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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异的梦里，高兴的变成风。
明天永远只是明天，逝去了不会再来临。
——《纯洁2016》
很多年前的一个下午，我在农民街西侧的巷子里碰到陆铭乐，他穿着紧身裤和棕色外套，长长的刘海遮住了左边的眼睛，坐在拐角处的一个石墩上抽烟。一开始我没有认出他，当我快走过时他喊住了我，他问我:“还认识我吗？”，我一愣，瞅了瞅他，想起来他是阿乐，点点头说:“认识。”他笑了一下，从口袋里掏出香烟，抽出一根发给我，我连忙摇摇头，说:“我不抽烟。”那时我还是个乖孩子，我不想吸这个致癌棒。他把那支烟又给自己续上，对我说:“以后有人找你麻烦，告诉我。”我点了点头，然后朝家的方向走去。那天的空气香甜而温热，太阳的最后一点余辉还散落在小巷人家的房顶，旁边的水渠汹涌澎湃，正穿过镇上的家家户户，汩汩向东流去。
那天下午在巷子里遇到他时，我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没见过他，听家里人说他和他舅舅去了宝鸡的工地做小工，那一年他只有十四岁，想必在工地上的日子并不好混，但是他回来的具体原因我当时并不知晓。他回来后常和父母吵架，几乎不怎么待在家里，后来干脆搬了出去，住进了百货大楼对面的居民楼里。那时我常坐在家门口的杨树下，每次他和父母吵完架都会夺门而出，身后的那扇黑色铁门哐的一声发出刺耳的声音，我身旁的杨树则会有几片叶子兜兜转转从空中落下来。
陆铭乐大我四岁，和我姐姐做过同学，他家离我家大概二十多米，就在西寨入口处的路边，我们大家都叫他阿乐。过年时我们一群小孩都聚在一起玩扑克牌，放炮竹，但此期间我好像没有和他有过单独的交流，所以后来他对我说“有人找你麻烦告诉我”时，我很感动，那一瞬间觉得他好像是我哥哥。
相比陆铭乐，我和他的弟弟陆铭杰更熟。阿杰比我小两三岁，胖乎乎的，在阿乐去宝鸡之后，他一个人在家无聊时就经常跑来我家，和我一起看动画片，或者玩游戏机，我们常玩《魂斗罗》和《赤色要塞》，但始终没有通关。
那时阿乐从宝鸡回来已经有半个多月，这半个多月里，他聚集了一个小团体，没有名字，大家习惯称他们为“阿乐那伙儿人”，成员差不多都是他读书时的同学，那些人里大多还在读书，也有几个和阿乐一样，辍学后在镇上晃晃悠悠。他们分别在镇东的果园村和南河附近打过几次群架，有了点名气。这些都是我从一个叫马驰航的朋友那里听说的。
有天下午放学，我和马驰航所在的小组负责打扫卫生，我们俩提着垃圾桶向学校后门走去时，我问他有没有听说过阿乐，他有点惊讶，问:“你怎么认识阿乐？他不是最近很出名的混混嘛，我哥上周还和他一起吃过饭。”我回答:“他是我邻居，以前经常在一起玩。”马驰航的哥哥也是镇上的混混，叫马驰骋，大家喊他老马，所以马驰航在学校没人敢欺负他。有次他和隔壁班的一个人打架，第二天那个同学来上学时头上缠着一圈厚厚的纱布，见了马驰航连忙躲闪。
那些年我有很多朋友，他们有一半都住在农民街，这其中就包括马驰航，我们在放学之后经常聚集在农民街玩各种时兴的游戏。遇到阿乐的那段时间里，一种叫“蛇板”的滑板开始流行，起初是一个家里开服装店的小孩在巷子里扶着墙练习，没过一周，农民街上最少有八个人拥有了这个时髦玩意，并且很快每个人都滑得像模像样。我们还在学校时就互相叫嚣，说着“我奶奶滑得都比你快”“你只能在我屁股后面闻屁”之类的话，放学的铃声一响，我们一群人就像出笼的鸟儿，背着书包就飞到了农民街，我们在错综复杂的巷子里规定一条线路，先是个人战，再是团体接力赛，游龙般穿梭在巷子里。说来也挺奇怪，不知道是那些巷子本来就人少，还是因为害怕被我们这些玩着蛇板横冲直撞的愣头青撞到导致大家都绕路而行，总之，那像是专为我们准备的赛道。
