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像样的栖居之地该有一条穿城而过的河流和一座上了年纪的大桥。
作为长江支流的汉江，她养育了沿岸数个鄂西北小城。江上那座并不伟岸的桥，承载了我遥远而模糊的童年记忆，也曾满足过我对未知世界的诸多想象，以致于我年纪不老却常常怀旧。
三十多年前，我们这个小城还叫“光化”的时候，我不安分的父亲在一个胡思乱想的上午扔掉农具从对岸村庄出走，坐船渡过汉江，来到光化找了工作成了家，将一辈子安顿于此，再没离开过。
随着越来越多父亲这样年轻人的密切来往，修建一座连通两岸的桥梁显得尤为必要。汉江大桥于两年内迅速建成通车，成为当时全国第二的大桥。即使今天，无论是在中国桥梁学里还是在鄂西北交通网络里，它都具有独特意义。
我的母亲告诉我，我出生的那一年，父亲仍没有放弃追求时髦。热闹的夏夜，他穿上最流行的红色背心和牛仔短裤，抱起我眺望江心渔船。那时，他的事业和家庭都正符合他理想中的美好，年轻的他拥有锐利坚毅的眼神和踌躇满志的嘴角上扬。——那个年代的年轻人都有这样的意气风发。
汉江桥愿意接纳这样的年轻人。在其作为标志性建筑的岁月里，人们常在晚饭后呼朋唤友来到桥上，嬉戏娱乐，散步约会。它宽阔分流的道路令人不担心会造成拥堵，它绚丽温暖的灯光鼓舞着恋人们大胆朝桥洞深处走去。
如果说，父辈那一代目睹了汉江桥的兴建，那么我们这一代则亲身感受了它的逐年荒落。热衷于建设、推倒和重建的人们对此已然习惯，满腔热情赋予他们使不完的力气，对于一座桥梁的破败，就像听说一个城市的没落，他们早已见怪不怪。
我想起下岗浪潮汹涌的1998年，工人们在唉声叹气之余为谋求生路不得不转变观念，于是我们看到，数以千计的人力三轮车仿佛一夜之间登记上路，水果蔬菜的小商贩像夜行大军似的出现在城市清晨的各条街道。
小城的市场空间狭小得如同威廉·福克纳作品里的约克纳帕塔法集市，人们相互挣钱相互消费，三轮车夫用一天的血汗钱去菜贩那里换取一家人的晚餐桌上食物，菜贩为节约成本选择早起请三轮车帮忙去进货，没有人发财，没有谁过得比谁更好——如你所知，当绝大多数市民需要依靠最原始的苦力才得以保障基本生存时，那么，这显然是一个值得同情的城市。
汉江里，有一个人工湖，盛产梨花。一年一度的梨花节在这里举办，过气明星卖力唱跳、全民评选梨花小姐以及招商引资活动，梨花湖上些许欢闹，短暂喧嚣，一个十八线县城的中国缩影。
人们为改造家园付出了很多努力，但如你所知，旧秩序的腐朽不止在空气里，更多隐匿在根基。
城市的管理者们当然看到了某种落后与陈旧，他们不止一次地宣布建设新的大桥，并上马相应的配套项目。
多少年来，汉江大桥默默无语地注视着发生的一切——人们对汉江的折腾鼓捣、人们自身命运的悲欢离合。它身处其中，又仿佛置身事外，像个饱经风霜的老人逐渐养成了无可奈何的处变不惊。
它习惯了人们在汉江上的粗暴活动，且相信大自然会对破坏生态行为施以惩罚；它也听腻了桥上的恋人絮语，当有一天，某个悲伤的年轻人从桥上一跃而下时，它仅陪伴一声叹息。
假如也能冷眼旁观，你会发现，时代并没有像颂歌唱得那样全面发展，城市也不会如口号喊得那样让生活更美好。资本的无序疯狂，从城市下沉到乡村，诸侯拼杀竞相收割，不留净土。网络文化的超级繁荣和智能手机的空前普及，让我们这一代以及更年轻的一代无比情愿地低下了头颅，无比傲娇地躺在了床上，人们整天满脸倦容，浑身乏力，再没有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豪情和冲动。
每逢春节，年轻人从远方归来，在仅有的几天假日里聚集在滨江沿岸喝茶，谈论着旧年的何喜何忧与新年的何去何从。在他们身后，所谓的江景房已经让人厌倦，眼里的江湖风景只剩下泥沙。我们城市的茶馆，一如当年三轮车的大规模兴起，无所事事而又无财源之路的人们沿着汉江沿岸竞相开起了茶馆或棋牌室营生。
多少次，我想象着当年父亲那一代人站在汉江桥头高歌朗诵、激扬文字、在不高兴的冬天赌气畅游汉江的情景，一腔热血在江水里沸腾着。而我们，只会在越来越大的手机屏幕里和花样繁多的牌局上寄托这一切。
汉江大桥穿过浓雾伸向未知的远方，如同汉江人走向自己未知的命运。这层唇齿相依的关系，时常令人觉得，桥的孤单即是我们自己的孤单，桥的荒落和桥下日子的寂寥，即代表了我们对未来的捉摸不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