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语

      1、日本女作家盐野七生的这套《罗马人的故事》，是一亲生哥儿们主动借给我的，却被我撂那儿时近一年，一切源自恐惧：15本啊！猴年马月？

      若非最近万事皆休，恐依然不敢打开扉页。书读到第2本时兴趣渐浓，方才体会到哥儿们极力推荐的原因，到底是亲生的啊！舍得！到第6本时，又觉得该做点什么，于是开始码字儿，或录、或述。耗时三个半月，读完，码字儿，收工。

      2、这套书可以看做历史书、当成游记、视为政论，还是不错的散文集。

      3、盐野七生以非宗教观点的现代史观来解读古罗马，其间涉及国家与民族、君主与公民、宗教与人性、权力与秩序、科学与技术等方方面面。

      4、古罗马的力量，来自保障国民安全的基础设施和贵族行为理当高尚的传统。古罗马的强大，归根结底是因为它的宽容开放、兼收并蓄，具体则体现在对国民人性和权利的尊重。

      身为拉丁民族的古罗马人，在哲学和艺术方面不如希腊人，在体力上不如高卢人和日耳曼人，在经济能力方面不如迦太基人和犹太人，就连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都是依靠从伊特鲁利亚人那里学来的技术完成的。但就是这么一个没有什么长处的民族却将其他所有民族都收归自己的统治之下，建立起庞大的古罗马帝国，并将其维持数百年的时间，究其原因，完全是因为罗马人执着于彻底且合理地活用自己所拥有的力量。

      政治、经济、文化相互作用，凝聚成无敌的力量，更是无穷的吸引力。

      5、列个时间轴吧

      公元前九世纪，古罗马文明开始兴起。中国处在西周之初。

      公元前754年，古罗马开始王政。周平王刚刚被迫迁都洛阳，中国进入春秋时期。

      公元前510年，古罗马进入共和时代，几十年后中国进入战国时期，上承春秋乱世，中续百家争鸣，后启大秦帝国。

      公元前二世纪，古罗马成为地中海霸主，“街道办事处治保主任”刘邦同志的西汉帝国开始。

      公元前后，古罗马进入帝制时代，凯撒、屋大维相继成为事实上的皇帝。中国的王莽同志忙着“篡汉”，实施他的“社会主义”式的改革试验。

      公元395年，罗马帝国分为事实上的东西罗马，基督教已经成为事实上的国教。那段时间，中国的南北朝正热闹，衣冠南渡、民族屠杀与大融合并存，佛教开始兴盛。

      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欧洲进入中世纪。中国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准备开凿龙门石窟，再等几十年，曲折动人的《琅琊榜》开始在南朝“上演”。

一、人性

      1、人对人的背叛，往往不是由于恐惧而是轻蔑引起的。一旦下属发觉上司不过如此之后，离心离德甚至众叛亲离就不远了。

      2、能够集谨慎、踏实、持久力和健全的常识于一身的人，就已经不是凡人了。

      3、人通常会羡慕甚至嫉妒别人的权势和财富，而教养和聪慧，却不大会让人羡慕，也不会生出嫉妒。

      4、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在个人主义伦理学看来，是对所有道德的否定，但这点在集体主义的伦理学里，却成为了最高原则。

      5、当一个领导人处理国务不能持正中庸而手段偏激时，执行其决定的手下往往更加偏激，以此来宣誓效忠，偏激的施政行为祸国殃民也就顺理成章了。东方的孔圣人追求“中庸之道”，还真不是空穴来风。

      6、人类社会古往今来十分常见的情况，就是善意的出发点其实未必导致圆满的结果。或许可以说，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基本上就是由不乏恶意的冷静促成的成功和充满善意的盲动导致的失败相互弥合而成的。善意而有效的措施往往只限于那些立竿见影的行动，比如施舍式的慈善。

      7、所谓的民众，就是更容易接受具体事务而不是抽象议论的人群。他们要求的具体事务，无外乎是看得见的食品和身边的安全，别指望他们为长久之计做出眼前的牺牲。

      所谓的民众，就是在管理甚至奴役他们的权威消失时，会茫然失措迷失方向的群体，他们能做的不是团结一致而是四分五裂。一旦深受四分五裂之苦，他们又盼望天纵英才横空出世，救万民于水火。

