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今年我13。
虽然，在我们这个地区，13不是什么好数字。
1994年参加工作，校长问我的第一句话是“会不会打麻将？”在我斩钉截铁地告诉他“不会”之后，他的第二句话是“给你一个星期的时间学。”我很好学，因为第二天我就连糊了他9牌。
到学校的第一件事情也不是上课，而是修路。几个老师，自己买了水泥、黄沙、石子，自己搅拌，自己铺路。为了省钱，当时教育局找人的报价是3万元，我们自己做3000元。只是，为了修路就惹了麻烦，校长任务到人，谁做完就可以先回家。周末了，我就抓紧干，干完了向校长报告，校长同意我先回家。到宿舍刚脱完衣服，弄湿了身体，学生就跑来敲门，说校长和其他两个老师吵起来了。赶紧穿上衣服过去，双方已经闹得不可开交，都要求我评理：一方说校长说过干完了就好走，一方说他没有说过。事情闹到中心校，我老老实实说校长有过这个说法。于是，没过多久，我就知道了什么叫“穿小鞋”。同时也知道了，陶行知老先生的“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并不是放知海内皆准的教师行为准则。
几乎是从毕业的第一年起，我就还是怀疑自己之前所接受的18年的教育究竟对不对，到底哪儿出了问题。这算是真正的所谓开始“逆反”。因为在这之前，我一直是一个“乖孩子”。不乖的开始就是不再听别人怎么说，而是开始打破砂锅问到底，去追本溯源。说得好听点，叫求真务实。尤其是对“校长”“书记”一些冠冕堂皇的话不再轻信，更多的是去看他们做了什么。说实话，很失望。突然发现，校长们喝酒真的很在行，而除此之外，并没有所长，可是，校长们拿的是教师工资呀，评的是“教师专业职称”呀！再然后，“由于工作的需要”，校长们渐渐都不上课了，可是，“校长如果不上课，他怎么指导老师们进行教育教学呢？”类似的歪理邪说，还有支撑，第一个便是时任常熟市实验小学校长薄俊生，他是校长，一直上课，他说：“我是小学语文老师，我怎么能不上课呢？”现在看，像他这么想的校长不多，有的，大概也都集中在苏州，譬如薛法根、管建刚等等。这是2003年的事情。
这个时候，已经工作了9年，也打了9年的麻将，还获得过嘉奖等表彰。现在看，让人匪夷所思。这是一幅你无法想象的画面：一个城市边缘的比农村学校还像农村学校的学校，一共5个老师，每天午饭过后，四个老师凑一桌，开始打麻将，旁边站着一圈家长观战，多下来的那一个，把学校大门一关，要么自己下地去种蔬菜，要么就是带领全校的孩子踢足球。那个带着全校孩子踢足球的，是我。
学校小，最多的时候只有85个学生，最少的时候69个。校长精明，办副餐、办幼儿园、办暑假班，甚至曾经想把学校的水杉树林利用起来办做骨灰盒的校办厂，虽然最终被否了，但如果仅仅考虑经济的话，那绝对是正确的。刚工作，我的工资大约是200多元，9月份正式参加工作，10月双节前学校发了1000元回家，以至于我在机关工作谨小慎微的父亲一度认为我们是不是贪污。有了钱就会有问题，一点都不假，所以，校长和会计经常争论的是：“我到底给了你几个200？”
实事求是说，那9年也不是一无是处。尽管只上半天课，对课还是很认真的，也自己做一些研究。尽管后来发现，自己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研究出来的所谓成果，其实前人早就确认了。那半天的教学应该还是用心的，下午的足球，成为了诱惑孩子学习的方式。所有的孩子都喜欢玩，可以呀，大家一起嗨！男生、女生一起嗨！对我来讲，这并没有什么，因为我上小学的时候，班上只有13个人，男生、女生必须一起玩，否则，什么都玩不了。所以，男生会跳橡皮筋，女生能打仗。所以，足球一起踢起来，然后，然后自然就是作业做完了的才可以踢。做不完的，罚？不、不、不，只消让他们站在旁边看就可以了。于是，班级管理啥的，就不要你管了，自然有人来组织。所以，那个班四升五的时候全市统考，语文均分98.2，一下子就轰动了。于是，就有了“牛言非语”的第一句“学的时候认真地学，玩的时候尽情地玩。”当然，需要老实交代的是：考那么高，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那次命题的老师懒，他采用的试卷是大家平时不用的某一本教辅用书上的原题，而我恰好看到过这份试卷，且觉得不错，就让班上的宝宝们都做了一遍，订正了一遍，还默写了一遍。必然加偶然，一个划时代的成绩就这么诞生了。我至今记得中心校的那个校长同学的校长，跑到阅卷的教室，把试卷一张张翻了一遍，摇了摇头他的大头，叹了口气，说：“真不错！真不错！”班上考最后一名的那个孩子叫王莉莉，她爸爸知道后，送来了1000元的慰问金，要感谢我。受他启发，校长向村委会送达喜报，因为村长、妇女主任、会计的孩子都在这个班里，村里也送来1000元奖金，校长问我怎么办，我就说了一句：“5个人均分，且从今晚后学校的福利大家均摊。”从此以后，校长和会计不再为几个200纠结，我也下定决心，再也不搞应试教育！
