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有很多树的地方。苍劲的树根扎实于地底，树枝向高远处伸展，或是彼此交错在一起。树叶蓊蓊郁郁，遮住头顶的烈日，但阳光还是能从枝桠间漏下来。我走在路上，像是踩在阳光上，像是踩在地面的漏洞上。

而这个夏天，我待过的树最多的地方，是医院。

统一装修的门诊楼、住院部，只有建筑楼名显示出它们的不同；统一白色衣服的医生、护士，只能靠身形和眼神来区别他们。在医院里，什么都是统一的，只有每个人经历的痛苦不一样。

4月初，我陪我的妈妈一起住进了医院。本来以为只是做一些常规检查，但没想到一进医院就几乎待了两个月。

我想起那个下午，那时我们还穿着长袖，在人满为患的周一的医院里不停地排队，不停地等。排队进医院，排队挂号，排队做检查；等着被叫号，等结果，等床位。

在医院待了近两个月后，我发现在那里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等。等着做检查，等着检查结果出来，等着医生查房，等着做手术，等着康复，还有等死。

以前对医院的印象是从书上看来的“充斥着难闻的消毒水的气味”，当我真的接触时才发现不是这样。医院没有消毒水和其他刺激性的味道，它跟我们平常待的地方甚至没有很大的区别，只是明晃晃的白炽灯常常让人失神。如果非要说它有什么不同之处，那就是它没有夜晚。在医院，无论什么时候，都能看到忙碌的医生和护士；无论在哪个角落，你总能看到脸上满脸忧愁的人。

妈妈的病并不是突然发生的，只是旧疾复发，但这一复发，却再难康复成以前的样子。双肾萎缩、肾积水、肾结石，这十个字已经折磨了我妈妈和我们家十年之久。在医院拿到检查单时，我看见爸爸对着单子上某个急速升高的数字指标叹气。来检查，就是为了核查这个数字而已。而我的妈妈，就像个做错事的孩子，坐在大厅的椅子上一言不发。她的脸庞因为生病而微微肿胀，身体却是那样瘦小，干枯的双腿甚至撑不起最小码的裤子。

接下来就是住院。因为家里也需要照料，爸爸就先回家，想等到确认手术日期时再过来，而我就留在医院。那段日子我觉得生活很黑暗，感觉所有看过的电视剧都没有我的生活狗血。

我在六点的早上看着一管又一管红色的血从妈妈的手臂里抽出，从九点开始看着药水一滴一滴地进入妈妈的身体。我曾经在晚上八点被医生下的病危通知单吓哭，声音颤抖地跟妈妈说没有什么大问题，然后去楼梯口给爸爸打电话；也曾经在凌晨一点目睹爸爸在前台跟医生争得面红耳赤，妈妈被推进重症监护室。

我现在仍记得妈妈动手术的那个夜晚。从手术房里推出后病人在两个小时内不能入睡，因为怕睡着会抵抗不住麻药的副作用。为了不让妈妈睡着，我在床头一直喊她，对着将睡未睡的人喊，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那种感觉就好像你在跟死神抢人。寂静的病房里，我惨白的叫声在房间回荡，时不时夹杂着妈妈含糊的回应声。

她说她冷，我们从护士那里再要来一床被子，我把手伸进被窝里握住她的手——我从未握过这么冰凉的手，像从冰窖里刚抽出来，怎么也捂不热似的。

那个晚上，我和爸爸都没有睡好。我们轮番守着病床上微微呼吸着的妈妈。天花板白炽灯仍然亮着，床头的监护仪上闪动着绿色红色的波浪线。

从四月到六月，病房外的树木叶子从青绿变成深绿，窗外的空气开始燥热，我穿上短袖，妈妈却还是裹着厚外套。手术虽然很成功，但身体终究没有以前那么硬朗。六月一日，是大家争着当小朋友的日子，也是我四年大学生活正式结束的日子，从校门口迈出来的那一刻，我突然很清醒又无比沮丧地意识到：我的夏天，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