儒者，“达则兼济天下”是他为政之初心，而杜工部“穷年忧黎元”又让他时刻体恤民意唯独忽略了自己；他更是文人，谋事不谋人，守住自己的原则便成为内心的高贵……这样的人在官场永远别想得意。
就这样历史上最奇葩的现象出现在苏轼身上，旧派的人上台打击他，新派的人上来也排斥他，他似乎既是新派也是旧派，却又分明既非新派也非旧派——人家聪明的人都“骑墙”“谋时而后动”，他倒好，被人家两派晾在墙头上倒更清楚地看清了真相！
可是，这样的苏轼即使有政德与政才又能如何？在别人抱团取暖党同伐异的时代，他势单力薄渺小得犹如一只蚂蚁，“乌台诗案”几乎剥夺了他的生命，而后的一贬再贬也基本宣告了他政治生涯的毁灭，“问余平生功业，黄州惠州澹州”既是他官场失意的真实写照，也以自黑的方式宣泄出苏轼内心的郁愤和孤寂！
也许他只适合做一个文人，“文章憎命达”这根魔绳再一次紧紧地套住了苏轼。
也许正是这种性格成就这种命运，而又恰恰这种命运使大宋王朝少了一位投机取巧长袖善舞的官员，而在璀璨的文艺星空上多了一个光耀千秋的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