有好几次，我玩完滑板穿过巷子回家时，都在同一个拐角碰到了阿乐，他总是同一个动作坐在那儿抽烟，像一尊石像，他有时会让我陪他一会儿，有时则催我赶快回家。后来有一次我们一群人在影剧院看完电影，准备去梅香大酒店顶楼吃烧烤，在经过农民街时他给我介绍了他的女朋友，叫徐兆琳，那是个很漂亮的女孩，学习成绩很好，他们小学时做过同学，陆铭乐从宝鸡回来后就开始追求她，后来两人就顺利在一起了。那女孩就住在那条巷子里。
临近暑假的一个周末，我和阿杰在家里玩《雪人兄弟》，我们发现这款游戏比《魂斗罗》和《赤色要塞》要简单些，也更有意思。后来马驰航和罗宏宇（也是农民街的一个朋友）找到我家，说要去打乒乓球。其实这事儿是我们在放假前说好的，结果我睡了一晚后忘了个干净。于是我把阿杰打发回家，跟着马驰航和罗宏宇去打乒乓球，在下沉广场和果园村的文化广场的球桌被拆掉后，我们发现了一个新去处，就在镇医院对面的一个院子。那院子的正面靠着马路，有羊肉馆小超市和蛋糕店，谁都没想到那后面竟然有一张乒乓球桌，还有他妈的篮球场。
那天我们三人到的时候已经是大中午了，太阳堪比盛夏，更糟糕的是球桌旁边已经围了一圈人。我们先是挤到球桌旁喊了一声“算上我们三个！”，然后找了个阴凉地坐下，围观的人把球桌完全都遮住了，就按最少的三个球定胜负来算，一圈下来也得二十多分钟。我望着人群，边叹气边摇头，心想这还不如在家打游戏呢。我问马驰航除了乒乓球还能玩啥，马驰航眉头一皱，说:“玩蛋去吧。”“你能不能行，这么大太阳马上把咱们烤化了。”“要不去我家看鬼片？保证让你们后背发凉，刚好我爸又买了几盘新碟。”“不去，上次看的那什么乐园，让我做了好几晚噩梦。”
后来终于轮到我们三个了，可惜的是我们三五分钟就败下阵来，没能连上庄。热空气把我们整个身体都包裹住了，像在大蒸笼里，马驰航拿出一张五元人民币给罗宏宇，让他去街上买几根冰棍。在罗宏宇回来之前，一辆嘉陵摩托驶进了这个院子，后座上坐着阿杰，那人下车后先去球桌旁看了一圈，然后在房檐下的台阶上找到了我。他很潇洒地摆摆手，让我跟他走，我和马驰航告别，说:“等下罗宏宇回来你俩还是去你家看片吧，别他妈的中暑了。”
那是一个糟糕的周末，灼热的阳光，嘈杂的人群，煎熬的等待，我原本无处可去无事可做，迫不得已要忍受这一切，是那个骑摩托的人解救了我。那个人就是陆铭乐。那天陆铭乐先去了我家，发现没人，然后回到自己家喊上阿杰，同时也询问了我的行踪。我想他们一定去了农民街和下沉广场，或许也去了果园村，最后，他们在这个小院里找到了我。
镇上的影剧院，从我出生起它就在玉泉路上，对面是工商所，隔壁是计生办，时至今日，它还在那儿，有段时间招牌的三个字变成了一个字，我以为它都要被拆除了，结果没过多久，经过简单翻新后又变成了三个字，而且是烫金的。两年前我进去过一次，那时候学校组织大家看《妈妈请再爱我一次》，并要求写观后感，在进去之前，我们老师千交代万嘱咐，说看的时候一定要哭，哭不出来也要哭，不然就跟畜生没两样。那天学校还邀请了很多家长，我记得随着电影的播放，影院里陆陆续续传来了哭声，后来变成嚎啕大哭，很多学生从座位上跑出来，和过道上的父母一起抱头痛哭。印象里影剧院放电影的次数并不多，更多的是周边潼关、卢氏、栾川、洛宁等地的商户过来摆摊卖各种廉价商品，要么就是歌舞剧表演（其实是脱衣舞）。有歌舞剧的时候，会有一辆小货车载着两个大喇叭穿梭在小镇各个街道，喇叭里喊着:“今晚大型歌舞演唱会，就在朱阳影剧院。”，后来我读初中住宿舍，有个室友说以前他老爸带着他偷偷去过一次，他说真人果然比看片更刺激，就这么一句话就让我们浮想联翩。总之，我去影剧院的次数屈指可数。