      神，是民众竖起来的，然后心甘情愿地崇拜并承受其“折腾”的后果。

      8、不平等恰恰是人类社会的常态，有时人为地制造不平等，反而是获得关键力量持续支持并保证统治地位的最有效办法，也是保证一定时期社会稳定的基础。理想主义者乌托邦式的全员平等措施，往往会制造新的社会矛盾，如果这些措施比较激进，其结果就是社会大乱，将全民送入人间地狱。那些口口声声要把你带入天堂的人或组织，往往把你推进地狱，即使有时他们的初衷是好的。

      9、用语朴素是优点，处事简单也未必是坏事，但二者结合却会拉低一个人的品味。同样一件事或一句话，有品位的人做出来或说出来就会显得特别有分量，更易使人接受。人类喜欢将简单的事儿，用华丽的辞藻来装点，这样才有范儿。

      10、生性怯懦的人有时反而比常人更加暴虐，出身底层的人发达后反而更容易对别人吆三喝四不可一世。只有自信的人，觉得世界都处在自己的掌握之中，更多的会选择了宽容，所谓静水深流。我说的是概率，别抠字眼儿。

      11、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当一个人发现别人需要自己时，会感到十分欣喜。特别是在他发现自己可以完成看似不可能的事情，而这些事情又会为他人带来幸福，他将会视之为使命。

      12、伊藤博文说：男人有两大追求，一是天下权柄在手，二是绝世美女在怀。据说人类所有的战争都源自争夺对美女的交配权，而拥有交配权的前提是你拥有天下权柄。这么说是不是太赤裸裸了？不是说为人民服务吗？

二、管理

      1、独裁政体国家军事力量存在的真实理由，首先在于镇压国内的反对派，而并非保护国民以防遭到外敌侵略。

      一国的统治者若想持久执政，必须获得两方面的支持：一是本国的民意支持，二是邻国政权的认可。一旦为政失德，失去本国民意支持，统治者大多会通过出卖国家利益，以求得邻国支持，以便集中力量镇压国内的反对派，所谓“攘外必先安内”也。当然，没人给你白干活，因此老太太慈禧和蔼可亲地说“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也就顺理成章了，于是义和团变成了过街的老鼠。对老太太而言，只要能保住统治地位，赔点银子割点土地，不过是自家自留地少了一些而已，只要不影响其夜夜笙歌坐享荣华，谁都可能成为她或他们卸了磨的驴。

      2、以王政、共和与帝制为特色的元首制时期，古罗马采取“宽税基，轻税率，税制简单”的税收哲学，通过国家与地方分别固定轻税率征税，补充以个人捐建公共事业，三大支柱筹集资金维持帝国运营和基础设施建设。

      到了帝国后期，地方完全按中央根据需要而非实际承受能力制定的税额征税，不足部分由地方议员自掏腰包补足。随着后期帝国军队与行政官僚的倍增，加之针对基督教的免税政策，广泛的薄赋变成了狭隘的重敛。

      军方或行政部门，一旦机构扩张，就会产生自我保护的力量，开始增加无用的部门和费用，绝非进行什么公仆教育就可以解决的。

      3、古罗马时期，已经设立“中小企业金融国库”为经营者提供常规利率的金融支持，设立“育英基金”用于培养下一代，而统治阶层或成功人士则有捐建公共建筑的传统。不像古中国一直重农抑商，古罗马则一直有商贸传统，并确立商业规则，让产品也随着罗马大道流向帝国的每一个角落。

      4、在公元二世纪初，五贤帝之一的哈德良皇帝就制订了《罗马法大全》，基本涵盖了当代社会所适用的大部分法律，比如保护私有财产，甚至不允许以公共事业为由强行剥夺所有者的权利，而改由国家购买。

      在古罗马人看来，只要具有罗马公民权，就具有平等的权利，每个人面对控诉时都有权聘请律师为自己辩护。中国的律师好像到了民国才有，之前不过是替人写写诉状、出出主意的讼师而已。即使改革开放多年，不少国人的观念依然是：律师帮被告人辩护就是替坏人张目。

      5、以执政官为首的古罗马中央政府官员以及地方自治体的高级官员，都不领取工资。于古罗马贵族阶层而言，献身公务尤其出任高职，既是公民义务更是一种荣誉。且由于历任皇帝垂范，人们往往期待强势人物对公共事业有所贡献。正因重视此类贵族义务，古罗马才完成了那么大范围的公共建设。

