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自然的和谐，是我们耳熟能稔的古老观念。对它在今日的重新时兴，我们是有点私心窃喜的，西方人上天下地改造自然之后才想到的回归，只不过与我老祖想法不谋而合。其实，人与自然的和谐，人和自然仍是两分，何塞·卢岑贝格所崇奉的“该娅哲学”则要更进一步，他借用古希腊神话中大地女神该娅之名，来命名我们人类所居住的星球，并由此提出了一个崭新的观念：地球本身就是一个生机勃勃的生命系统，人类只是依存其中的一部分，是女神该娅之子。可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却几乎忘记了自己的所从何来。人自诩为万物之灵，对生于斯长于斯的自然大动干戈，在被工业文明所创造的成就冲昏头脑的同时，工业文明演变为一种狂热的宗教，被迅速推广到了全世界，从北到南，由西而东，最后推进到所有发展中国家。与此同时，整个地球上的自然生态遭到了无可挽回的劫难。有鉴于此，卢岑贝格向人类发出严正的警告：我们必得恢复对该娅女神的崇奉，自然不可改良！

　　“巴西环保运动之父”何塞·卢岑贝格，早在1988年就因其在环保领域所做的卓越贡献而获诺贝尔特别奖。九十年代初，在其出任巴西政府环境部长短短两年任期内，他果断地阻止了巴西以损害环境为代价的自杀性发展道路，破坏自然的大项目纷纷下马，他宣布停建经由秘鲁连接太平洋和亚马逊流域的公路，禁止以开采雨林为燃料的冶炼高炉兴建。虽然现实政治和功利经济最终抛弃了这位“绿色良知”，却促成了卢岑贝格更全力以赴地投身于“该娅哲学”的宣扬，他开始进行环球旅行，以近乎传教士般的执着和热情，为拯救我们这一自然灾害日益深重的星球而奋斗。

　　卢岑贝格的“该娅哲学”是批判哲学，其锋芒指向就是一切发达国家已发展得熟烂过头而一切发展中国家正孜孜以求的现代工业文明。这几乎是所有绿色组织人士所持的共同立场。也正由于这一点，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当政的技术官僚们往往将其视之斥之为天真、迂腐和一厢情愿，因为他们所面临的更直接问题是“吃饭”和“发展”。对有些人可能难以免除的这一指责，对卢岑贝格来说则完全落空。他不是从单纯书院立场出发的，他由现代工业文明熏陶而出、同时又始终坚实地站在女神的大地上，他最长期的职业就是世界最大农药化肥公司之一的巴斯夫（BASF）的推销和技术专家。他从南美到非洲，几十年直接与农民和土地打交道，对环境问题涉及的各方面都有亲切的体验，他不会被官僚们的大话所吓倒。人民要求更多的就业机会，经济发展要求投入更多的资金（且不说其背后是党派政府需要表现出更大的经济实绩），这本是许多发展中国家以自然环境为交换代价的无可奈何的选择。卢岑贝格深知吃饭和发展问题的紧迫，但他根本否认非此即彼的两难困境，这种表面的理性考虑和两者择一的政策实施，事实上充满着谎言，因为我们可以有更好的选择和出路，而不必以自然环境的破坏和不可再生性资源的毁灭为代价。

　　工业文明的狂热基于两个错误假设：一，地球拥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无限量资源；二，地球可消纳人类生产消费过程中的所有垃圾。人类循着这一错误路途已走出很远，如果说当今发达国家已知所收敛的话，另一面的景象，则是第三世界国家在努力现代化进程中那几乎是不可阻扼的对生态环境破坏的相伴随生。如果对此再执迷不悟，它将引导人类走向万劫不复的死路。卢岑贝格大声疾呼，如果人类要想继续生存下去，就必须转变观念，将地球视为一个有生命的机体，尊崇和热爱我们的大地女神，这已到了刻不容缓之境，我们的未来就在于我们能否把握住机遇。作为一个农业农药专家，积数十年亲身经验，卢岑贝格深信，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健康农业、发展既有利人类也有利于自然的经济模式是完全可能的。他坚决反对在农业中使用任何有毒农药和化肥：“把化学农药和水解化肥应用于农业经济的做法从根本上说就是错的。它所依托的机械的和化学的方法，正是造成作物患病的原因所在……通往健康农业的道路应该是一个相反的方向。我们必须给我们的植物和动物提供理想的生长与发展的条件。如果土地、植物的生长环境、小气侯和正确的培植方法等因素皆得到保证，并且植物自身物质交换保持平衡状态，害虫是不会引发很严重的损失的。”保持生态平衡的最好方法就是尊重自然本身，地球是一个有生命的系统，自然不可以外力强加改良，自然本身有其自我改良和自我更新的伟力。

　　近四十年前，卡尔松（Rachel Carson）夫人的《寂静的春天》曾遭致世界化工企业的群起攻击。卢岑贝格对此毫不畏惧，为坚持自己的信念愤而辞职，以行业中人身份反戈一击。他指控现代工业企业和科技体制是危害自然的合谋，在他眼中，今天的科学或许还有独立价值，而大多数技术则已堕落为“巩固和维系现时社会的统治与依附关系”的工具。农业杀虫剂的开发不是为农民更不是为人类共同的利益和幸福，它所关注的只是通过销售专利产品，确保其销售额而已。他尖锐地指出，社会正义与自然生态息息相关，目前在一国之内，现代工业科技体制维系的是现存贫富关系，而在世界范围内，这种体制维系的则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西方后工业国和第三世界国家的不平等关系。而这一切所造成的自然灾难，却是由整个人类、首先是第三世界国家承受的。

　　环境保护论者由于坚持自己的理念太过、用心太急，因而对现代工业文明和现行社会体制的批评和指责往往不留余地，并不可避免地追寻马克思主义的批判道路。卢岑贝格却还不止于此，他更追究到现代教育体制，追究到人类更深层的生存发展理念。所有这一切可能一下子令人无所措手足，难以纳入现行政策加以考虑和实施，但它却可提供人们进一步的思考，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为了人类共同的利益和幸福，我们应确立怎样的未来发展目标？我们应如何尊崇和珍爱我们的“该娅”大地女神？

        （何塞·卢岑贝格《自然不可改良》三联书店1999年6月版）

2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