那天我坐上陆铭乐的嘉陵摩托，热气被疾驰的摩托冲散，散成一股股凉风，后来车子在影剧院门口停了下来。我问他我们来这儿干什么，“当然是看电影，不然看脱衣舞啊。”他接着说“哎对了，你要是喜欢打乒乓球我可以让王仕昌教你”。我问他:“王仕昌是哪个？”“算是我们的军师，他打乒乓球很厉害，等会我介绍他给你认识。”我们走进剧院大堂时，不知道哪里吹来的风，凉嗖嗖的。剧院里面的前两排坐满了人，大概有二十多个，他们就是“阿乐那伙人”，准确地说是他们其中的八九个人，剩下的都是那些人喊来的亲戚朋友，就像我和阿杰一样。阿乐喊了一句:“人都到齐了吧？”那两排人有几个回过头看我们，有人在打闹，有人安安静静地坐着，有个比较成熟的女生对一个飞机头男孩说:“云泽，人应该都齐了，放电影去。”那天我们看的电影是《卡比利亚之夜》，一部黑白片，女主的笑容我到今天还记得。这部电影看完，飞机头让两个穿着背心，看起来精瘦的人搬进来两箱冰镇汽水分给我们。后来我知道他俩是岳康岳健两兄弟，加上一个叫申浩杰的肌肉男，此三人是他们那伙人的核心打手。岳康岳健的父母在菜市场搞了个店面卖菜，搞不好我还去他家买过豆芽呢。后面还看了一部科幻片，名字想不起来了，虽然没看太懂，但是感觉很牛逼。那几部电影对年少的我造成了巨大冲击，我从没看过这样的电影，感觉我之前看的电影像在玩泥巴，而这是真正的雕塑。
其实我当时就该料想到，他们这样的混混或许会看科幻片，但是不会看那部《卡比利亚之夜》，那天看完电影后我就一直在想为什么，我注意到当时的人群中有四五个女生，或许是她们其中的一个建议看的这部电影，我想最有可能的就是那个成熟点的女孩。看完电影后，阿乐还在和他的哥们儿们聊天，剩下的人走了一些，有的还在原地坐着。后来我听到那个留着飞机头的男生说:“走吧，换个地儿？”坐在座位上的人陆陆续续站起来朝着出口走去。我当时和阿杰坐在后面，汽水喝得差不多了，我们在商量回去是打游戏呢还是看金鹰卡通频道的《神厨小福贵》，不过很快我们就不纠结这个问题了。阿乐走到我们旁边，让我们跟着他走。走出剧院时太阳已经挂在西边了，街上从金黄色变成了橘黄色，炎热的大中午终于被躲过去了。在剧院门口，阿乐把一个瘦瘦高高留着寸头的男生喊过来，对我说:“这就是王仕昌，有机会让他教你两手。”他很谦虚地说:“没有没有，我也是瞎打。”王仕昌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不善交际，看起来呆呆的，其实特别聪明。后来王仕昌带着我和马驰航罗宏宇打过几次乒乓球，他握拍和发球动作一看就特别专业，会各种扣杀和旋球，他的臂展可以直接摸到拦网，在场所有人都不是他的对手，我们问他你为啥这么厉害，他说都是在电视上学的，他平时爱看体育频道。我们三人折服，想拜他为师，他害羞地摆摆手，说:“别别别，不用拜师我也教你们。”
那天晚上我和阿乐阿杰穿过农民街的巷子回家，他在路上告诉我那个飞机头男生叫付云泽，是镇上梅香大酒店老板的儿子，这次包场看电影就是他出的钱，当然也包括那些汽水。其实我不太关心这个，所以我还是问了那些影碟是哪来的，阿乐说是付云泽的表姐，叫付宛，就是下午穿长裙的那个女生，她从郑州带回来的，“是不是很与众不同？”我和阿杰同时点点头，那个女生个子高挑，而且有种不属于我们这里的气质，温柔的笑一直挂在脸上。“她是郑大的研究生，你们俩要向她学习，别学我们，知道吗？”我们又点点头。我们继续在乌黑的巷子里走着，阿乐突然说了一句:“感觉生活的一切都是悔恨交加的一团糟。”“怎么这样说，今天不是挺开心的嘛。”“从一本书里读到的，一个美国作家，叫什么福特。”我本想劝他乐观点，他这样说后我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
