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曹叡下令将长安的巨钟、铜骆驼、铜人、承露盘搬到洛阳。承露盘折断，声闻几十里。铜人太重，勉强运到霸城，无法再运，只好留在那里。
【注释】
承露盘：汉武帝用铜铸“承露盘”，高二十丈，大十围，上铸神仙手掌，法术师说，用神仙手掌上的露水，搅拌美玉粉末，喝下去可以长生不老。
曹叡于是大肆征集天下铜器，再铸两个铜人，命名为“翁仲”，列坐于司马门外。又铸黄龙、凤凰各一，龙高四丈，凤高三丈余，放在内殿之前。起土山于芳林园西北角，命公卿百官都去背土，栽松、竹、杂木与奇花异草在假山上，又搜捕山禽杂兽放养其中。
司徒军议掾董寻于是上奏章说：
“臣听说，古代的正直官吏，为国家言无不尽，不怕触怒君王而死亡。
“建安年间到现在，野战死亡，多少家庭都绝户了，就算有幸存的，也是遗孤老弱。如果今天宫室狭小，必须扩建，也要照顾农时，不要耽误农业生产。更何况制作这些无益之物，黄龙、凤凰、九龙、承露盘，这都是圣明的君王所不愿兴建的，何况建造它们的工程是修建宫殿的三倍。
“皇帝既然尊荣群臣，就要让他们带着显赫的冠帽，穿着纹绣的衣服，坐着华美的车子，使他们与普通百姓不同。而今让他们去挖土方，运泥土，面目垢黑，衣冠不整，毁坏了国家的荣誉，去做那无益的事，这实在是太不对了。
“孔子说：‘君王使唤臣子要合乎礼节，臣子事奉君王要诚恳忠心。’无忠无礼，国何以立！臣的话说出去知道必定会死，但是臣自比为九牛之一毛，生也无益于社会，死也对国家无所损失！手拿着笔，眼流着泪，心中已经与世长辞。臣有八个儿子，等到臣死后，就恭请皇帝辛劳照顾了！”
上奏之前，董寻先沐浴好以等待死。皇帝说：“董寻不怕死吗？”执事的人上奏要捉拿董寻，皇帝有诏书下来，不予追究。
高堂隆上奏章说：“现在一般见识不远的小人，喜欢拿秦朝、汉朝的奢靡情形来打动皇帝善心，追求那些使国家灭亡而不合法度的古物，劳役费用大得惊人，所以有损德政，这不是兴礼乐之和，保神明之吉的办法。”
皇帝不听。
高堂隆又上奏章说：
“从前，洪水暴发，波浪滔天，历时二十二年，当时尧是国君，舜是大臣，仍面朝南方，安然上坐，并没有到工地亲自操作。而今，情况并没有当时那么紧急，却让公卿大夫与工匠奴仆一起在工地上劳动，如果让四方蛮夷听说，不是什么好名声；记载在史书上，也没有什么美誉。
“如今吴、蜀二贼，并不是北方沙漠地带的乌桓、鲜卑之类小寇，也不是盗匪窃贼之流，他们是要僭号称帝，打算跟中国 （曹魏） 争霸。
“现在如果有人来说：‘孙权、刘禅都在修明德政，减轻租税田赋，行动都请示年老的人或贤能的人，做事都遵照礼节制度。’皇帝听到后，难道不警惕而讨厌他们这样做吗？认为不能很快消灭他们，而为国家忧虑吗？
“如果有人告诉皇帝说：‘吴、汉两个敌国，都不行正道，奢侈无度，民众劳役繁多，赋税也天天加重，百姓都不能生活下去，哀叹声一天比一天厉害。’皇帝听到这样情形，难道不高兴他们两国已疲惫不堪，很容易就能消灭了！
“既然如此，换位思考，道理就很明白了。亡国的君主，自己常说不会亡，但是结果亡了。贤圣的君王，常说自己将要亡，但是结果没有亡。
“现在天下凋敝衰败，百姓家无两石存粮，国家没有一年的储蓄，外边还有强大的敌人，六军都长久在边疆，朝内不断修建宫殿，州郡又常骚动，如果有大敌寇边，臣怕那些兴建宫室的臣子是不会用心于战场了。
“此外，大臣和将士们的薪俸，也逐渐减少，和以前相比，只有五分之一；退休的大臣们，政府也不再给他们生活费用了；不应纳税的，现在也要出半税了。
“朝里的钱粮收入比以前多了两倍，该支出的却比以前少了三分之一。但是现在每年财政上的预算，反而严重的不足，菜蔬牛肉等小税捐，现在也一项接着一项开始征收。反复推究起来，所有的这些费用，都是用在建筑宫室上。再说官吏将士们的薪俸谷米、布帛等，是君王给他们辛勤为国的酬劳，也是他们生存的依靠，现在也减少了，也等于危害到他们的生命啊！这本是他们应得的，却又被夺走，怨恨自然生起。”
明皇帝看完这奏章后，告诉中书监、中书令说：“看高堂隆的奏章，使我很恐惧！”
【点评】
高堂隆奏书中有一句警句，原文是：“亡国之主自谓不亡，然后至于亡。贤圣之君自谓亡，然后至于不亡。”
亡国的君主，自己常说不会亡，但是结果亡了。贤圣的君王，常说自己将要亡，但是结果没有亡。这就是所谓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忧患意识是生存的原动力。
现在曹叡追求奢侈享乐已经无止境了。那时的铜，是稀少资源，造钱币都不够用，可他却用来建造铜人、铜凤凰这类无实际用途的东西。搜刮民财，克扣百官和将士的薪酬，用来造宫殿和花园。
百官劝谏，曹叡充耳不闻，高堂隆一再沉痛呼吁，唯一的效果是让曹叡拍了下大腿，说：“我很恐惧！”然而，曹叡并没有真正往心里去，他的恐惧，敌不过他的欲望，此后，他依然如故，甚至愈演愈烈。
曹叡为什么这样做，根源在于他已经胸无大志，人一旦失去事业的追求目标，那么享乐主义往往就会成为人生主旋律，要进取不容易，但走下坡路会越“出溜”越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