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任务历经五个月，任务结束了，我们背着被褥步行拉练二十多里地，回到了家。
站在屋门口，一家人都认不出我来了。
母亲惊讶又心疼地喊道：“哎呀，我的闺女哟，你简直黑成了一个非洲人了！”
七姐也过来抚摸着我衣服肩膀上的破洞，心疼地说：“慧妹，快把它换下来，我给你补补！”弟弟妹妹也大声惊叫：“啊呀！慧姐，你看你的脸上，都爆皮了！好丑呀！”
我淡淡地一笑，自豪地说：“别大惊小怪，这就叫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劳动中脱胎换骨！咋样，我干的不错吧！“
在一家人的唏嘘声中，我悄悄站在了镜子面前，已经好几个月没照镜子了。黑黑的面容，两个腮上已经脱皮，只有白眼球和牙齿是白色的。如果不是肩膀上搭着两只辫子，已经很难看出是一个女孩子了。我暗自感叹：这就是十七岁少女的容貌吗！
回到家，不容休息，第二天就开始参加队里的劳动。
从那以后，夏天顶着炎炎烈日，冬天冒着刺骨寒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身体经受着难以忍受的劳动强度，心灵接受着革命的洗礼与教育，我从心底挣扎着发出无力的呐喊：一定要活着，坚强地活着，这就是生活！
一家人的生活还是捉襟见肘。父亲虽些年近花甲，但天不亮，就得去义务给村子里扫大街。扫完以后回来赶紧吃饭上工。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如此。看到父亲苍老而又劳累的身影，我们都心疼不已。可是没办法，那是接受劳动改造，别人不能代替。但父亲总是一副乐天派的样子，笑哈哈地对我们说：“没事，你们不用担心，我身体好着呢！早起还锻炼身体呢！”
生产队每年分的粮食，每年都不够吃。当时农村有句俗话就叫“够不够，三百六”，就是每年夏粮秋粮加起来，每人每年三百六十斤才够吃。但每年我们到手的粮食只有可怜的二百多斤，剩下的缺口，就只能靠自己解决了。
记得每到青黄不接的季节，我就来活了，我的任务就是分别给在外面工作的大哥，大姐写信要钱。因为这信只有我写，做父亲的怎么能启齿去同孩子们要钱呢？他实在张不开这嘴。
我就一封接一封地写，在当时的年代，大哥大姐在外面拉家带口也不容易。但看到我的信，就知道确实家中困难，大哥每次寄十元，大姐每次寄十五元，这些钱虽然不多，但当时也能解决家中一阵子的口粮问题了。过一段时间，实在又没辙了，只能再写信，要钱······
母亲姊妹多，她家是贫农，舅舅们听说我们家落难了，也纷纷出手相助，有的给寄点粮票，有的给寄点钱来。记得那年还有三天就过年了，正愁着年关怎么过的我们，收到了远在东北的二舅给我们寄来的十五元钱，那十五元钱对我们来说就是暗室逢灯。我们用这十五元钱，置办了家中过年的年货，吃上了一家人盼望已久的年三十的饺子。有一次，听说我们家里没粮了，远在诸城姥姥家的姨父，亲自背着一袋玉米，坐着火车，送到了我的家里。母亲当时感动得直落泪，那可是救人命的粮食呀！
有一天，一个穿着绿色军装的小伙子，一路打听来到了我们家。原来是二姨家的表哥，当兵探亲，听说我们家有难，特意专程来看望我们。
村子里的街坊邻居，都瞪大了眼睛，眼瞅着一个穿军装的人走进了地主家的院子，都觉着不可思议，议论纷纷：“地主家庭怎么能有这样的亲戚呢？”
这时，我立刻站了出来，理直气壮地说：“你们也别猜，你们也别不信。这是我姨家的亲表哥，正在北京当兵，怎么着，不可以吗？”
他们傻愣愣地看了我几眼，皮笑肉不笑地对我说：“信，我们信！”然后灰溜溜地走掉了。
当时六姐正在青海建设兵团过着艰难困苦的日子，每月只有六块钱的津贴。她舍不得花，攒下来，全部寄了回来。同事们的旧军衣，她整理干净，也寄回来。六姐不管在外面遇到多大的困难受多大的累，她只深深藏在心里，从不跟家里人说，怕家人为她担心。但尽管她不说，我们一家人心里都清楚的很。
就这样，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亲戚朋友和远在天南地北的亲人们，都在尽可能的关注着，帮助着这个在风雨飘摇中的贫困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