很多年后我和阿乐在新乡重逢，他和我讲了他在宝鸡的事情。那时候他刚去工地，什么抹灰涂料砖瓦通通不会，只能干一些搬运之类的体力活，十四岁的他又很瘦弱，所以每天都累得像狗一样，回到宿舍倒头就睡，醒来时浑身酸痛，好像在梦里被群殴过一样，好在工钱不少而且没有拖欠，他还是坚持了下来。有一次工地建材供应出了问题，通知停工三天，舅舅和别的工友们准备趁这几天去眉县的太白山国家森林公园玩，阿乐看着停工通知，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后说自己太累了，打算就在宿舍休息几天。那天吃过晚饭，天色刚暗下来，阿乐就睡觉了，一直睡到第二天下午一点钟，整整十八个小时，“十八个小时啊”阿乐说这句话的时候咬牙切齿，“以为自己再也醒不过来了”。醒来后他到工地厨房找了两个馒头，一盘咸菜，一根黄瓜，蹲在厨房门口狼吞虎咽，又把头伸到水龙头下面喝了几口自来水，然后走出了工地。
出了工地的南大门是经二路，阿乐沿着经二路一直往西走，他第一次感受到这个城市的轻松，后来走到了一个路口，路口右边一条并不宽的路上有很多小贩在摆摊，卖各种蔬菜水果和山药。再往前走是一个公园，破旧的石碑上写着“炎帝园公园”，阿乐走进去，左手边上是一家台球厅，一个五六十岁的大叔在经营着，他的两个朋友在打台球，他坐在旁边的树下一边喝茶一边逗狗。看见阿乐走过来，问他玩吗，阿乐摇摇头，在一个花池边坐了下来，他在看那只小狗，那是一只黑白相间的斗牛犬，黑色刚好分布在眼眶周围，和大熊猫一样。后来来了一对年轻男女，男生一开始很有耐心地教女生，没几分钟就有些不耐烦了，不到半小时他们就结账走人了，大叔一边整理七零八落的球，一边感叹:“现在的小年轻啊。”阿乐不懂他想表达什么，于是继续往公园里面走。天空飘起了小雨，这是他来宝鸡后下的第二场雨，公园中心处是一个圆形的广场，不大，没有家乡的下沉广场的一半大。那儿有六七个中年人在踢毽子，男女都有，毽子在他们的双脚之间灵活飞舞，他们的欢声笑语散落在这个下着小雨的公园。就是那一刻，阿乐打算回家，他觉得只有在家乡才会发出那样的笑声。于是，他没告诉舅舅，自己找到包工头结了工钱，带着三万块坐上了陇海线的火车。
很快，随着2010年的热浪来袭，我放暑假了。放暑假的第二天，我和马驰航罗宏宇还有农民街的五六个朋友去下沉广场玩滑板。听大人们说这个广场在很久之前是一片坟地，后来镇上把这片地规划成了文化广场，要集体迁坟到对面的山上，有几户人出来抗议，但最终也是徒劳，之后没过多久这里就变成了广场。因为原来的坟都被迁走了，所以这里铺好地砖后比周围低了一米多，干脆就叫下沉广场。那天在下沉广场，我们沿着广场外围的跑道玩滑板，练习自己的速度，没注意到阿乐那伙人正在广场中央的球场打篮球。直到后来，我们听见吵闹声，看到球场里面打了起来，乌泱泱十来个人扭打在一起，几个女生在一旁尖叫，有大爷大妈在一旁劝架，但完全拦不住。 马驰航突然说:“他妈的，那是我哥的人，我得去回家喊我哥。”我也突然意识到和他们扭打在一起的就是阿乐和他的朋友，马驰航已经跑出广场了，我立马上前帮忙拦架。阿乐看到是我，朝我喊:“别管我们，照看好她们几个。”我朝着阿乐的指的方向看过去，是那天在电影院里的几个女生。后来是几个路过的建筑工人制止了这次斗殴。马驰航坐着他哥的摩托来到广场时，群架已经结束了，两伙人分别散在篮球场两边休整。老马先是去找他的人问了情况，又过来找阿乐，说:“什么情况，闹这么凶？”阿乐没好气地说:“问你的人，他妈的手贱，欠打。”老马又走回去，把那个先惹事的人拽过来，踢了他一脚，说:“给他们道歉。”那人走到阿乐面前说:“阿乐哥，对不起。”阿乐说:“给她们道歉！”那人又跑到几个女生前低着头连说对不起。老马朝着那人说:“赶紧滚。”又对阿乐说:“小乐，这件事是那几个傻缺的错，他们几个也被你们伤得不轻，看在我的面子上，这件事到这儿就结束了，行吗。”阿乐没说话，看看那几个女生，那几个女生说:“算了算了，道歉了就行。”阿乐才朝老马点了点头。