      6、包括罗马大道、水渠、上下水道、神殿、竞技场、公民广场、浴场在内、不仅仅是限于意大利本土，而是遍及帝国全境、海量的罗马公共事业，其宗旨是：坚固、耐用、功能好而且美观。罗马人认为，建设这些公共事业，与战胜敌人保卫国家具有同等价值。与之相比，埃及金字塔不过是毫无用处、愚蠢透顶的权力炫耀，而希腊的美术品以精致闻名，但与人类的日常生活，只能说毫无用处。

      东方古国则耗费民脂民膏修建的皇家私用园林，普通国民是没资格随便出入的，且随着朝代更替，建了毁，毁了建。难得都江堰、大运河还能发挥作用，名扬海外的长城，后代子孙只剩用来收高价门票了。

      基督教统治罗马后，古罗马的巍峨建筑以清理“异教”影响的名义被毁掉，巨大的、纯白甚至彩色的大理石材基本挪用于基督教堂或主教的宫殿，连闻名世界的罗马圆形竞技场也被拆的仅剩部分实在无法二次使用的围墙，包括历代古罗马皇帝的雕像在内的裸体雕像基本被毁。

      7、古罗马帝国的元老院类似于现代的国会，其成员来自军政系统的优秀人才和世袭的受过高等教育的贵族组成，在王政、共和时代就存在的元老院即使进入帝制时代后的两百多年，依然承担了为帝国的重要职位提供人才储备的功能。

      帝制时代的古罗马，新皇帝依然要经过元老院的确认才算合法，哪怕很多时候是对既成事实的无奈认可。皇帝制定的政策也要经过元老院的名义批准，才能成为法律得以执行。当然，与其说是认可元老院的权威，不如说是尊重一种自王政、共和时代就开始的传统。

      当古罗马仅仅是个城邦国家的时候，城邦事务通过元老院辩论、决策，可以避免政策失误。但对于一个将地中海作为内海的庞大国家而言，集体决策效率慢、小麻烦拖成大麻烦的事儿常常发生。而帝国后期，实行君主专政制，元老院除了失去人才储备的功能外，有时甚至连基本的廉耻也不具备了。

      越大的国家，国民的想法越多样性，达成一致的概率就越低，直接选举的政治体制往往陷入“多数人的暴政”怪圈，而且直接民主制很容易被别有用心且颇具煽动力的人所控制利用。

      8、古罗马帝国属于多神教而非一神教的国家，如果是一神教的国家，可以通过神的承认来获得统治权的正统性，而对于多神教的国家来说，只有获得国民的认可才行。当然你必须有足够的实力和支持，才有资格去让国民认可。

      “得民心者得天下”是中国历代想当皇帝的枭雄们喊出的口号，其目的也是为了让这些民心布衣源源不断地提供赋税和丁役的支持，去打败竞争者，一旦登位成功，就”子系中山狼“了。

      9、古罗马人对皇帝有个最重要的要求就是看他能否保护帝国和国民的安全，即罗马人需要自己的皇帝能够在必要的时候展现其强大的军事能力。因此，共和时代的执政官、帝制时代的皇帝“御驾亲征”抵御蛮族成了常态，为国捐躯也不是稀罕事儿了。

      东方古国的皇帝，好像除了开国皇帝戎马生涯外，大多“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不知人间疾苦，面对千里饿殍，会一脸无辜地问大臣：何不食肉糜？

      古罗马帝国的皇帝靠个人能力赢得国民和将士的支持，中国的皇帝则靠君权神授和高高在上的神秘感骗取民意支持。

      10、截止到公元三世纪末，罗马帝国共有37位皇帝，死于谋杀的就有18位，自杀的3位，其他不正常死亡3位，特别到了帝国后期，皇帝则大多死于身边个别士兵的谋杀，而被杀的基本没有祸国殃民的独夫民贼，相反好几位死于非命的皇帝，称得上心系天下、功勋卓著，甚至可以称得上雄才伟略。

      不少死于非命的皇帝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树立威信，建功立业也要以待天时地利，而被感性左右的民众特别是普通士兵面对蛮族入侵、山河破碎、疫病横行，要的却是皇帝立马挽狂澜于既倒，稍有拖延，暗杀就成了常态。

