枯木

宋代大文豪苏轼（1037年—1101年），四川眉州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客死常州。然而蹊跷的是，苏轼既没有葬在故乡眉州，也没有就近葬在常州，反而是葬在八竿子打不着的河南郏县，而且苏轼的弟弟苏辙去世后也葬在郏县，连带后世子孙大多在河南生根分枝，开叶散花。

关于苏轼长眠于河南郏县，历来成为疑团，从元代开始至今，历代不少学者具文讨论考证，然而未成定论，归结起来有以下几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制度说。按照宋代的规定，大臣去世只能在距离京城开封500里（一说300里）以内的地方安葬，表示效忠皇帝。清代河南巡抚毕沅拜谒苏坟，在《祭苏文忠公文》中首持此“表恋阙之微诚”说。

第二种说法：路途遥远说。苏轼命运多舛，晚年被流放到儋州，遇赦北归，客死常州，扶梓西归再穿越秦岭蜀道，均非易事，因此归葬故里之愿望终不获济。

第三种说法：贫寒说。同第二种说法相近，苏轼晚年贫病交加，少无积蓄，子孙盘缠不足，因此葬在河南。元代孙友仁在他撰写的神道碑阴记中提出此说。

第四种说法：形胜说。元代进士曹师可在《三苏先生祠堂之记》首倡此说，苏轼爱郏之山水，称赞美似家乡峨眉山，嘱其弟在他死后将之葬于此地。远自明清，近至当代，持此说者最众，几乎成为不争之论。

第五种，遗嘱说。源自苏辙的《东坡先生墓志铭》：“公始病，以书属辙曰：“即死，葬我嵩山下，子为我铭。””。

第六种说法，政治原因。与蜀中赵捻一案有关。宋绍圣元年(1094年)进士赵捻任太常博士，元符年间省父返渝，打着苏轼兄弟被贬的大旗，借除君侧之奸的旗号，起事造反。结果赵捻兄弟被诛，父母妻子皆被流放，因此苏轼兄弟不敢返乡归葬，落人口实。

当然还有其他说法，主要以以上六种说法为主。究竟哪一种更符合事实，我们依据历史资料和现存诗词书信，尝试分析一下苏轼葬于郏县的谜团。

宋代的丧葬制度，从形式上来讲主要有火葬和土葬两种形式，火葬最早是墨子的《墨子·节葬下》提出，后来随着东汉佛传入中国，僧众以火葬为主，随着信教民众的增多，因此到唐朝晚期到宋代火葬在民间比较普遍。

另一个原因是人口急剧增多，人多地少，以前丧葬大多带有陵园，侵占耕田，费用昂贵，因此贫寒人家无奈选择火葬。宋太祖在建国伊始，曾经下诏“禁民以火葬”，但收效不大，到宋朝南渡后更加盛行，因为大多人流落南方，故乡难返，火葬后暂厝寺庙，等有机会再迁葬祖坟。

然而，针对大多数仕宦或者殷实人家，还是以土葬为主。土葬在中国传统观念中根深蒂固，“树高千丈，叶落归根”、“入土为安”等观念直到如今都是深入人心。宋代提倡土葬，然而要求节葬，宋朝“丧葬令”规定棺椁内不得安放金宝珠玉，不准用石板作为棺椁和建造墓室，对墓田的面积和坟的高度、石兽和明器的数量等，都一一依照官员的品级进行限制。

那么针对第一种说法，所谓的大臣死后要安葬在京畿之地附近，表示效忠有没有依据？有的提出不少宋朝大臣死后并未葬回故乡，而是都葬在河南，比如出身庐州合肥的包拯死葬巩县（今巩义），出身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的范仲淹死葬伊川，出身吉州永丰（今属江西）的欧阳修死葬新郑，出身成都华阳（今四川成都）的范镇死葬襄城，作为证据。

然而笔者查找不少文史资料，却没有发现有此规定以及和此相关的记载。《宋史·礼志》记载了皇帝可以亲临的丧葬官员官品为：“宰相、枢密、宣徽使、参知政事、枢密副使、驸马都尉薨,皆临幸奠酹,及发引,乘舆或再往。”（《太常新礼》），针对这些官品显赫的大臣，也不过是亲临祭奠，厚致赙仪，从祀宗庙，遣使护葬。其中“亲临祭奠”、“从祀宗庙”、“遣使护葬”是最显荣的待遇，并无赐葬京畿之地的制度和记载。

从历史记载来看，宋朝大臣得以从祀宗庙的有24人，其中知名的有赵普、曹彬、潘美、吕简夷、韩琦、富弼、司马光等人，就连王安石都没有此荣耀（追配享又被追夺），然而，这些人都得以归葬故里，比如司马光归葬山西夏县，王安石葬于江宁半山园。以此看来，并没有什么大臣死后必须葬于京畿之地一说。

