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下火车父亲就打来了电话，让我出火车站往右走，他在公交站台等我。
见到他的时候他递给我一个袋子，我打开一看里面装的是一件短袖。
我忽然反应过来，四川的天气是很冷的，出发的时候我穿着我妈寄来的高领毛衣，外面还穿了一件白色的厚外套。但到了广州天气却截然不同，烈日当空。
周围的人都穿着短袖短裤，只有我裹得严严实实，看起来是那样的不合时宜。
父亲说衣服是他在旁边超市新买的，让我赶紧换上。
我突然觉得平时大大咧咧的他多了一丝细腻。
也许是汗水浸湿了毛衣，等我把外套脱下来的时候才发现外套的内层被染成了黑色，也印得我的脖子上都是黑色。
父亲先抱怨起来了：“你看看你妈买的毛衣，脱色这么严重，真的是一点也不会挑衣服。”
我拎起袋子里的短袖看了一眼：白色的polo衫，黑色的领子。胸口一个随意的logo，旁边印着一句“fashion ”。
“其实你俩都差不多，毕竟一家人嘛。审美和眼光终归是相似的。”
父亲笑了笑，眼角的鱼尾纹皱得可以挤死两只苍蝇。
他好像苍老了好多。
我们来到了车站旁的一家快餐店，父亲点了两份鸭腿饭，16块钱一份，味道很一般，但胜在量多。
吃饭的时候他问到：“那你从确诊到现在身体有过哪些症状吗，咳嗽或者喉咙痛吗。”
“我还没确诊。”我答到。
“哦，这样啊。”
沉默良久。
吃完饭父亲给我买了车票，说就不送我了，他下午还要回工地，让我自己坐大巴过去。
简单的道别后我上了车，看着他离去的背影，我突然意识到快一年不见，他的背有点佝偻了，我比他高出半个头了。
奇怪，明明以前觉得他特别高大，现在怎么就比我矮了呢。
家里托人把我安排到了一个电子厂里，是做变压器的。不大，只有一个车间，四条流水线，还有两个小库房。
带我来的人叫老张，湖南人，他老婆是我们老家的。
老张看起来四十多岁，有点胖。很经典的格子衬衫扎进牛仔裤，漏出我不认识的皮带扣。
他很热情，令我惊讶的是他还会说四川话。他把我从市场带到厂里宿舍，又带我看了食堂，最后去办了员工卡和录指纹。
老张问我怎么不读书了，跑来厂里打螺丝。
我说成绩不好，不想读了，在学校挂了学籍，先出来挣点老婆本。
老张听后也没多问了。
电子厂真的是一个磨平年轻人棱角的地方。
以前只觉得厂里工资高，对员工要求低，还管饭。等我真正在里面干了一段时间后才意识到这不是普通年轻人能坐得住的。
昏暗的车间，灰尘肆意飞扬。
枯燥的工作，每天不间断的重复，最要命的是强制加班和不稳定的单休。
主管偶尔会把我从打螺丝的岗位上调去做测试，这也让我了解到了很多厂里的八卦。
比如主管和一号线的组长之间存在着一些不可告人的关系；昨天新来的哪个小妹今天就跟厂里的某个中年男人在一起了；哪个大妈下了班打牌又输了。
值得一提的是，某天厂里新来了个女生被安排到了我旁边的工位，也许是刚来不太懂，她很多事都会问我，一来二去她加了我的微信。
她说她叫杜细妹，我心想这什么名字，怎么还有叫什么妹的。
细妹细妹，我是你朴壮哥呀。
但她并不是妹妹，她比我大两岁。
圣诞节这天她微信告诉我说她喜欢我，问我能不能做她男朋友。
我说我家里人给我定了娃娃亲，等我挣够了彩礼就回去结婚。
她不信。
我又解释道我不喜欢年纪比我大的。
她说年龄不是问题。
最后我只能实话实说，我不喜欢她。
……
至此便没了后续。
后来在厂里浑浑噩噩的待了几个月，期间也去了大医院做过检查。但医生给出的答案也是模糊不清，所以我还是不能回学校上课。
那段时间是我emo的开端，准确来说那个时候还没有emo这个词，那个时候叫网抑云。
我隔三差五就会发一些很伤感的朋友圈，其实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伤感，仿佛没来由的，像是在无病呻吟。也许是太寂寞了，没有一个能说话的人，我想找一个愿意倾听我悲惨人生的人。
后来还真让我找到了，这个人叫春燕燕。最后成了我的女朋友。
临近年末，我辞掉了厂里的工作，准备回家过年。
当我拿到工资的时候两眼抑制不住的放光，整整9868元。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桶金，花不完，根本花不完。
那年兴起了烫头，“渣男锡纸烫”成为了当下热门发型。碰巧我也萌生了烫个头的想法。
我揣着我的工资走进了一家看起来还不错的理发店，告诉理发师我要烫一个卷发，但又不是特别卷的；有点复古，但又不老土的发型。
理发师问我要不要考虑一下锡纸烫。
我拒绝了，当时的我认为这么热门的发型我可能驾驭不住。弄不好就给我的屎盆子镶上了金边。我问他有没有那种几根头发卷在一起烫，烫的弧度不大，方便打理的发型。
“有！”
“那就来！”
烫完了我一看，这不还是锡纸烫吗。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仿佛受到了欺骗。
但好在效果还行，充其量是个木桶镶金边。
我如愿回家了。
那年过年格外热闹，二姨一家从重庆过来团年了。 外婆脸上的笑容就没断过。
过完年父亲带我去了一趟苏州，找了一家专科医院做检查，这次有了结果，医生诊断无恙，确诊肺结核的可能性极低，且不具有传染性。
至此我的休学结束，终于可以重返校园。(⁎⁍̴̛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