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底的时候，二姐交给我一份材料，让我看看案子如何，有没有申诉的可能。
材料里夹了两份刑事判决书，很有年代感，第一份1970年，第二份1992年。这两份判决的主角就是大爷。那时我还没见到大爷，但我已看见了他的故事。
案子比较清晰。上世纪七十年代，有妇之夫的大爷在宁夏工作时得罪了领导，并关到牛棚里改造，因为断了经济收入，大爷远在西安的妻子闹着要和他离婚。这时候，当地不到20 来岁的年轻女孩看上了他愿意嫁给他，并且和他发生了关系。之后女孩移情别恋，怀上了他人的孩子后又吃药堕胎，女孩的父母恼羞成怒便携女诬告大爷强奸。
成分本就不好的大爷再次被人抓住把柄，果不其然地被未经审判便被“革命委员会”（当时公检法被撤）以“奸淫幼女罪”判刑5年，审判之草率，令人发指。在某些时期，自由和生命都极其廉价，何况公正的判决。
5年出狱后，大爷开始申诉，一路艰辛多次被法院驳回，直到1992年，宁夏高院重新审理，查明了案件中的矛盾之处，并结合女孩父母后提交的真实证言，认定大爷和女孩系自愿发生关系，于是将大爷的行为定性为“通奸罪”，从而撤销了原审判决，改为免于刑事处罚。
看上去没什么不对。可确实有点不对。
我国《刑法》并无“通奸罪”这一罪名；“免于刑事处罚”是有罪判决。
于是大爷继续申诉要求作出无罪判决。而这一申诉，又是二十多年。期间他跑遍了宁夏高院、区检、最高院、最高检，找遍了他所在民革（民主党派）的所有领导，但是谁也帮不了他，或力有不逮，更多的是嫌麻烦。
于是我和大爷相遇了，当然这一点也不浪漫。
大爷今年84岁了。身材高大，尽管满头白发，但声如洪钟，结实硬朗，完全不像八旬老人。大爷是河北大名县人，与我家乡算是邻县，所以初次见面谈起这份乡情时，大爷一时有些泪目。那一次我俩谈了一下午，当然主要是他在说，说他家如何招待赵登禹将军（因家业被定为地主成分），如何来的银川，如何被诬陷，如何申诉，如今的家庭生活等等，凡此种种，尽皆诉来。我一直都觉得我是个很好的聆听者。
每次来找我时，大爷总是要伸出手臂，与我来一击掌。同事笑称说我俩颇有江湖之风。
后来大爷的小女儿怀孕生子，他和老伴去昆明看望。在昆明时他会发给我小孙子的照片，也会时不时打电话来说及申诉之事，颇是苦闷。他家人都劝他不再申诉就此安度晚年，我也劝他尽人事不必太挂在心上，他嘴上答应，但内心的耿耿坚持我能看得出来。他不要钱，尽管宁夏高院、区检想给钱了事，他只是想要一个无罪判决，还他清白。
大爷每次来找我，我感觉他的耳朵越来越背了，好些话要我不断地大声重复他才听明白。然后他尴尬地摆弄一下助听器，脸上露出沮丧和歉意。我也觉得不忍，毕竟我除了出出主意写写材料，也实在帮不了他什么。最后一次见面时我告诉他我要回北京了，他说好啊，离家近。然后握着我的手久久地不放开。
前几天，微信上他要我再给他发一遍写的材料，我发完后问及他联系高院院长的事，他兴奋地说院长接了他的电话，说看完材料后给他答复。我替他高兴说有进展就好。
今天他又给我打了个电话，说这几天院长的电话再没人接，他的声音沮丧而消沉，我安慰他说再等等，不行再想别的路。他答应再等等。
等等，等等，可是又有多少时间去等呢？
后来他去成都游玩，发了一张照片给我。
照片上他头戴草帽，脚蹬红袜子，摆出一副白鹤亮翅的招式。
让我不禁想起《功夫熊猫》中的仙鹤。
柔软而又强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