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画家朱之蕃《临李公麟画苏轼像轴》（部分），画中的苏轼俨然一位农夫，与我们平时见到的大儒形象颇为不同。
近期，故宫博物院推出“千古风流人物——故宫博物院藏苏轼主题书画特展”，其实，苏东坡不仅有潇洒风流的一面，也有努力公事、为民解忧的一面，自他初入仕途时便是如此。
苏轼在虚岁26岁时踏入仕途，在此后的四十年人生里，他的社会角色其实都是宋朝的一名官员。
在苏轼诗词里，对于官员身份的自我认同，也是屡屡形诸笔墨，比如在词中自称“太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江城子·密州出猎》），这是他在密州任知州时记录自己亲率属下会猎山林的场景；在诗中自称“使君”，“我是朱陈旧使君，劝农曾入杏花村”（《陈季常所蓄〈朱陈村嫁娶图〉》），这是回忆自己在徐州知州任上奔赴田间、劝课农桑的往事。“太守”也罢，“使君”也罢，都是地方州郡长官的古雅称号。
在成为太守和使君之前，苏轼的仕途正式开启的第一站是在陕西凤翔。他的职务名称很长，足足有21个字——“将仕郎、守大理寺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前面两个官名都是虚的，分别代表级别和待遇，级别是从九品下，享受正九品待遇，只有最后一个是实际职务，也就是凤翔府签判。宋代的签判“掌诸案文移事务”，主要掌管机关日常公文，也分管一部分案件、税务等工作，从地位而言，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地级市市政府秘书长。
凤翔是北宋王朝的西北重镇，地位远超一般州郡，所以苏轼的仕途起点不可谓不高，这也是因为韩琦、欧阳修等重臣的奖掖推荐，朝廷才对其破格重用。他到了凤翔，下车伊始，便加班加点投入工作，“伏自到任以来，日夜厉精”（《凤翔到任谢执政启》）。
然而他不是一个只会加班的官员，刚到凤翔不久便深入基层调研，很快就发现了一个让当地老百姓最痛恨和畏惧的问题。
那就是“衙前之役”，这是宋朝的一种徭役，顾名思义，就是差遣百姓帮着衙门办事。办事的范围很宽泛，比如给衙门做饭、泡茶、煮盐等等，但主要职责是看管仓库、运送公物。这些活儿都不是容易的活儿。看仓库，仓库失火了、进水了、被盗了，都得照价赔偿甚至治罪。运送公物则更苦了，当时治安很差，路上万一被“梁山好汉”打劫，那就得赔上身家性命了。因此史书对此评价说，“役之重者，自里正、乡户为衙前，主典府库或辇运官物，往往破产”。
苏轼所在的凤翔更是衙前之役的重灾区，这里的老百姓每年都要在终南山砍伐无数木材，编成木筏，装载着西北诸州县的官物，沿着渭水进入滔滔黄河，一路漂流而下，经过三门峡等险峻之地，运抵位于黄河下游的首都开封，交割完毕，才算任务完成。真可谓九死一生！更让苏轼感到气愤的是，当地部分官员毫无悲悯之心，很多公物明明无须紧急运送，却还强迫服役的百姓赶在黄河汛期出发，这不是驱民入渊吗？
《宋史》记载，“轼访其利害，为修衙规，使自择水工以时进止，自是害减半。”针对调研发现的问题，苏轼抓住了问题要害，果断修改了制度规定，让服衙前之役的百姓可以自己选择运输时间，避开黄河汛期，这样衙前之役的危害减少了一半。
1063年3月，宋仁宗去世，宰相韩琦任“山陵使”，负责修建仁宗皇帝的陵墓。修陵需要大量巨木，韩琦就把这个任务压到了森林密布的凤翔府。而苏轼作为凤翔签判，负责具体落实运输巨木的任务，需要组织大量民夫服衙前之役、运送巨木。
韩琦是当年提携苏轼的伯乐，无论是于公，还是于私，苏轼都得尽心尽力，甚至超额完成任务，方能报答知遇之恩。可是，苏轼却毅然给韩琦写了一封信。在这篇《上韩魏公论场务书》中，苏轼直言“轼官于凤翔，见民之所最畏者，莫若衙前之役。”洋洋洒洒、直抒胸臆，把自己见到的真相写了下来，论述了凤翔衙前之役对百姓的危害。在信的末尾，苏轼恳求“及今使郡吏议之，减定其数。伏惟相公留意，千万幸甚。”劝说韩琦裁减数量，尽量纾解民困。