至于范仲淹、欧阳修等人葬在河南，都有其自身原因。就拿范仲淹为例，范仲淹祖籍邠州（现陕西彬县），后迁居江苏吴县，病逝于江苏徐州，葬于河南伊川。范仲淹两岁时父亲范墉在徐州任上病故，其母谢氏（祖籍河北）将范墉灵柩护送至苏州并葬于范氏祖茔，但范氏家族对他们孤儿寡母不闻不问。因此范母携子改嫁时任平江府（今苏州吴县）推官的山东人朱文翰，范仲淹改姓为朱，叫朱说。后来了解家世后改回范姓。

范母辞世后，因为改嫁朱姓不能回归祖坟，而范仲淹改回范姓又不能是朱家媳妇，因此她既入不了范家祖茔，也进不了朱家祠堂，葬回河北正定老家，更是丢脸面的事，因此只好暂时厝葬于范仲淹夫人的老家河南商丘。后来范仲淹守制期间到嵩阳书院讲学途径伊川，拜谒了唐代名相姚崇的坟墓，姚崇和范仲淹有着相似的人生，也是早年丧父、母亲改嫁，姚崇官拜宰相后曾问过母亲百年以后要不要与父亲合葬一处，他的母亲回答说：人若有灵，纵隔千里也能相知，人若无灵，即便埋在一起也是枉然。后来姚崇就将他母亲安葬在了伊川的万安山下。这给了范仲淹极大的启发，于是1031年，范仲淹在母亲去世5周年后，把母亲的灵柩从应天府移葬至伊川的姚崇墓园附近。

1052年范仲淹病逝于徐州，既然复姓自然可以回归祖茔，然而考虑到范氏家族的冷漠以及母亲的孤单无人祭扫，因此留下遗言，一定要葬于伊川万安山与母为伴。后来，范仲淹子孙一支均葬于此。此处除范仲淹和他母亲外，还葬有他的四个儿子，一个侄子，八个孙子和三个曾孙，这里成了范仲淹一支的范姓祖坟。这里要说的是如今有的人喜欢抬高自己，标榜什么先贤之后，比如有人说自己是范仲淹之后，可是范仲淹的后代大多在河南，而原来的苏州那一枝只能说是范姓，和范仲淹是同一祖宗，并不能说是范仲淹后人，可是偏偏有人整天在那里夸耀，真是无知。

从上面的论述来看，苏轼葬于河南属于制度说或者“表恋阙之微诚”说缺乏事实证据，是站不住脚的。

那么第二和第三种说法，有没有可能？笔者认为，苏轼即便是屡屡遭贬，然而积蓄还是有的，去世那年，苏轼遇赦，苏辙来信邀请哥哥全家到许昌同住，苏轼便派长子迈、次子迨去宜兴变卖田产,准备搬家,自己在真州等待汇合。从这来看，似乎要是归葬四川，路费还是可以凑集的，况且苏辙当时复职太中大夫，在颍川有田产，还是可以接济的，因此不存在路费匮乏之说。

第四种说法，形胜说。似乎比较有道理，郏县在嵩山之南，地形山水和苏轼家乡颇为相似，再加上郏县埋骨之地也叫峨眉山（苏辙《再祭亡兄端明文》：“地虽郏鄏，山曰峨嵋。”），因此三苏都很喜欢这片土地。苏轼的父亲苏洵就很喜欢在洛阳居住，考虑到四川老家蜀道艰难，往来京城不便，曾经有考虑举家搬迁到京城附近，曾有诗“经行天下爱嵩岳，遂欲买地居妻孥”。苏轼也在《别子由三首兼别迟》中写道：“先君昔爱洛城居，我今亦过嵩山麓”也是证明。后来苏洵去世后，苏轼、苏辙二人官职微贱，苏轼为登闻鼓院判官，苏辙是大名府推官，以后的仕途还未知和处，而苏洵官职最高也不过是校书郎，素无积蓄，因此只好扶柩载舟西归，安居眉州祖茔。然而苏洵苏轼对这块土地的向往之情可见一斑。

第五种说法，是最有说服力的，那就是苏轼的遗嘱，给弟弟明确说葬在嵩山附近，苏辙写的《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说：“公始病，以书属辙曰：‘即死，葬我嵩山下，子为我铭。’”。然而第五种指说遗嘱葬在河南，并且没有明确说明在郏县。然而同时也有疑虑，苏辙在同一篇祭文中又说“先垄在西，老泉之山。归骨其旁，自昔有言。势不克従，夫岂不怀。”，说明在以前是说好要归葬眉州故里，长眠父母身旁，只是形势不允许，至于为何，没有明说。

第六种说法似乎有点勉强，蜀中赵捻造反案，虽然和苏轼有关，然而人死归葬故里，自古常理，他人自然不敢非议，至于借机排挤子孙，于情于理难以摆上公堂，更是无从说起。因此这只是后人的一点附会之谈。

那么，除了以上六种原因说法，还有没有更加贴近实施的说法呢？笔者认为还是有的，那就是苏轼深谋远虑，做长远之计。

（待续） 

2018/11/13榆木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