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皆识苏东坡，世人也都爱苏东坡，古往今来，能有如此人格魅力的人，可谓凤毛麟角。历朝历代，凡是做官的人，几乎人人都有被贬的经历，但于他们来说，大多数只是仕途上的一两次波折而已。可是，苏东坡却不然，有人这么评价他：他的一生，不是被贬，就是在被贬的路上。也有人统计过，苏东坡一生中走过的地方，横跨大半个中国，生命的三分之一是在被流放的过程中度过的。时间之长，范围之广，纵观整个中国历史，恐怕无人能及。

被贬，难免痛苦、失落、委屈、愤懑……可一再被贬，不但没有打垮苏东坡，反而让他更加豁达地看待人生，参透离别生死。

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苏东坡降生在四川眉州一个小康之家，优越的家境，让他度过了一个舒舒服服的童年。他的祖父虽不识字，但是人品不凡，这位老人家，能够在丰收之年广存稻谷，到荒年歉收的时候开仓散粮,可见他有悲天悯人的情怀。在他年老的时候，经常携酒一樽，与亲友在青草地上席地而坐，饮酒谈笑，以谴时光。成年后的苏东坡的“酒趣”，也许就是继承这位老人的。

很显然，这位老人在文学上对孙子是毫无影响的，但这也不妨碍苏东坡日后成为一代文豪，因为童年时期，母亲程氏的陪伴，已经在苏东坡的身上洒下了文学的种子。在东坡八岁到十岁之间，父亲进京赶考，落第之后到江淮一带游历，苏氏兄弟的教养任务便落在了母亲的身上。这位程家小姐，曾在丈夫年轻的时候激励其努力向学，现在，则陪着孩子熟读大量的文学经典，为他们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所以，苏东坡能够在二十岁的时候就考中进士，并且得当时的皇帝宋仁宗、文坛领袖欧阳修等所赏识。可是，步入官场的同时，也开始了他风雨飘荡的一生。在这飘摇之中，他难免感到失意、苦闷，但从他的诗文中流露出来的，更多的还是那份豁达与乐天知命。他的人生境界，从古到今，无人能及。

在中国文化史上，苏东坡可谓是一个全能型的人才，他的诗、文、画、书法等都有着颇高的成就，也许正因为如此，人们习惯于仰望他，殊不知，他是那一个最具人间烟火气的人。我想，他的这份豁达与坚韧，来源于他在磨难中不断地提升自己的思想境界，来源于他对生活的热爱。在身处逆境时，他寄情山水，于自然风光的获得慰藉；在宦海沉浮中，有与之共进退的兄弟；生活困顿时，有相濡以沫的夫妻之情。

一、 自然风光的慰藉

林语堂在《苏东坡传》里说：“风光之美一半在其地方，另一半则在观风景之人。”纵观苏东坡的一生，无论在哪，无论是何种境遇，他都能够敏锐地察觉到自然之美，自然风光的美，又给他的失意人生几分慰藉。

苏东坡的第一个官职是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若说科举中举是所有读书人的梦想，此刻的苏东坡应该说是实现了。但真正走进官场，他便发现，为官的生活并没有想象中的美妙，案牍上的公文不免令人厌烦无味，工作之余也不免感觉寂寞。

好在，苏东坡懂得于百无聊赖的工作中找到消遣。他建了一座官舍，前有水池、后有亭子，另有一上好花园，种了三十一种花。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可以想象，这位大文豪在工作之余侍弄花草的身影，那应该是一种工作疲惫之后的放松吧。当然，他也不会局限于自己的这一亩三分地，而是经常外出旅游，寄情山水。

初到杭州，苏东坡的官邸在凤凰山顶，向南可以望见钱塘江，出海的大船若隐若现；向北则可俯瞰西湖。他的夫人“清晨起身，打开窗户，看见下面西湖平静的水面，山巅、别墅、漂浮的白云，都映入水中，不觉心旷神怡”。这样的居住环境，不禁令人羡慕。在与西湖的朝夕相处中，领略西湖的万千姿态，他写下了“水光潋滟晴方好，山水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千古名句。

有人说，他是热爱自然的诗人，诚然。即使被贬黄州那个长江边的穷苦小镇，他和家人暂住定慧院，虽是陋室，对苏东坡来说，却不亚于琼楼玉宇。他自己也说：“午睡初醒，忘其置身何处，窗帘拉起，于坐榻之上，可见风帆上下，远望则水空相接，一片苍茫。”大概没有谁，能够在历经生死之后，依然能沉浸在大自然鬼斧神工之中。黄州虽是穷乡僻壤，但他也能敏锐地发现其中的美，他经常和朋友在起伏不平的东山麓漫游，于庙宇、私人庭园、树荫掩蔽的溪流等处探胜寻幽，兴之所起，夜游赤壁，尽情享受江上的清风，山间的明月。

