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大连七院确诊的那天，近距离遇到了三位病人。

第一位病人是在我检查心电图之前遇到的。由于在医院里抑郁发作，我止不住的流泪。爸爸打来电话，我一边流泪一边说话，越说越伤心，以至于挂了电话后，我哭了。

就在这时，一个年纪不大，身材不高，穿着看似家境贫寒的男孩走来了。他原本嘟嘟囔囔，偶尔叫喊两声。但就在靠近我，发现我在哭的时候，他安静了。走到我旁边，与我隔着一个座位的距离，坐下了。

在他的家人出现之前，他只是静静的坐着。相比刚看到他时，出奇的安静。

紧接着，一群非常叫人不快的正常人——他的家人，走来了。

应该是他奶奶的老太太，叫嚣着，完全不顾自己身处公共场合。发现我在哭，也没有停止或者降低音量，不知道她是不是故意的，非要站在我面前，跟男孩还有一段距离，就那么叫嚷着，对他指指点点。

男孩则坐在座位上，恼火地指着她啊啊啊的叫了几声，声音却比她的小很多。

男孩的父母站在男孩一旁不知道议论着什么，主要是老太太声音太大了，以至于他们也得用大声喊的方式才让对方听见。

我想：在这样一个聒噪的家庭长大，不疯才怪！跟孩子说话最忌讳大嗓门跟指指点点，做家长的心里没点儿13数吗？！

把孩子逼疯了，还不悔改吗？

我的泪水滑落脸颊，心渐渐沉下去。

在中国，有多少父母直到孩子被生下来，都根本不知道该如何照顾孩子，只知道消费，保证孩子饿不死，有衣服穿就行了呢？

又有多少父母生孩子只是为了给未来年迈的自己一个靠山？

又有多少父母生孩子只是为了完成“繁衍后代”这一使命？

归根结底，“优生优育”就当下来看，长路漫漫。

我叹了口气，期待这个老太太闭嘴，但她始终没有。直到我被叫进去做心电图检查，她的声音才在耳畔消失。

精神病人懂得的礼貌，正常人或许做不到。

第二位病人是我在做完一系列的检查，回去找我的心理医生看结果，坐在诊室外等待时遇到的。

他很瘦，身材不高，白衬衫，棕色西裤。第一眼我并没看出他哪里不正常。只见他拿着公文包，显然是工作期间临时请假出来的。但孤身一人来到这里，怎么会完全正常呢？

等待的人不少，只有我右侧有个空位，他就坐在了我旁边。把公文包放在腿上，拿出手机，先浏览了新闻，等了一会儿后，开始用很低的音量看视频。此情此景就像发生在地铁上，不会让任何人不适。

于是，我拿出手机，翻开微信，看看有没有人说话，好及时回复。

突然，我感到椅子在晃，非常明显。我把手机扔进背包，环顾四周，发现是他在颤栗。我没去看他的脸，也许这是最好的尊重方式之一。他把视频关了，手机放回公文包，任自己颤抖。

我仿佛感受到了他的痛苦。他一言不发的背后也许经历了无数次这样不同寻常的神经反应所招致的恶意。谁又心甘情愿做一个异类呢？

第三位病人是我离开诊室时遇到的。他推着轮椅，大声尖叫。好像那轮椅是一辆玩具车，他在推着它玩。他的家人上前制止他，也许是为了不让他叫，也许是怕他把车弄坏。

不愿看到将人五花大绑的场景，我匆匆离开了。

也许你在什么地方遇到他们，会远远的避开，怕“引火烧身”。但这一次大连七院的经历，让我深深的感受到，人们的心理疾病、精神疾病绝非平白无故所得，而是有苦衷。也许世上真的有一批人，他们不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因为不能排除他们身边某个（些）人存在可恨之处。

不能选择何时生，若可以选择何时死，是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