我和我的几个朋友跑到广场旁边的小卖部，掏出零花钱给他们买了些矿泉水，然后我陪着他们一起去镇上的医院，还好都是一些皮外伤，没有骨折之类的，医生给他们包扎完还特意叮嘱他们少惹事少打架。申浩杰和岳家俩兄弟一听就炸了，说:“别人先动的手，我们难道站那儿挨打？”医生叹了口气，摇摇头走开了。那天从医院离开，我们一行人走在银河路上，像一群散兵游勇，有小学生，有辍学的混混，还有几个女孩子，有的人脸上朝着纱布，有的人抱着篮球，有的人挽着同伴的胳膊。
大概一周之后，阿乐告诉我他们打算去三门峡的黄河公园玩，问我去不去，我说我妈应该不让我去，阿乐说没事，咱们早上去，晚上就回来了。我说那行，我还没去过黄河边呢。很多年后的一个晚上，我躺在大学宿舍看一部日本的电影，电影看到第38分钟时，突然一首歌响了起来，忧伤且抑郁，仿佛世界末日将要来临，我想了半天，终于想起来那是电台司令的一首歌——Last Flowers，很多年前我听过，在通往市区的中巴上。
那天早上我起床后热了点隔夜饭吃了，然后走到阿乐阿杰家门口等他俩，然后我们再去镇上的汽车站和其他人汇合。阿乐的朋友们陆陆续续都来了，除了付云泽的表姐，不过他从包里拿出了一个卡带机，说是他表姐送他的，里面有张很抢手的磁带，等会儿放给我们听。我们这些人几乎把整个中巴都坐满了，只剩下前面两三个座位，司机来的时候高兴坏了，说这车好久没拉过这么多人了。车子启动后，我们沿着涧河边上的柏油路一直往东，途径营里村和贾村时，上来了几个年纪比较大的老人，整个中巴就被塞满了。
等到车子快开到窄口水库时，王仕昌提醒付云泽:“阿泽，刚才你拿的卡带机呢，放几首歌听听，长路漫漫解解闷。”后来我就听到了电台司令的歌，在到达市区之前，我们听完了《In Rainbows 》整张专辑。岳康和岳健坐在最后排，歌声响起来的时候就说:“这歌氛围不对吧，今天这么开心的日子。”付云泽瞥了他们一眼:“我姐说了这叫摇滚，你俩懂个屁，去听凤凰传奇吧。”那两年凤凰传奇特别火，镇上几乎一大半的商铺整天都放着凤凰传奇的《最炫民族风》和《全是爱》。王仕昌说:“你表姐真有品味，和我们之前听的歌都不一样，真特别。”坐在王仕昌前面的徐兆琳说:“我觉得挺好听的，虽然听不懂歌词，但是很有感觉。”然后扭头问坐在她旁边的阿乐:“你觉得呢？”阿乐说:“我也觉得好听。”然后两人相视一笑，遭到了我们车上其他人的白眼。那时候阿乐已经和徐兆琳在一起有一段时间了，之前他们在广场打群架就是因为徐兆琳和其他两个女孩受了欺负。申浩杰挠挠头说:“这也是摇滚吗，我还以为摇滚是黑豹崔健那样式的。”付云泽回答:“我也不懂，我姐说的，等回来你们可以问问她。”后来，我们都安静了下来，静静听着来自9000公里之外的声音。
我们在涧东汽车站下车后，在附近的羊肉馆喝了羊肉汤，然后继续搭乘去三门峡市区的公交车。到达黄河公园时差不多快下午一点钟了。黄河公园在那些年里还是特别热闹的，有很多游乐设施，也许是因为暑假，很多大人都带着小孩来玩，人山人海的。因为带的钱不够多，所以我们三两结伴在游乐场瞎逛，后来我们聚集在一起，慢慢往黄河边走去，令我们意外的是，黄河水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浑浊不堪，而是青绿色的，这简直不可思议，和我们在课本上学到的完全不一样。王仕昌说:“可能因为黄土高原在种树吧，水土流失得到了控制。”我们想了想觉得有几分道理。那天本来很热，我们走到黄河边时开始有风吹来，后来付云泽拿出他的苹果手机让一个路过的阿姨帮我们拍了一张合影。天空只有零散的几片云，黄河青绿且宽阔，河那边就是山西省的运城市，我们齐齐地站成一排，比划着不同的动作，每个人都笑得很开心。