      同时期的中国处于东汉三国魏晋时期，虽然皇宫内的血案层出不穷，皇帝死于士兵谋杀的确不多。不过中国的皇帝却有近半死于非命，在这点上可以和古罗马帝国平分秋色。皇帝这个职业，一直都高危，不是被谋杀就是被“累”死。

      古罗马的皇帝，为了保持与民众的亲近感，大多通过各种形式接近民众。中国皇帝则深谙驭民之术，高高在上，保持神秘感。因为下层民众，对于王侯将相这些生下来就高高在上的阶级拥有莫名的敬意，这点在中国尤甚。

      11、古罗马帝国前期，同为出身贵族阶层的内斗胜利者大多选择宽容失败的对手，而帝国后期，“城头变幻大王旗”很是频繁，出身贫寒靠行伍拔得头筹的胜利者，则大多选择了从肉体上消灭对方，甚至是潜在的竞争者，哪怕是血肉之亲。

      12、进入四世纪，古罗马终于开始“学习”东方国家早已实行的君主专制，宦官和奸佞之臣弄权的现象开始时有发生，行政效率进一步恶化。而基督教内不同教派的不共戴天，加剧了熟谙军政事务的能臣干吏的避世甚至是被杀。

      进入五世纪，帝国开始分为东西罗马，一如所有帝国末期，东西罗马频繁出现幼帝登基，伴之以“牝鸡司晨”、“垂帘听政”，而优秀的辅臣均受到欲图篡权的猜忌，公主则频繁和亲。中国亦如此，东汉末年与大清晚期尤甚，君主专制虽然解决了继承问题，却常常无法遴选年轻力壮或经验丰富的优秀人才主政。

      相对于西罗马的自毁长城，东罗马处理国务的人则相对冷静，保持了政权的稳定。

      君主专制本性决定了其逐渐走向封闭，帝国彻底放弃了古罗马一贯奉行的开放包容。

      13、鼎盛时期的古罗马，宽容开放、兼收并蓄、尊重国民人性与权利的理念，强化了国家的经济实力与军事实力，奠定了“罗马统治下的和平”，作为古罗马公民，荣誉感强烈，“家国一体”。

      帝国后期，贫富差距加大、非生产人群增加、自耕农大量沦为农奴、农业生产力下降、掌握财富的阶层利己主义严重且骄奢淫逸、盗贼横行，已经没有多少人再相信国家能够提供安居乐业所需的安全保障。“国家”和“个人”渐行渐远。

      14、公元476年，以罗马城为首都的西罗马帝国灭亡，虽然东罗马帝国依然存在，但没有了罗马城做首都并失去对意大利本土的统治，帝国还能叫罗马帝国吗？称东罗马帝国为拜占庭帝国不是更合适吗？

三、民族

      1、跟古中国一样，古罗马不得不全力抵抗来自生产力落后的狩猎民族高卢、日耳曼等蛮族，以及非洲沙漠游民以掠夺和杀戮为目的的间歇式入侵。古罗马的精英阶层发现：仅仅将侵略者赶出国门并不能解决不断被骚扰的问题，打败然后同化侵略者才是解决之道。

      同化的方式就是将被征服地的居民从狩猎民族转化为农耕民族，在当时的生存条件下，农耕更能稳定且持续地提高生活水平，生活富裕起来的当地人，逐渐失去了进攻古罗马的热情和理由，甚至以能获得罗马公民权为荣。

      罗马化的过程正是文明征服并教化落后的过程，当然征服的过程中有时也充斥报复性的杀戮，所谓“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

      历史上的中国，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掠夺和杀戮，从未间断，虽然时不时也有“封狼居胥”、“燕然勒功”或“黄昏饮马傍交河”，但中原大地被游牧民族指点江山并沦为其牧场的也不止一次，如南北朝时期的北朝、蒙元和满清。

      2、古罗马人对于被征服者，放弃简单的杀戮和毁灭，取道同化。同化不仅包括将被征服者由狩猎民族转化为农耕民族，从物质丰富上同化，也包括接受被征服者所信仰的神灵并将这些神灵作为自己的神灵一起给予祭拜，更包括逐步给予被征服者同等的罗马公民权。颇有点“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味道。

      到了帝国中后期，出身被征服地区的行省总督、带兵的将军和元老院议员层出不穷，反而成了帝国稳定和统一、抵御蛮族侵略的中坚力量，甚至作为解放奴隶的儿子都可以被推举为皇帝，血统或出生地都已经不是问题，只要你具有罗马帝国最高统治者的自觉和责任心，即使出身行省，也有机会登顶帝位。