苏东坡的为官经历实在是太过于丰富，但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无论在哪里做官，他的居住环境、办公地点总是富有诗意的。再到杭州，他经常在葛岭下面有十三间房子的寿星院办公，因为那里环以修竹，外望清溪，风光如画。在惠州的朝云堂，北望可见河上风光，乡野美景也一览无遗。

都说祸福相倚，于苏东坡来说又何尝不是呢？不断被贬，越贬越远，使他一生难免奔波劳累。却也是不断被贬，让他能够领略不同地方的美景，为祖国的大好河山留下了众多千古名句。

二、 兄弟之情

也许是兄长苏东坡过于耀眼夺目，所以弟弟苏辙显得有点透明。大多数人初识苏辙，可能还是看了苏东坡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里面的序：“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才知道苏东坡有个弟弟叫苏辙，字子由。殊不知，苏辙比哥哥小两岁，却是同榜进士，在文坛上同样享有崇高的地位，与苏东坡同样位列“唐宋八大家”……与哥哥的锋芒外露不同，弟弟苏辙内向收敛、隐忍坚韧，稳健而实际，冷静而机敏。苏东坡是有话不说如鲠在喉，不吐不快，所以他对上不断上书论税收、论征兵法，请求废止所得税；对下则是写下了很多揭露新政弊病的诗歌，以致为自己招来灭顶之灾。与苏东坡不同的是，同样是看到新政的不利之处，苏辙却一直沉默，等到王安石失势，他认为时机成熟的时候，才带着改革政治的表章进京。显然，这样的性格更适合在官场生存。事实也是如此，相对于哥哥的不断被贬，弟弟的仕途可谓平坦得多。但是，苏辙并非只顾自己在官场追名逐利，而是与苏轼休戚相关，荣辱与共。这对兄弟从小一起长大，为官之后大多分居两地，却不妨碍他们互相照应，互相慰藉。

初入仕途时，弟弟子由在京侍奉老父，苏东坡在凤翔府做判官，这是兄弟二人第一次分别，生性豪放的苏东坡，此时也终于感受到了离别的惆怅，弟弟送自己到郑州西门外离开之后，他写了《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登高回首坡垅隔，但见乌帽出复没。苦寒念尔衣裘薄，独骑瘦马踏残月。路人行歌居人乐，童仆怪我苦凄恻。亦知人生要有别，但恐岁月去飘忽。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爱高官职。”此后，于宦海沉浮中，兄弟俩聚少离多，但却一直互通书信，彼此唱和，写下了许多感人肺腑的诗歌。

苏轼杭州任满时，上书朝廷，希望能调到靠近济南的州县，只因为弟弟自由当时在济南任职。“乌台诗案”之后，苏辙为救兄长，甚至上书辞去官职，最后也受其连累被贬为筠州酒监，虽然都处在困顿之中，但苏辙还是亲自将兄长的家眷护送至黄州才到筠州贬所上任。当苏轼被贬儋州时，苏辙也被贬雷州，他们在藤州相聚，之后依依惜别，不曾想这一别却成永诀。

回望苏轼和苏辙兄弟两人深厚的手足之情，令人感动，也令人扼腕。虽然他们性格迥异，但是志趣相投，政治立场也相同，他们是兄弟，更是知己，所以在险象环生的政治环境中，人们看到的是他们患难与共的兄弟情义。《宋史•苏辙传》中评价这段兄弟情是：“辙与兄进退出处，无不相同，患难之中，友爱弥笃，无少怨尤，近古罕见。”确实，纵观整个中国历史，如此深厚的兄弟情谊，也就只有苏轼与苏辙。

三、 夫妻之情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括苏东坡的人生，或许没有比“风雨飘摇”更合适的了。虽然命运坎坷，他却活出了更高的境界，高得令人无法企及。这里面，纵然有他自己独具慧眼，于自然山水中寄情遣怀，有兄弟知己的慰藉，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他有着堪称完美的爱情与婚姻。

