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 /

以现代眼光评判，萨特的思想成就之不可撼动性或许有待商榷，但他的勇气绝无人可以否认。毕竟，不是所有文艺学家都有勇气回应“什么是文学”这一如此宏大和悠久的命题。

诚然，萨特的《什么是文学》常被批评某些概念自相矛盾，抑或被诟病某些论述激情有余、清晰不足。但是，梳理这篇百余页的文论之思想脉络绝对大有裨益，而且非常必要的。

原因其一，固然是萨特之文学使命论卓越的系统性和先锋性；其二是他的文艺理论和存在主义哲学的密切联系；而其三，则是最关键的、与我们的公共生活深刻相关的一点：

萨特的左翼知识分子立场导致他对文学的政治性给予了极高的关注，甚至说他的“介入文学”中心思想就是“为自由而斗争”也不为过。现在，我们假设有一个假想国，这个假想国有一种特殊的假想政治语境。其中，假想的政治力量从多方面影响、操纵和把弄假想的公共领域，导致假想的意识形态严重扭曲语言表达、侵蚀言论自由、阉割公民思想，且有越演越烈之趋势——自然也是假想的趋势。那么，在这个假设下，我们如果想做出什么假想的努力，则必须认清“文学必须干预政治，直到政治不再干预文学”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个确定的、紧迫的使命。那么，与这位几十年前字句铿锵、思想锋锐的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重新对话，寻求一些星火启示，就迫在眉睫了。

关键词 /

文艺学、萨特、意识形态、“介入文学”、哲学、政治

引入 /

请允许我以一个笼统的观点展开这篇拙文：一切人类互动——不可逃避地——是政治活动。

取燕继荣之定义，政治是一种安排，众人在这种安排下参与集体决策[1]，这种集体决策又是渗透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我们不止在“用脚投票”，也在用声音、用眼神投票，无时无刻。甚至，逃避政治本身也是一种政治活动：它通过“不投票”而表达了冷漠、无作为的态度。“沉默不是不会说话，而是拒绝说话，所以仍在说话。”[2]换而言之，具有社会性的人类必定是政治动物，所谓“离群索居者，不是野兽，便是神灵。”

而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语言作为思想的载体（甚至，依乔姆斯基等人之看法，思想的原料[4]），发挥着维系关系、组织生产和开展斗争等等作用。再进一步，从功利性的角度出发，语言作为人造符号系统，如果不为承载和沟通人类思想而服务，就毫无意义。由此，语言必然具有政治性。

语言最富有仪式感的表示方式就是写作。写作持续地在人类进程中发挥着影响。语言的政治性导致文字可以被上层阶级操纵以唯心地修改人们的认知，为政治稳定，或更深远、也更可怖的目的服务。（我们甚至不需要《一九八四》，只消四顾网络媒体空间，就能找到绝妙的例证。）

然而有一批人具有与之相抗的力量。这批人是写作者，也就是作家。他们往往被希望作为警醒的哨兵，维护文字纯洁的阵地，但这种使命的应然性充满了争议。固然，上世纪中，对唯美主义的尖刻批评似乎已经全盘否认了文学应当“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人们已经达成了”文学应当传递信息”这一共识。不过，这场争战并未结束。

这篇文章将介绍文学严重的“身份认同障碍”的一个政治性切面，即萨特主张的“介入文学”，望能给读者一些启迪，催生更加丰富的崭新思想。

一、什么是写作？ /

我在开头所介绍的“一切语言皆政治”的观点，大致是萨特所秉承的，不过他并非泛谈语言，而是将讨论的笔锋集中在散文（prose）上[4]。

在《什么是文学》中，萨特首先区分了文学与其他艺术。粗浅概括之，音乐利用音符，绘画利用颜色，雕塑利用形体……它们所使用的原料都已经是“物”（things），即具有客体的本质（is）。即便展出的场合、文化的背景、作者的安排、观者的禀性等等可以为这些原料赋予各种意义（significance），但其实在的、物化的本质无法被剥除。然而语言不同。像上文所说，语言是人造的符号系统。在我们将要谈到的语言中，词句并非物体，而是符号（sign），完全为了表征某个所指而存在。因此，追其本源，文学和其他艺术绝不相同。

此后，萨特进一步区分了两种文学：诗歌（poetry）和散文（prose）。在他的观念中，诗歌是和音乐、绘画和雕塑并行的艺术；散文才真正是我们要谈论的那种作为“符号系统”的语言所建构的东西。