很多年后我有一个朋友从部队休假回来，我们在灵宝吃吃喝喝，在电竞酒店打游戏，两天后我们开车去了黄河公园，这时的黄河公园和十几年前简直天壤地别，整个公园几乎没什么游客，游乐园没有一个人，设施看上去已经荒废了很久，遍地的落叶到处乱飞，看起来很荒凉。后来我们走到黄河边，水还是清澈的，运城市也依旧在对岸，只是岸边的木质扶手已经松动得厉害，很久没人维护了。
暑假过去以后我进入初中，和阿乐他们就很少在一起玩了，我听阿杰说他们差不多还是老样子，在街上瞎混。我读初二那年，王仕昌因为车祸死掉了，就在去灵宝市的路上，他和父母要去市里参加一个亲戚的婚礼，本来准备提前一天去，他因为要和阿乐那些人去网吧打游戏，所以对父母说自己会在婚礼当天上午乘中巴车去市里，结果那天一个酒驾的人开着小轿车撞上了中巴车，中巴车被撞下了悬崖，车里除司机外只有两个乘客，一个老婆婆，一个王仕昌。
某个晚自习，我偷偷跑到学校的操场，翻越围墙后在镇上的桥头和阿乐那群人汇合，我们准备去出车祸的地方祭奠王仕昌，他们那群人因为内疚，都没敢去参加王仕昌的葬礼。我们分别坐在几辆摩托车上，驰骋在新修的大道上，路上没人大吼大叫，只有风呼啸而过的声音。我们在出事的地方烧了些纸，垒起一个小土包，点上几根香，每个人拆开一罐啤酒，喝一半，剩下一半倒进旁边的悬崖，其实酒在半空中都被吹走了。付云泽从他的口袋里掏出电台司令的那张磁带，点燃了。透过火焰，我们看到了王仕昌，就站在不远处的柏油路上，他朝着我们微笑，然后摆摆手向身后跑开了。
再后来，阿乐那伙人慢慢就散了。岳康岳健两兄弟跟堂兄去了珠三角打工；付云泽进了部队，成为了一名火箭兵；徐兆琳学习还不错，在市里读高中，后来考上了西安的大学；阿乐本来被家里人安排在市里学厨师，没坚持多久，和申浩杰一起跑到江苏，进了工厂。
很多年后，我考上了新乡的一所大学，大学毕业后在上海工作了一年多，第二年夏天我辞职回到新乡，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房子，又找了个自习室，准备考研究生，每天过着出租屋到自习室，自习室到出租屋两点一线的生活。看着出租屋外的树从光秃秃开始发芽，后来长出翠绿的树叶，再后来甚至开出了淡紫色的花，但我一直不知道那是什么树。某天晚上我从自习室回来，在楼下一家一对安徽夫妻开的面馆吃鸡蛋捞面，后来进来了一个熟悉的人影，竟然是阿乐，他的头发剃得很短，穿着一件劳保服，我赶忙向他打招呼，他也很惊喜，在我对面坐下来。听阿乐说，他在无锡打工的时候认识了个女孩，家里是新乡的，后来也就来了新乡，在一家汽修厂干活儿。
几天后阿乐给我打电话，喊我去人民公园玩，他带着他的女朋友，那女孩是温柔型的，扎着马尾，穿着白色裙子，一直抱着阿乐的胳膊，看起来很爱他。我们在人民公园闲逛，阿乐女朋友说要去玩轮滑，我俩都不会，就坐在旁边的看台上边聊天边看她滑。阿乐感慨说:“时间过得真快啊，都多少年没见你了。”“哎，你还记得吗，以前你说过一句话——感觉生活的一切都是悔恨交加的一团糟，现在越来越觉得这句话说的真他妈对。”“我说的吗？我都忘了，等你考上研究生了，生活会慢慢好起来的。”“我们又聊了很多过去的事，很多他说的事我都想不起来了，甚至完全没印象，我所说的他也是含糊其辞地附和，那年的风好像又吹回来了一样，但跨过十几年的时空，又好像不是那股风了。我有些恍惚，后来又意识到这或许是正常的，关于过去的事是我们共同经历的，但过去的记忆我们保留下来的却不尽相同，留下来的，即使刻骨铭心，也依旧在慢慢消散。
记忆，过去，昨天，摇摇欲坠，岌岌可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