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不能改变的应当被适应。”是一个伪命题，至少在社会组织领域是如此，印证这一观点的实践成为革命、改革或者其对立面。所谓民意与群众基础，在绝大多数社会形态下（这种绝大多数在想象力的范畴内接近于全部），不过是使专制（在现代政治语境下往往处于负面的一致，即不可接受成为共识）成为普遍（意味着被大多数成员无意识的接受）专制的冠冕堂皇的理由和工具，随时处在被蛊惑、利用与毫不自知的状态。对体制（实践意义上的，仅指作为某种制度的集体管理规则、架构和实施方法，与意识形态意义上的体制无关）、组织（如果它被指称为群体的代表）和权力始终抱持的深切怀疑，受益于这种怀疑，理性才不至于被无处不在的群体盲动吞没。信任作为个体的群体成员，基于共同价值观与目标的谅解，并且仰赖于作为共同角色的情感共鸣，然而这种信任不能也不应当转化为对群体概念的认同。“孤立的个人具有主宰自己的反应行为的能力，群体则缺乏这种能力。（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语）”必须尊重个体无可取代的价值，自主、理性与独立。与群体保持适当的理念疏离，并避免融入其中。除非，当某种理想与群体的运行处于稳定的共振，我们应当首先确立并时刻审视这种理想的正义与伦理基础。
图宾根大学哲学教授奥特弗利德•赫费（Prof.Dr. Dr. h.c. mult. Otfried Höffe）在评价康德哲学时说:“（康德）将自由作为人的最重要的原则。自由对于所有人都是本质的，但对于现代人尤其如此。……‘要有勇气去运用你自己的头脑和知性。（康德语）’因此，在从事某些认知方面的事情之前，你需要有某种志愿、某种性格，而这种性格的最重要的要素之一就是拥有勇气。再一次，要勇敢去运用你自己的精神，你自己的头脑和你自己的知性。”
事实上，中国古代也不乏这样的思想努力与价值追求。
陶渊明《咏贫士》诗言:
“万族各有托，孤云独无依。
暧暧空中灭，何时见馀晖？
朝霞开宿雾，众鸟相与飞。
迟迟出林翮，未夕复来归。
量力守故辙，岂不寒与饥？
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
鲍照《拟行路难》诗言:
“泻水置平地。各自东西南北流。
人生亦有命。安能行叹复坐愁。
酌酒以自宽。举杯断绝歌路难。
心非木石岂无感。吞声踯躅不敢言。”
南朝最著名的诗人大概是谢灵运，鲍照算不得魁首。然而如果陈涉说出了古今庶民最霸气的那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那么鲍照大概说出了历代文人最豪迈的那句“自古圣贤尽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
千山寻理，道阻重关，谁人与共？有则同往，无当独趋。若真法所见，迷踪却步，向为使先。壮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