一方面，诗人使用（make use of）词句，将词视作固有其面貌、音韵、属性、滋味和色彩的意象，也就是创作的原料。对诗人而言，“意义浇铸在词里，被词的音响或外观吸收了，变厚、变质，它也成为物，与物一样不是被创造出来的，与物同寿。”诗人笔下，“弗洛伦萨“一个词不单单是城市之名，而是那”河流的液态与黄金的浅黄色的浓情蜜意……扩满矜持的华贵风度“。

另一方面，散文作者言说（speak）词句，只力图用词句指示特定的事物，把语言作为创作的载体。萨特解释道，“作家是一个说话者：他指定、证明、命令、拒绝、质问、请求，辱骂、说服、暗示。……语言是行动的某一特殊瞬间，我们不能离开行动去理解它。”词是表意的工具，这和斧子是劈柴的工具并无差别；我们对某个词或者斧子的好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表意准不准确、劈柴利不利索。

换而言之，散文作家（下文简称“作家”）像穿过玻璃一样穿透词，追逐它所指涉的物，内容是作品的主要对象。诗人将目光停留在词本身，把词当作另一种物，任由其以物的本性出现在作品中。对于作家，词是仆人；对于诗人，词还没有被驯化。一句话，纯诗是审美的，纯散文是功利的。

在萨特看来，散文必定为了完成某一项事业而存在，他称这项事业为”介入“，也就是文学对现实世界产生影响的过程。作者有意地选择了揭露世界，而揭露这一行为绝不可能“轻轻触拂事物但不改变它们”。随着散文与读者的意识产生互动，文字必定对事物造成影响：铸成事业。如果我们将这种事业的外延进一步拓展至传播思想、争取权利、捍卫公平、引起变革等等使命中，那么，文学的政治性就呼之欲出了。

所以，作者写作的时候，必须预料到文学向读者显现、“介入”现实的后果，并且全身心投入这项责任和使命。简而言之，萨特由此得出结论，作者应该像枪手为他杀人的子弹一样，为他掀起世界之变革的文字负起责任。

二、为什么写作？ /（前）

文学的本质是沟通——用如上文所提，更准确的，充满萨特式激进的术语来说，是揭露（reveal）。“为自己写作”只是“软弱无力”的情感在纸上的倾泻。写作行动和阅读行动的有机联合才是文学。而阅读又是一种自由的、崭新的再创作：读者必须在作者的引导下，不断知觉（perceive）作品的词句，而探求、思索、预测……最终塑造语言背后美的客体、创造（create）出文学的“主题”、“题材”或者“意义”。至此，文学创作才算完毕。

萨特论证的关键之处由此显现出来。在作家和读者跨越语言的互动中，作家吁请读者自由地解读，就是向读者的自由发出召唤[5]。文学“首先是纯粹的召唤，是纯粹的”尊重读者的自由存在、指示读者创造价值的“要求”。只有读者自由，文学才得以存在。

读者和作家的辩证关系不止于此。作家的自由也至关重要。当一名作家作为一个人类，身处自然存在的客观世界时，他永远无法确立任何事物的目的：比如，为何芳草碧绿？为何水流澄蓝？为什么这些色调如此协和？为什么这些景色存在？……人类越是遐想，试图确立万物的造物主式的第一因，思维上就越是远离“没有明确目的”客观之物本身（至少，没有可以完全确认的“明确目的”）。

但是，当作家写作之时，他的创作奉献就使得文学世界与客观世界大不相同了。文学世界的事物——芳草、水流、乃至于人物的命运——皆是以作者的意志为转移的。作家以这样一种人性地包笼和选择之姿，重现客观世界的诸多对象，以此把世界整体展现给观众。这就是萨特所认为的，作家所行使的一种颇具存在主义色彩的“创造自由”。

统而言之，写作者自由地提供文本，阅读者自由地解读文本，提供活动和解读活动则构成了文本成为文学的必要条件。文本一旦被确立为文学，作者和读者的自由就得到了保障。文学是双向的、自由人对他者之自由的要求。“这样，我（作家）的自由在显示自身的同时揭示了他人的自由。”

（未完待续）

参考文献 /

[1]燕继荣：《现代政治分析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2]让-保罗·萨特：《什么是文学？》，施康强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

[3]陈嘉映：《语言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4]Sartre, Jean-Paul (1950). What is Literature?. London: Methuen & Co. Ltd.

[5]杨深：《论萨特的“介入文学》，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8 年第1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