在运送这批巨木时，恰逢渭水干涸，民夫只能变身纤夫，用万千血肉之躯挽木而行。苏轼看到“千夫挽一木，十步八九休”的场景，不禁感慨“民劳吏宜羞”（《和子由闻子瞻将如终南太平宫溪堂读书》）。即使他为这一方百姓做了这么多好事，他依然感到羞愧。“民劳吏宜羞”这五个字，应该送给那些劳民伤财的庸吏，该感到羞愧的绝不应该是苏轼。
在那些欺压百姓的恶吏面前，苏轼则展示了他雷厉风行的一面。他很快又发现了一个“潜规则”。
当时凤翔府的监狱里关押了不少良民，很多是因为服衙前之役获罪的，“或管押竹木，风水之所漂；或主持粮斛，岁久之所坏”（《上蔡省主论放欠书》），有的是因为运送的竹木漂走了，有的是因为看管的粮仓里的粮食时间长了变质，便被抓了起来。
其实，朝廷对这类事已经下了诏书，要求赦免有关人员。凤翔府负责此事的官吏却把朝廷明诏秘而不宣，“凡今之所追呼鞭挞日夜不得休息者，皆更数赦，远者六七赦矣。”大量“囚犯”被关在牢中，以追讨他们所“欠”的财物，甚至有遇到六七次赦免都继续关押的，导致朝廷诏书成了一纸空文。等到这批人把家底儿全都吐出来之后，当地官吏才公布赦免诏书，可是人也关了，钱也罚了，诏书还有什么意义呢？
苏轼得知内情之后，亲自到监牢里面询问。“问其以不得释之状，则皆曰：‘吾无钱以与三司之曹吏。’”苏轼通过亲自“询囚”，敏锐洞察了一切，果断释放了这些百姓，让他们回去安居乐业，又严厉惩罚了恶吏，并把这个“潜规则”如实上报上司。
苏轼以民之忧为忧，同样也是以民之乐为乐。在刚到凤翔的第一个冬天，他冒着寒风四处走访，在凤翔城东看到一个荒废的池塘，池水已然干涸，淤泥都露了出来，唯有几株枯柳呆立池边，一派凄凉景象。下属告诉他这就是古老的“古饮凤池”，相传周朝有凤凰路过岐山，在此饮水，故而得名，年久失修，现已毁败，周边农田也无法得到灌溉。
于是，苏轼决心予以修治，按照“涝则闭之以蓄水，旱则泻之以灌田”的目标，在公务之暇亲自设计了修治工程，带领几百工匠，引凤凰泉水入池，解决了池水干涸的问题，且汇聚成一大湖，“但见苍石螭，开口吐清甘”（《东湖》）。苏轼亲自将“古饮凤池”改名“东湖”，广种垂柳，绿树成荫，这里成为凤翔百姓休闲观光的胜地，也成为周边农民防治旱灾的“水库”，可谓一举两得。至今，凤翔东湖依然有两个亭子保留了苏轼当年的命名，一个叫君子亭，一个叫宛在亭。千年之后，当地百姓还在东湖修建了望苏亭，寄托对苏轼的怀念。
当然，苏轼留给凤翔最有名的亭子还是喜雨亭。
那篇《喜雨亭记》，既被收录进清人编写的《古文观止》，也被收入中学语文教材，因此成为大多数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文章。
“予至扶风之明年，始治官舍，为亭于堂之北。”苏轼到凤翔的第二年，才开始修建官舍，顺便建造一个小亭子。那个春天“弥月不雨，民方以为忧”，又过了三个月还是没有下雨，老百姓的忧愁达到顶点。因为“五日不雨则无麦。十日不雨则无禾。无麦无禾，岁且荐饥。”终于等到下了一场大雨，弥漫在凤翔城乡的所有忧愁才烟消云散，“官吏相与庆于庭，商贾相与歌于市，农夫相与忭于野，忧者以喜，病者以愈，而吾亭适成。”
笔者相信，在凤翔没有雨的那些日子，不只是民以为忧，苏轼也是忧伤的。而当大雨瓢泼的时候，他也跟凤翔的百姓一样欣喜若狂，所以才把自己的小亭子命名为喜雨亭，“亭以雨名，志喜也。”这种发自肺腑的与民同忧同喜，激荡在苏轼的胸怀之中，于是才有了千古传诵的《喜雨亭记》。
苏轼曾在上报朝廷的《策别》中直言“民者天下之本”。从其仕途的第一站开始，他便践行着这一理念。正是因为苏轼在凤翔踏踏实实做的几件实事，以及那种天然质朴的为民情怀，凤翔百姓才给他起了一个“苏贤良”的外号。
这三个字，字字千钧。
在故宫推出的苏轼主题书画特展中，有一件藏品据说是近年来从未展出的，即明代画家朱之蕃的《临李公麟画苏轼像轴》。画中的苏轼，头戴竹笠，脚踏木屐，身着布衣，体态壮硕，一副农人打扮，满脸欣喜之色。
这也是笔者最喜欢的一幅苏东坡画像。比起其他画像里或是瘦骨嶙峋的落魄姿态，或是正襟危坐的大儒形象，这种自然活泼的民间样子，或许才是东坡本来面目。（徐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