      与此同时的东方古国，“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说法是从“治保主任”的后代开始的。东汉打败了匈奴，南匈奴归化北匈奴西迁，归化的南匈奴慢慢地融入了汉民族。自此，汉民族的血统不再纯正，当然也有说法：自黄帝打败了炎帝，炎黄又联手打败了蚩尤后，就不纯正了。

      崛起时的古罗马同化蛮族，一般是武力主动出击逼其归化，以保边境安全，而中国则大多是被“蛮族”入侵、杀戮、占领后，被动地用文化将其融合在华夏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并以此为荣，比如五胡、蒙元和满清。

      3、历史上的战争大多属于民族斗争的后果，而对平民的大规模屠杀，则大多是代表落后生产关系的“野蛮”民族所为。中国历史上几次大规模的人口减少，除了东汉末年属于汉人内战导致的人口锐减将近九成外，其他皆由“蛮族”所为，如五胡乱华、安史之乱，元灭南宋、清绝大明。落后民族入主中原，以落后牧先进，因为文化、生产力和人口数量上的不自信，往往将杀戮作为建立权威“宾”服四方的最主要方式。

      清初，辫子问题使多少人头落地，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更是惨绝人寰。遗憾的是两百多年后，留惯了辫子的汉人被革命军剪了辫子时却如丧考妣痛不欲生。然而，据说，溥仪作为满清贵胄，是第一个主动剪掉辫子的，据说，还清风拂面甘之如饴，据说，从者如云皆大欢喜。

      太把别人家的事儿当自家的事儿了！人家祖宗不把你祖宗当人看，你却把别人当祖宗供着，一口一个雍正爷乾隆爷的叫着，心有腹诽都不允许。其实，他们享受荣华富贵时你不必欢欣鼓舞，他们遭受无情抛弃时你更不必痛哭流涕，看着他们落花无情如流水不挺好嘛。人哪，跪久了，就站不起来了，不仅仅是因为腿麻。

      4、度过“罗马统治下的和平”，进入公元三世纪后半叶的帝国，开始财政入不敷出、通货膨胀，民间疫病肆虐、耕地荒废、流民遍于野，军人干政频繁却无力御敌于国门之外。

      帝国开始走向衰落，与蛮族的对立也攻守易位，罗马化的蛮族公民与暴力入侵的蛮族成了战场上互攻厮杀的主力，意大利半岛上的原住罗马公民反而成了逃避兵役的主要区域。

      5、公元四世纪后半叶，逐渐西迁、以战养战、被称为“蛮族中的蛮族”的北匈奴人，从遥远的亚细亚逐渐逼近帝国边境，世代居住在多瑙河流域的日耳曼系蛮族被迫越过名存实亡的边境线，涌入帝国境内，所经之处烧杀劫掠生灵涂炭，整个帝国处在风雨飘摇之中。

        公元五世纪，紧随日耳曼系蛮族之后的匈奴人，成为压垮罗马帝国的主要原因，他们的领袖阿提拉被天主教称为“上帝之鞭”。与以往不同，这时日耳曼系蛮族的入侵，不再是“三光”后撤回原居住地，而是盘踞。这是欧洲的民族大迁移，影响至今。同属日耳曼系世代居住在莱茵河多瑙河流域的法兰克人占了高卢（约现在的法国），汪达尔人占了北非（约现在的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利比亚），东哥特人占了现意大利本岛奥地利匈牙利罗马尼亚和近半巴尔干半岛，西哥特人和苏维汇人分别占了伊比利亚半岛（约现西班牙和葡萄牙），勃艮第人占了现法国瑞士一部分，凯尔特人与盎格鲁撒克逊人分别占了不列颠东西部。

      似乎只有占领意大利半岛的东哥特人领袖狄奥多里克意识到、并实施了与败者罗马人共存的重要性，使事实上的东哥特人王国保持了半个世纪“蛮族统治下的和平”。之后，意大利本土上的罗马人反复陷入蛮族的杀戮与掠夺、东罗马与哥特人争夺统治权的战乱、以及战乱后东罗马统治者的横征暴敛之中。

