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鲁克是管理学家吗？
这似乎是个纯属没事找事的问题，地球人都知道啊，德鲁克是“现代管理学之父”，他正式确立了管理学的地位（中文一般翻译为“我创建了管理这门学科”），他那闪耀着真知灼见的光芒的管理学著作，现在依然是管理者案头的经典教材，常读常新，——他当然是管理学家。
但是，有一个人却不这么认为。
谁？
德鲁克自己。
1992年，有记者问德鲁克，你的工作是什么？
德鲁克回答说，我从事写作工作。
记者：你都写些什么呢？
德鲁克的回答就不是那么肯定了，他写过很多不同类型的著作，有政治学的、经济学的、府学的，当然也有管理学的，但他最后却说：我自认为我是一名“社会生态学家”。
“社会生态学”是德鲁克自己创造一个词。一般而言，生态学关注的是生物与自然环境的关系，那么社会生态学关注的是“人与经济、社会、政治的时空关系”（temporal and spacial relationships）。也就是说，社会生态学讨论的是人与人为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
德鲁克一生出版了39部著作，管理书籍仅有15本，而他自己认为，真正属于工商企业管理的只有两本(《成果管理》、《创新与企业家精神》)。
在2002年出版的《功能社会》的序言中他写道：“我最初和最首要的关注并非管理，我对管理的兴趣始自我对社区和社会的研究。” 从1939年的第一本书到2004年最后一本，德鲁克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怎样创造一个能够成功运转的社会？
德鲁克认为，我们现在生活的社会，是一个由多元组织构成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每项重要的社会工作都委托给大型的组织：从生活用品和服务到医疗保健，从社会保险、福利到教育，从研发新知识到环保工作等……”这样，每个组织就都构成了社会的器官。
而“人”，基本上都成为某个组织的一员，组织为个人在社会上的角色定位、功能发挥、价值实现的平台，一个人如果脱离了组织，不仅不能获得经济、物质上的满足，还有被疏离、异化、从而产生心理问题的危险。
这样，“人”这个万物之灵，在现代社会，其身份、地位、价值感等，通过“组织”这个媒介，最终得以了实现。
如此以来，在人、组织、社会这三者的关系中，“人”，是一切的目的，但“人”只有在“社会”里才能寻找到自己存在的意义；“社会”是人为环境，要想使“社会”得以良性运转，就要使“组织”充分发挥就有的职能；那么，如何让“组织”运转高效、实现应有功能呢？那就要依靠“管理”。
于是，德鲁克逻辑地进入了对管理的研究。
所以说，德鲁克虽然在管理学科的建设上具有空前的贡献，但他其实最初的目的是对社会、对人的关切。管理某种意义上是他实现最初理想关切的一条路径。正因为如此，德鲁克的管理学，才不是简单地就管理论管理，而是把社会、组织和个人置于一个大的系统中去研究，得出了与其他管理学者不尽相同的结论。
总而言之，只有打通个人——组织——社会三者的链条，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德鲁克学说。德鲁克的最终关切是人，他比重致力的事业，是要创建一个正常运转的社会。德鲁克综合了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诸多人文学科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如何创建一个新社会。终其一生，他在探讨如何应对、解释和管理一个变化的新世纪以及其社会形态。
杰克·韦尔奇曾说：“全世界的管理者都应该感谢这个人，因为他贡献了毕生的精力，来理清我们社会中人的角色和组织机构的角色。我认为彼得·德鲁克比任何其他人更有效地做到了这一点。”
社会生态学家不仅仅关注理论，更重要的是他将社会生态学视为为一种实践。德鲁克不仅创建了社会生态学，他还创造了社会生态学研究的方法：
1）确认重要的趋势；
2）（通过沟通）引起众人的注意；
3）强调（趋势）与管理相关的挑战；
4）发展出对社会机构管理有益的原则。
社会生态学的目的从来不是知识，而是行动和成果。
德鲁克不喜欢别人称他为大师，他说“吹牛”或是“dirtyword”（脏话）。他更喜欢被人称为“社会生态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