2002年，森林辅导区并入河满辅导区。2003年，据说是因为河满中心校组织去苏州游玩时，我写的命题作文让曹校长觉得还不错，于是渔村小学撤并时，我没有去得了森林小学，而是去了中心校河满小学。而曹校长调走了，王校长来了。王校长听的第一节课是我在河满小学上的第一节课，四年级的课文，也是我们熟悉的歌词《让我们荡起双浆》。听罢，王校长嘱咐：“要读书、多读书、系统地读书。”很受益，也幡然醒悟，7600元分期付款买了台联想电脑，上网闲逛。
偶遇朱永新的博客。这家伙居然说，只要每天坚持写200字，两年以后必定成为名师。我的逆反劲就出来了：不就每天200字么？我写，写两年，成不了名师，我打上门去。2003年写了22天，2004年写了128天，2005年写了365天，2006年发表了380多篇文字。一天一篇臭狗屎换来了真金白银，最多的时候一年光稿费就有4万多元，而那个时候的工资应该还没有这个数。反正那个时候算过一笔账，按照河满小学教师代表大会通过的方案，河满小学至今欠我当年的奖励11万元（不含利息）。2006年10月1日第一次出去上公开课，因为笨，开始追求“淡而有味的语文课堂”。
偶遇凤凰语文网。也是在2003年，偶然逛到了凤凰语文网，一下子就喜欢了。原来，教研是可以这么搞的。一个人背了个包，第一次外出，拦了一辆过路车去了常熟。因为胆小，过了3个多小时才知道旁边那个安静的女子其实就是来接待我们的沈春媚，而她跟我在一个备课室。因为网名是“梦轩”，所以房间里配了一个“紫雨”。因为不走寻常路，几个人上了虞山的顶却不知道该如何下去，于是就有了我经典的“只知南北、不识东西”。从那以后，常熟、无锡、南京、苏州、南通、盐城……沈春媚、紫雨、田做宾、王卫、沉郁、小妖、春之曲、高子阳、风之语、青青荷叶……出于对之前9年光阴虚度的忏悔，出于对周围教育环境的失望，一次次地出行、静思、落实。于是，成了一个真正的“卖光盘的”，因为我觉得，一线的老师太需要类似的真正的培训了，而不是简单的开个会、读几个文件、几个报纸，或者听几个不要脸的专家胡扯。
于是，一下子成为了“坏人”。其实，坏人仅仅是讨论教学问题的，而不纠结其他。只是，大家似乎都习惯了评课即是评人，尽管经常挂在嘴上说“对事不对人”。虽然我极力避免这种尴尬，但凡涉及到一点点个人私利的嫌疑的话题，都不讨论。
从首次其他老师推荐“优秀青年教师”开始时爱护我校长说“你不要评”开始，到几次要求做他的人被我拒绝之后的校长说“你如果参评，我就组织老师、学生、家长写你的黑材料”之后，开始宣布三不：“一不入D，二不评先，三不晋升职称”，从此开始自绝于人类，我行我素。2007年，申请去滨海支教，一段纠结的半年时光，让我真正成为了一个“积极的悲观主义者”，而这积极的目标寄托在2004年开始我们成立的“小语探索”团队，即“读书吧”。成立这么多来，俱乐部老师编写作品78本，发表作品400余篇，指导学生发表作品400余篇。但，光鲜的数字背后，更多的是现实的无奈。
所谓的淡定和超脱，也不是从一开始就有的。2007年前非常纠结过：为什么从搞教研开始，就变成了坏人了呢？为人处事的方式我从来也没有改变过呀！为什么校长第一天评职称大会时说：“发表300篇作品和3篇是一样的。”而第二天学校考核大会时又要拜托老师们多写文章呢？从第一批申报“学科带头人、教学能手、教坛新秀”时，因为只有2个名额“教学能手”已经有3位同事申报而改报的“教坛新秀”，而同样2个名额的却只有一个人申报的“教坛新秀”，被临时召唤了两个基本条件不符的同事来校内评选把我剔除，到第二批、第三批我不再申报，以及由于第三批全区只有河满小学没有一人当选，动员我报第4批“教学能手”，获批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撕毁了那张证书。这个时候，心中总是有愤懑之气的。一直到2007年的11月29日，在滨海组织了一次教研活动，回来的高速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