      罗马死了！再次复活，要等千年之后。

      复活之前，罗马人首先要面对的是从六世纪开始崛起的伊斯兰文明的冲击。

四、宗教

      1、人类对于带有宗教色彩的事务，总会不由自主地妥协、让步。

      2、宗教信仰是人们对某种无法实现的社会愿望的寄托，有着非常强的凝聚力。通过宗教拉拢信众、凝聚人心、夺取政权，这是全世界都通用的手法。东方的中国，历代的农民起义从不为宗教而战，却处处不离宗教。

      3、犹太教和基督教等一神教的教义认为，神会为人们的生存指明道路，而罗马人却不会向诸神提出这种要求。他们认为，人类的生存应该由人类自己思考决定，诸神的任务只是为人类的努力提供帮助而已。因此，罗马人对诸神的祈愿，并不是要求诸神把自己从不幸之中拯救出来，而是在人们决心为脱离不幸而付出艰苦努力时，祈求诸神给予帮助。

      4、不管是犹太教，还是脱胎于犹太教的基督教，都信奉严格按照神的旨意开展社会活动的教义，他们希望成立政教合一的国家。

      虽然是古罗马帝国驻耶路撒冷总督直接下令处死了耶稣，但犹太元老们的鼓噪与压力却是主因，他们视宣扬2.0版犹太教的耶稣为大逆不道不可饶恕。

      5、对于罗马的政教分离，犹太教和基督教始终抱着排斥心理，将其描述为堕落而邪恶的国家，他们组建秘密团体开展反社会的活动，包括拒绝参与政治服务和服兵役保卫多民族、多文化的古罗马帝国。而古罗马人认为，实现帝国的彻底和平与长治久安，仅靠前线的将士抵御外敌是远远不够的，更需要帝国全体国民在后方的大力支持，这其中就应该包括受益于“罗马统治下的和平”而从事商业活动并赚取利润的犹太民族和基督徒的支持。

      公元三世纪后期，面对蛮族频繁入侵时的国难当头，罗马人都在祈祷或者披甲上阵捍卫领土和尊严时，同为罗马公民的基督徒却因为教义的原因，逃避每一名罗马公民必须承担的义务和责任。自古以来就对一神教持否定态度的古罗马人，终于将积压已久的愤怒爆发出来，且发泄到基督徒的身上，将其视为破坏公共安全的团伙。

      古罗马人对基督教的镇压，不是为了否定其信仰，而是为了阻止其反社会的活动，只要承认多神教并承担国民义务即可。因此，最初受到镇压的，都是少数以传教布道为己任的神职人员，而不是信仰基督教的普通信徒，官方还给予其作为罗马公民应有的辩护权。

      6、基督徒认为：罗马人信仰的神灵总有一天都会消失，只有信仰基督教的人才会更加强大。现在蛮族入侵导致的惨剧，在蛮族皈依基督教之前，是上帝对我们的考验，总有一天，蛮族会领悟到基督教的真谛，届时，他们自然会抛弃那些野蛮而残酷的思想。

      问题是：凭什么我要用妻儿老小和自己现在的苦难甚至是身家性命来换取蛮族漫长的不可知的悬崖勒马良心发现后再皈依上帝？

      “别人打你的左脸你把右脸给他打，用爱来征服自己的私心，用爱来感化世界”。作为非信仰者，无法做到为了信仰而信仰，更多的信奉还是“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它的有猎枪”。

      有棱有角的善良，才是真的善良，否则，这个世界永远都是野蛮人的天下。

      进入5世纪后，因为教内派系之争，个别派系甚至为蛮族入侵提供帮助。

      7、假如没有君士坦丁父子的大力拉拢、扶持，基督教极可能因内部无休无止的教理争论而萧条破败，最终沦为一种地方性宗教，甚至与古代大多数宗教一样销声匿迹。

      基督教的突然崛起，伴随的是历经王政、共和、帝制的古罗马开始进入君主专制的时代。

      君士坦丁被基督教“敕封”为“君士坦丁大帝”，却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临死才受洗皈依的“大帝”，在生前做了那么多在基督教教义中属于重罪的恶行。这个聪明的帝王，把成为基督徒所需的洗礼，延后到想干坏事也干不了的时候才举行。

