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写文，一茶一饭，一草一木，一蔬一果，一鸟一虫……在他的笔下无比的鲜活和有趣，生活的烟火气在文字中缓缓流淌。
一个人的文字构成了他的风格，而行文的风格往往反应着一个人的生活态度。
汪曾祺人如其文，对生活有着无尽的热诚，对苦难有着无限的慈悲。
随遇而安，便是对他的生活最好的注解。
01
汪曾祺的老师沈从文对他的影响极大。学业上，授课解惑，帮他寻找路径发表文章，精神上，更是鼓励着他，以自己的言行态度感染着他。
汪曾祺写沈从文，“一是对工作、对学问热爱到了痴迷的程度；二是为人天真到像一个孩子，对生活充满兴趣，不管在什么环境下永远不消沉沮丧，无机心、少俗虑。”
沈从文这样严谨治学的态度，宁静恬淡的处事方式，还有对生活的热情深刻的影响着他。
汪曾祺一九四六年到上海，因为暂时没有找到工作，人极度消沉。沈从文写信把他大骂了一顿，说：“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杀，真是没出息！你手中有一支笔，怕什么”，还跟他分享了自己刚到北京时的情形，经常忍饥挨饿，冬天屋里生不起火，用被子围起来，还是不停地写。
只要坚持不放弃，一支笔便可打出一片天下。
在沈从文的帮助下，汪曾祺去了一所中学教书，有了经济来源，便有了生活的动力。
02
西南联大校园内重个性、轻利禄、潇洒自如的风气，浸润着校园里的每一个人。
在乱世之中，百物飞腾、人心浮躁，他们依然平平静静地做学问，并且在清贫的生活中寻找乐趣，不颓唐，不沮丧，这样的环境和氛围也深深的影响着汪曾祺。
在他被划为“右派”，去张家岭劳动的时候，农活粗重，难堪重负，他一直在咬牙坚持，只要死不了，就要继续干下去。
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可以扛170斤的小麦装车，还特别开心的跟家人分享成果，对其中的艰难却只字不提。
艰苦的劳动之外，他还组织农工们演话剧，帮演员化妆，指导做布景。
三年艰苦的劳动改造，经他的笔写下来都有了诗意。
在被指派画马铃薯的那段时间，他见到了、品尝了一百多种马铃薯，白天画图谱，画了一套《中国马铃薯图谱》，晚上把画好的马铃薯烤熟吃掉，然后在灯下读书，这样的“右派”生活，用他自己的话说，“当得”！
文革时期被批斗、罚跪、游街、挨打，几个月的改造虽然比打为“右派”时轻松很多，但是这种对人的自信和尊严有重大摧残的斗争，他默默的逆来顺受。
汪曾祺对他文革时期的故事写的很少，正如他的儿子们回忆他时，对真正苦难的岁月，他基本上都不会再特意的回忆和讲述。
03
有人曾问汪曾祺，这些年是凭什么力量支撑过来的，他只回答了四个字：“随遇而安”。
既来之，则安之。既然命运要我经受这些苦难，我便笑着坦然来面对。心怀美好的理想，苦中作乐，日子便不会难熬了。
汪曾祺说，曾被打成“右派”的那一代人，除了已经死掉的，大多数都还在努力地工作。
他们对祖国依然有情，只是没有了年轻时天真的热情，对世事看淡，对现实疏离。人心是脆的，受过重伤的心，总是有裂痕的。无可奈何，但这就是人生。
面对命运的残酷，我们能做的就是不让那些它击垮自我，当苦难过去，挥挥手跟他告别，不再提起。
从汪曾祺的散文里，我们能看到那个年代知识分子身上的纯粹和达观，无论何种境遇，都不放弃对生活的热情和希望，安贫乐道，恬淡冲和。
这个年代的我们，恐怕最缺失的就是这样一份恬静。
世界是喧闹的，我们无法逃到深山里去，唯一的办法就是闹中取静。
清茶一杯，闲谈片刻，便是惬意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