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都的夜，是被一种黏稠的、掺杂着青铜熔炼烟气和黄土尘埃的黑暗所包裹的。武丁王在宗庙的偏室里踱步，步伐沉重得仿佛能撼动脚下的夯土台基。边患，如同鬼魅般在西北方的群山间游荡的“羌方”，又一次袭扰了王畿的边境。牺牲已献，卜骨已灼，但龟甲上那几道灼裂的纹路，在摇曳的兽脂灯下，显得如此暧昧难明。是先王不佑，还是祭祀未丰？这位以武功和决断著称的商王，此刻却被一种更深的疑虑攫住：那些世代相传、与先祖沟通的固定仪式与祷词，是否足以应对这瞬息万变的、充斥着金属碰撞与远方烽烟的世界？
他需要一个答案，一个超越惯例的答案。他的目光扫过宗庙中肃立的贞人，那些掌管着与鬼神对话权柄的巫史。最终，落在了一位名叫“㱿”的贞人身上。此人沉默寡言，不似其他贞人热衷于宏大叙事的颂祷，反而时常对着历年积累的卜骨残片出神，用锋利的青铜刀，在废弃的牛胛骨边缘，刻下一些旁人难以理解的细小记号。
“王，贞：今春，伐羌方，受有佑？”
武丁王的问题，如同投石入潭。仪式庄严。㱿净手，取出一片精心整治过的巨大牛肩胛骨，光滑的一面朝上。他不用现成的祷词，而是用刀尖，缓慢而清晰地将王的疑问刻于骨面——“伐羌方，受佑？”字迹深刻，力透骨版。然后，他执起烧得通红的圆形青铜烙灼，稳稳地烙在骨背预先钻凿的枣核形凹槽上。
“嗤——”
一声轻响，伴随着骨脂蒸腾的微焦气息。骨面受热，应力沿着钻凿的薄弱点释放，瞬间绽开一道清晰的“卜”字形裂纹，笔直而有力，兆枝向上，正是最吉利的“吉”兆。
但这并非结束。㱿垂下眼，没有立即高声宣布神谕。他再次拿起刻刀，就在那片灼痕的下方，那道兆纹的旁边，开始镌刻。他刻下的，不是简单的“吉”或“不吉”，而是将整个事件浓缩为精炼的符号：“癸巳卜，㱿，贞：旬亡祸？王占曰：有祟，其有来艰。乞至五日丁酉，允有来艰自西……”他记录了占卜的日期（癸巳）、自己的名字（㱿）、王的疑问、灼烧后显现的兆象，以及最重要的——王的判断（“有祟，其有来艰”）。最后，他甚至预留了位置，准备在五日后（丁酉）验证是否真有“来艰自西”。
武丁王凝视着那片变得“拥挤”的卜骨。这不再是一片用完即弃的通灵媒介，而是一份等待被验证的、关于未来的军事研判记录。它凝固了时间（癸巳）、人物（㱿与王）、事件（羌方边患）、判断与预言。当五日后，边陲加急的烽烟印证了“来艰自西”时，这片卜骨的价值发生了蜕变。它从一个问鬼神吉凶的器具，变成了一份记载了准确情报与成功预测的档案。
此后，武丁王的重要卜问，常指定㱿主持。㱿则固执地坚持着他的“记录”。征伐、祭祀、天象、疾病、生育……商王国运转的机密与焦虑，都被他以这种形式，镌刻在龟甲兽骨之上。一片片“卜骨”积累起来，不再是零散的谶语，而是一部用神秘符号书写的国家编年史与决策日志。武丁王朝的恢弘气象与无数隐秘的忧思，就这样被封印在了一道道灼痕与刻痕里。
那些承载着古老预言与王朝机密的甲骨，在被深埋于地下三千年的漫长岁月里，静静地承受着地质的挤压。其上的裂痕，有些是贞人灼烧的占卜之兆，有些则是岁月碾压的自然印记。
但有一种“裂痕”，却在无声地穿越时间。当现代学者在安静的修复室里，用高倍放大镜审视一片新出土的龟甲时，灯光照射下，那三千多年前贞人㱿用青铜刀奋力刻下的笔划深处，矿物沁染的细微色差与显微镜下才能观察到的运刀崩碴，构成了另一种“兆纹”——一种确凿无疑的、关于“书写”与“记录”本身存在的证据。这证据，比任何传说都更坚硬，直接连接着那个笃信鬼神、却也试图理性把握世界的王朝瞬间。
那数以万计、在河南安阳殷墟重见天日的刻辞甲骨中，最为系统、精严的一批，被后世学者命名为“宾组卜辞”，而其核心的书写与归档者，正是那位名叫“㱿”的贞人。他或许从未想过“青史留名”，只是恪尽职守地完成一次次的占卜与记录。然而，正是这份枯燥的坚持，无意间为中国信史点燃了第一簇确凿的火光，让商王武丁和他的时代，从此不再是飘渺的传说，而是有了可以被触摸、被解读的体温与心跳。
（本文取材加工自历史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