      “悬崖勒马”式的“浪子”回头，反而比一贯善行的人更容易赢得鲜花和掌声，甚至后来居上，这让那些一贯善行的人，情何以堪？

      8、东方古国自古就有假借宗教进行统治的“优良传统”，西周则开始“受命于天”，自称天子，至西汉董仲舒，将“君权神授”予以理论系统化，强调君权的天然合理性和神圣不可侵犯性。历代帝王或农民起义领袖，无不假托天命，自称“奉天承运”或“替天行道”。

      9、不管是犹太教还是脱胎于犹太教的基督教，都有信徒源源不断地贡献大笔财富的传统，并建立专职的祭司体制对教会财产予以管理，同时救助受难的信众。而古罗马当时其他宗教，均无此传统和组织安排，因此面对教众受难时，无力救助。

      在中国，佛教旧教规戒律极端轻视和排斥生产劳动，唐中叶后政府对佛教的打压，致使佛教徒生存形势严峻。而“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禅宗则推崇亲历亲为来保障生活来源，特别是百丈怀海禅师建立的“丛林新规”，从组织体制、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上保证了禅宗的发展和繁荣，奠定了禅宗在中国佛教界的地位。

      任何一种组织，要想繁荣发展，都必须“粮草先行”，最终取决于其敛财的能力。

      10、基督教的教义宣扬：凡存在于现实世界里的权威，都是上帝所赐予。服从权威，就是顺从君临权威之上的至高无上的天主。天主是不在现实中发表任何意见的，传达上帝旨意的权力就归了解释、整理及统一教义的主教，只要将主教拉进自己的阵营，就等于让上帝站在了自己的一方，君权世袭就简单了。政治嗅觉敏感的君士坦丁从中发现了为我所用的元素：如果授予皇位的是上帝而不是凡人，那么叛乱、谋杀皇帝的事情就不会出现，政局将因此而稳定。

      11、从古罗马高级官僚变身为主教的安布罗西乌斯，则更透彻地看到了奉基督教为国教的古罗马皇帝的帝位和权力，都是拜上帝所赐，而传递上帝意志的就是主教。因此，当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不听从主教安布罗西乌斯传递的上帝的旨意后8个月，皇帝不得不一身素衣出现在教会前，请求他原来的属下、曾为行省总督的安布罗西乌斯代表上帝给予他宽恕，虽然，正是这位皇帝帮助基督教在反异教、反异端（非三位一体派或非天主教）的路上，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自此，基督教不但借助皇权战胜了“异教”，更借助上帝战胜了皇权。

      几个世纪以后，罗马皇帝亨利四世携妻儿，在风雪中跪在卡诺莎城堡前三天三夜，向教宗格里高利七世忏悔，史称“卡诺莎之辱”。教宗恩赐给亨利一个赦罪的吻，同意不将其逐出教会，但仍不同意恢复其国王的权力，直到亨利写下效忠教皇的誓词并当众宣誓。

      12、基督教普及之后，社会被分成正统天主教、异端和“异教”，这样一来就丧失了社会阶层间流动的动力：自由竞争的精神，社会差别的原因不再是能力和运气，而是信仰的不同。

五、结束语

      1、如开始语所言，古罗马的伟大毋庸置疑，制度设计也对国民尽可能地予以尊重，但不等于古罗马就是桃花源般阳光明媚惠风和畅，罪恶也如乌云般时时袭来。流民与奴隶时常流浪于罗马各地，残酷的内战也会周期性发生，残忍的奴隶角斗则成了贵族包括罗马普通公民乐而忘返的娱乐方式，至于兄弟倪墙手足相残的事儿更是此起彼伏。

      2、不管是东方的古中国还是西方的古罗马，稳定都是暂时的，这属于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式的自我调节规律，至今依然或隐或现地发挥着作用。“治-乱-治，再乱”的过程，基本都是逐鹿权力导致的社会动乱。因此中国自古有“三十年一小乱，五十年一中乱，两百年一大乱”的说法。

      3、所谓亡国，就是社会不受控制地汹涌流动的结果。而亡国的悲剧并非由于人才的匮乏，而是缘于用人机制的失灵。因为人才并非鼎盛时期的就优秀，衰退时期的就拙劣。

        4、“法既积久，弊必丛生，故无百年不变之法”，何来一劳永逸之策？世间万事万物，时时处在“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默默等待“星星之火”，且将那“旧貌换了新颜”。

      一切逆时代的作为都是徒劳的，就看你命在何时，是不幸成了“太平犬”还是有幸做了“乱世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