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她穿上衣服，然后和她道别。
我觉得我活了三十几年，还是那个个人英雄主义的自己。“死”这个话题支配了我半生的时间，我想我后来得病，也是因为这个话题。我害怕一种单单之于我“个人”的结束，于是疯狂地把各种各样的人收纳进我的人生里，当然她们大多是女人。而这些女人当中，有一个人十分特别。
我在2019年的春天，和我母亲聊到这个女人。当时，我在大西北的一个佛学院里修行，其实我也明白那不是修行，是我对于我过去三十几年人生的一次越界，我试图面对我从来不肯承认的“孤独病痛”，试图在宗教里寻找暂时的答案。当然也试图在一个清净的地方，等着她再回来找我。而我的母亲，则更愿意把这件事理解成我对精神病院的逃避。
也对，也可以那么说吧。
我实在很喜欢大西北的春天，这里的干燥让我觉得全身上下十分干净，我这个人就是这样，不害怕灰尘甚至沙土，只恐惧潮湿。可我的母亲不这样。她是四川人，虽然她的口音已经改了，打一手一圈五分钟的北京麻将，来劲儿的时候也会掐我骂一句“你丫的。”但她仍然每天都要洗澡，洗澡的时候喜欢要唱一首当地的民间小调子。只要一流眼泪，还是像那种长年生活在水汽丰润的盆地里的女人。
自从爸死了以后，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不多。虽然我尽力给予她很多东西，但在她的眼里，我仍然不像一个儿子。我的确是一个分裂的人。二十岁从学校辍学，我以为我自己会北上成为一个敏感而脆弱的诗人，然而，也就是飘在北京。二十二岁，我认识了一个大我十岁的女导演，卑微又兴奋地谈起人生第一次恋爱，然后演了人生第一部电影，再然后，莫名其妙地变得小有名气，在电影圈的一二线混着，衣食无忧。
于是我把我母亲接到北京来了。对于她这个长年生活在成都的人而言，北京并没有给她什么太的冲击，她也就是把她的牌桌子从成都搬来北京，偶尔抱怨抱怨交通，抱怨抱怨物价，然后继续大把大把地输钱。我把我原来的房子让给她，自己又在五环外面买了一套两居室的房子，08年冬天装修好，和女导演分了手，一个人搬了进去。
我母亲过来看过我很多次，她一来，我就往她的卡里转钱，在网络购物开始发达以后，我给她买东西甚至比给自己买的还要多。我拼命地想要给她什么，喜欢看她穿得十分体面，睡觉的时候也会梦到她在牌桌子上输赢上千，也面不红心不跳的那个模样。其实她除了烧得一手好川菜以外，一无是处，这种一无是处是我身上的一个羞耻的创口，可我又享受触碰它，凝视它，掩盖它的过程。这件事情极度私密，是我和我自己相处得最富有感受性的时候。身上每一根神经都清醒着，他们同时操控着我对人伦的感受，我对血缘的认知，我对自私的承认，我对虚荣的辩解。我觉得诋毁自己的母亲，又说服自己善待她的我自己，比什么时候都要坦诚和真实。
我不是一个好人。
说得有点远了，现在我要让话题回到我之前说的那个女人身上。我知道我不应该在这个寂静的禅院里说起她，可我抬头，看到头顶观音慈悲的双目，我又悄悄确信他一定愿意原谅我。
四月，山上大部分的花都已经开了，我的母亲穿着一身淡红色的长裙坐在我面前，为了我的病她瘦了20斤，可是她的生命好像一下子轻盈了起来，就连她透过衣衫勒出的关节轮廓，也十足优雅，甚至风流。我病后，她作为一个受害者，终于在这个世界中孱弱下来，这种孱弱却在我的心里映照出了某种权威，以至于我不敢不见她，不敢不回应她。
好在，她没有流泪，不然我一定会在菩萨面前手足无措。她陪我坐在山门门口，山坡下面开着桔梗花，她拉着我的手把她洗澡时候最爱唱的那首小调又唱了一遍，然后她转头，问我，“你究竟是什么时候看见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