苏东坡的一生，有三个女人，她们驻足于苏轼不同的人生阶段，陪伴他，守护他，滋养他。

苏东坡的第一任妻子是王弗，他们是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成亲的，婚后琴瑟和谐、形影不离。那时的苏轼，刚刚步入官场，意气风发，却也不够成熟老练。好在，妻子王弗是一个智慧的女人，她佩服丈夫的才华，也明白丈夫急躁火爆的性格，更重要的是能够务实际，明厉害，在生活上对他悉心照顾，并予以适时提醒。在东坡眼中，“天下无一不好人”，所以对谁都是直接袒露胸怀，毫不设防。而妻子却能从丈夫与友人的交谈中分析对方的性情，剖析好坏并且警告丈夫要予以提防。这对夫妻，丈夫才华过人，妻子平实精明，难能可贵的是妻子能够清楚丈夫的秉性，然后进退有度地规劝丈夫。可惜的是，如此贤妻，只陪苏轼走了十一年便撒手人寰。在她死后的第十年，苏轼写了《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以寄哀思：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岗。那时的苏轼正在密州任职，仕途不如意，满腹才华无处施展，人生理想无法实现，午夜梦回，想起王弗曾经的规劝与提醒，不禁肝肠痛断。

苏轼的第二任妻子是王弗的堂妹王闰之，林语堂在《苏东坡传》里这么评价她：“不如前妻能干，秉性也比较柔和，遇事顺随，容易满足。”也许正是这种“遇事顺随”的性子，才能让他在丈夫宦海沉浮的生活里，一直和丈夫同甘共苦。苏轼任杭州通判时，充分参与西湖上的活动，酒筵公务之间难免与歌妓相往来，作为妻子，王闰之了解丈夫，信任丈夫，即使丈夫给歌妓题诗，她也觉得无妨。她只做好自己的分内事：照顾孩子，操持家务，给丈夫做眉州的家乡菜，做丈夫喜爱的姜茶……这种聪明解事，办事圆通，不但不会把丈夫反倒推入歌妓的怀抱，更能够获得丈夫的赏识。当时的王闰之，尚且还是一个判官的妻子，享有社交上的地位，乌台诗案后，苏轼被贬黄州，生活过得穷困潦倒，连苏轼也不得不务农，她自然也成了一个农妇，但王闰之依然毫无怨言，默默地撑起这个家，让苏轼没有后顾之忧。她善于持家，也不忘丈夫的喜好，在丈夫想和好友相聚的时候适时提供酒菜。她陪了苏轼二十五年，这二十五年里，他随着苏轼奔波于各个贬所，历经坎坷。在她活着的时候，苏轼写“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后牛衣愧老妻”表达牵挂；在她死后，苏轼写：“我曰归哉，行返丘园。曾不少许，弃我于先。孰迎我门，孰馈我田？已矣奈何，泪尽目乾。旅殡国门，我少实恩。唯有同穴，尚蹈此言。呜呼哀哉！”寄托哀思，并且在死后与其葬在一起。

苏轼生命中的第三个女人是王朝云，她本是苏轼的妾室，在王闰之去世之后承担起照顾苏轼的所有责任。她懂得苏轼的一肚子不合时宜，苏轼也把她视作红颜知己。被贬惠州时，苏轼把大部分家眷安置在宜兴的苏家，只带了朝云前往。他们之间，早已超越人间情爱，更多的是精神上的灵魂伴侣。在苏东坡的眼中，朝云是“天女维摩”，他感念朝云的不离不弃，他们之间的爱情，也升华到宗教的程度。遗憾的是，这样的人儿，在他们到达惠州三年之后，也因染疫撒手人寰，留下苏轼一人独自面对人生的风雨。此时的苏轼，心中难抑悲痛，他把朝云葬在惠州西湖孤山南麓大圣塔下的松林中，并且筑六如亭以作纪念，亭上有他亲手写下的楹联：不合时宜，唯朝云能识我；能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一字一泪，写尽了他对多舛命运的感慨，也饱含着对朝云这一红颜知己的无限深情与不能相伴到老的惋惜。此后，苏轼将被贬往域外之地海南，虽有儿子相伴，终究是没了红颜知己的惺惺相惜。

纵观苏轼的一生，时运不济，坎坷多舛。但世人寄予同情的少，佩服敬仰的多，归根到底，人们所佩服的不外乎他的文化成就，所敬仰的是他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从世俗的眼光看，苏轼是不幸的，但是，他又是幸福的，因为他能独具慧眼寄情山水，他拥有患难与共的兄弟情谊，拥有相濡以沫的夫妻之情。他给后人留下的，不仅有一首首脍炙人口的诗词，一个个耳熟能详的故事，更宝贵的是留下的足以照亮每个灵魂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