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性是世上最伟大的小说家”，巴尔扎克这样说，“若想文思不竭，只要研究偶然就行。”
研究偶然，也就离不开研究必然。偶然和必然，作为艺术辩证法的一对基本范畴，如同现象和本质，形式和内容，阳刚和阴柔，正常和反常，虚写和实写，动和静，张和弛，繁和简，奇和正，巧和朴，等等一样，都以成对的形式反映艺术美创造过程中不同侧面的联系。从对立统一规律出发，把握这些范畴的实质，正确地理解和运用它们，能够有力地增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客观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既包含着必然性的方面，也包含着偶然性的方面，错综起伏，构成生活的多样性、复杂性和丰富性。必然性只有通过大量的偶然现象表现出来，偶然性是必然性的表现形式和补充。“必然性=‘存在的一般性’（存在中的普遍性）”（《列宁全集》第38卷，第291页），偶然性则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个别表现。文学反映生活的本质，是通过个别显示一般，也就不可能拒绝描写生活中大量存在的偶然现象。对描写偶然现象的创作技巧能否正确、娴熟地运用，往往体现出一个小说家审美力的高低。
把偶然的生活现象、细节引入艺术世界，有助于丰富作品的生活色彩和趣味。
对偶然性的生活现象、细节的描写，不是可有可无的。它为塑造人物性格服务。乔治·桑塔耶纳注意到了偶然性情节在凸现性格方面的独特作用，他在《美感》一书中说，“我们从日常观察多少知道些我们朋友们的性情，便刻画他们说出和做出各式各样极其有特性的事情，而且通过偶然一次独白，就暴露了他们的平素举动使我们认为属他们特有的那种性格，甚至比通过任何可能的行为还暴露的更清楚。”运用描写偶然现象的艺术手法刻划人物，则往往将人物置于一种独特的、意外的、偶合的情境中加以彩绘，因而比将人物置于一般生活情景中描写更易于收到形神俱出、栩栩如生的艺术效果。
艺术中的偶然，对于事件（情节）发展的过程来说，它产生于某种非本质、非规律性的原因，却又隐藏着某种本质和规律性。或者说，偶然现象作为必然性的表现形式和补充，既以必然性为其基础，又为必然开辟道路，以一种意外的、出奇制胜的表现形式，更强烈地扣响读者的心弦，引导人们更深刻地认识和理解生活现象的本质和内在必然性。艺术中的偶然现象、细节之不同于现实生活中原始形态的偶然事件、现象的地方，就在于它是作品的有机构成，既有着现实生活的依据，又受作家的审美理想、具体作品的题旨的支配。
引发读者阅读的兴致、情绪和心境，是小说情节的美学功能之一。英国著名的小说家毛姆就说过，情节“是一要指导读者兴趣的线索。这可能是小说中最重要的东西，因为作家要靠指导读者的兴趣才能使他一页一页地看下去，也是靠指导读者的兴趣才能使读者进入他要求的那种心境。”艺术中的偶然，总是配合着偶合、意外、奇诡的风貌；所谓“无巧不成书”，这里的“巧”，也就是带偶然性的“巧”。因而特别能够增强艺术情节的生动性和曲折性，使作品具有一种强烈的定读力。在情节持续发展的链条上，偶然事件和因果关系的事件，犬牙交错。它不必是前一情节直接的结果，但必然是下一个情节产生的原因。由于偶然、必然的交叉发展，增强了情节跌宕多变的生动美感，而这正是偶然手法的美学功能的一个重要方面。有时，小说情节的每一次起伏，都包含着偶然性和必然性两个环节，交替出现，由此推动情节向前发展；有时，则是一个偶然性的因素改变了情节发展的方向。
短篇小说中的情节应于单纯中见绚烂，尺水兴波，曲折生姿，因此，短篇小说家总是很注重运用描写偶然的生活现象、细节的艺术手法，注重对于偶然的研究。研究偶然，也就是研究偶然如何反映必然，研究偶然和必然二者之间的辩证统一的关系，互相依赖、相互转化，美感的形成，和向更高形式的转变，以及研究如何处理由此出现的惊奇和情理、出人意外入人意中的关系。亚里斯多德早在《诗学》中，关于艺术情节，就提出了“一桩桩事件是意外的发生而彼此之间又有因果关系”的原则。十六世纪的意大利哲学家马佐尼则这样说：“诗人和诗的目的，都在于把话说得能使人充满着惊奇感，惊奇感的产生是在听众相信他们原来不相信会发生的事情的时候。”偶然性的艺术情节，不但要有现实生活的依据，而且要体现出小说内部“彼此间的因果关系”，情节的性质，人物之间的关系，以及具体的情境所赋予它的规定性。虽然，现实生活中的偶然现象不管怎样杂乱无章，它的背后总是隐藏着某种必然性，但作为一篇小说整体的美的有机构成的偶然性情节，却只能是符合现实生活和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最好地传达主题的存在。因而，小说家在描写偶然现象时，势必有所选择。它是燃烧着奇幻的诗情而又凝结着深邃的理性思考的晶体。只有独具慧眼，才能拾而为诗。艺术中的偶然性情节，也只有当它不仅使人惊奇而且使人感觉可信的时候，才能真正产生出警颖瑰异的艺术魅力。否则，会因失真而造成情节美学功能的软弱无力，损害艺术的整体美感，显然，通过缺乏现实生活依据、不符合小说内在逻辑的发展的偶然情节，追求某种惊奇、意外、刺激的艺术效果，是不可取的。同样，借助纯粹偶然性的情节（自然灾害、意外事件）作为解决矛盾的基本手段，也会损害作品的真实性和可信性。只有真实，只有揭示出生活的必然性，才是引发艺术美感的首要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