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方域（1618年—1655年1月20日），字朝宗，早年号杂庸子，河南商丘人。明末清初文学家、诗文作家
侯方域出生在河南商丘的侯家，父亲侯恂官至户部尚书，祖父侯执蒲、父辈都是东林党人，因为反对宦官专权被罢过官。他行三，师从倪元璐，文章有奇气，性格豪迈不羁，好戏曲，懂音律，据说梨园里的老伶工都佩服他“顾曲”的本事。一个出身好、才气高、脾气大的年轻人，在晚明的江南，天然就是人群的中心。
他二十一岁那年在南京结识了李香君。后来他写了一篇《李姬传》，开头一句：“李姬者，名香，母曰贞丽。贞丽有侠气，尝一夜博，输千金立尽。”他写李香君，笔墨没有落在儿女情长上，而是落在她的“侠气”和“识人”上。阮大铖想通过侯方域来缓和与复社的关系，托人送来财物，李香君看穿了，劝他拒绝。侯方域在传里记下了这件事，语气里有一种克制的敬意。
但真实的侯方域与李香君的故事，和后来那部戏里的样子差得很远。他在诗文里很少提及与李香君的情事，“也并不悱恻动人”。他后来娶的是东平州知州常维翰的女儿常氏，李香君在他的生活里留下的痕迹，远不如《桃花扇》后来渲染的那么重。
崇祯十二年，他在金陵参加了顺天乡试，没有中。落第之后，他回到商丘，和贾开宗、徐作霖、吴伯裔等人结了一个文社，叫“雪苑社”。雪苑社“雄踞中州坛坫，南北畏其锋”，一群商丘的年轻人饮酒赋诗，指点江山，成了一时之盛。那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段不需要“悔”的日子。天下还没有塌，他还有父亲可以依靠，有朋友可以喝酒，有文章可以让人传诵。
然后天下塌了。
崇祯十五年，李自成破南阳，围攻开封。侯方域的父亲侯恂当时以户部尚书的身分督师援汴，侯方域跟着父亲在军中。开封城破，黄河决口，他后来在文章里写“白骨蔽野，汴水为赤”，没有人知道他从那场浩劫里走出来的时候，心里想的是什么。
弘光朝在南京建立之后，阮大铖得了势。因为《留都防乱公揭》的旧怨，阮大铖开始清算复社人士。陈贞慧被下镇抚司狱。侯方域没有跑。他“奔走营救，以数千金贿朝中高官”，把陈贞慧从牢里捞了出来。一个二十几岁的世家子弟，拿着钱在南京的官场里上下打点，把朋友从阉党余孽的手里买回来。这件事做得不干净，不体面，但它救了人。
这也是他后来在《桃花扇》里被改写掉的那一部分。戏里的侯方域是一个在阮大铖面前“懦弱、犹豫”的书生，而在历史的记录里，他至少在陈贞慧的案子上，没有犹豫。
清兵渡江，弘光覆灭。侯方域二十八岁那年回到了商丘。
从二十八岁到三十四岁，他做什么？史料里留下的痕迹很淡。他编自己的文集，和雪苑社的旧友来往，偶尔出门远游。他父亲侯恂在顺治三年去世，他守制在家。一个曾经在金陵的秦楼楚馆和复社集会上都站在中心的人，突然从所有人的视线里消失了。
然后顺治八年来了。
那一年，清廷在河南开乡试。侯方域参加了，中了一个副贡生。副榜不是举人，没有做官的资格，只是一个安慰性的名分。但它是一个明确的动作：他走进了清朝的考场，在清朝的试卷上写了字，让清朝的考官把他的名字写进了录取名单。对于一个在明朝的天空下长大、以复社清流自居的人来说，走进那个考场，本身就是一道过不去的坎。
关于他为什么去，说法一直分裂。一种流传最广的说法是“逼于清廷”，有学者考证过，他的应试“完全是出于清廷的逼迫”。另一种说法更冷：不管逼没逼，他去了。那些没有去的人，比如冒襄，在如皋的壹默斋里隐居不仕；比如陈贞慧，拒绝了清朝的征召；比如方以智，抗清失败后出家为僧。他们也都面对过压力。他们也都做了另一种选择。
侯方域没有。他去了。出来之后，时人送了他一句很刻薄的话：**“两朝应举侯公子，忍对桃花说李香。”** 。上一句点他“两朝应举”，下一句拿李香君来戳他。一个写过《李姬传》、夸过李香君有“侠气”的人，自己却没有在关键的时候拿出同一种东西。
所以有了壮悔堂。
三十五岁那年，他把“杂庸堂”改成了“壮悔堂”。他写了一篇记，说自己“积创积思”，攒了一堆伤口，攒了一堆想不通的事，才明白平生可悔的东西有多少。但他没有在记里明说悔的是什么。有人说是悔应举，有人说是悔平生无所作为，有人说是悔在明清之际没有找到一个可以站住的位置。也许都是，也许不全是。
悔这个东西，说出口的时候往往已经不是最痛的时候了。他改堂名的那一年，距离他走进清朝的考场已经过去了两年。两年里他没有再去做官，没有再去应考，把自己关在商丘的老宅里，编《壮悔堂文集》，编《四忆堂诗集》。“壮悔”和“四忆”，一个是对过去的悔，一个是对过去的忆。悔和忆放在一起，说明他还在原地打转。一个人真正放下了，不需要给书房改名字。
顺治十一年十二月，侯方域病死，三十七岁。壮悔堂定名不到两年。他没有来得及把“悔”这件事想清楚，更没有来得及用任何行动去弥补它。他的文集和诗集留了下来，里面有一百四十二篇古文，三百九十八首诗。散文写得确实好，和汪琬、魏禧并称清初古文三大家，文法韩愈、欧阳修，叙事有生气，议论有锋芒。一个被“两朝应举”四个字压了半辈子的人，在文章里反而没有那种缩手缩脚的怯。他的笔是放得开的。
侯方域死后，他的形象被反复改写。
孔尚任写《桃花扇》，把他写成了一个“有气节、隐循以终的烈士”。这是第一次改写：他活着的时候没有做到的事，戏里替他做到了。后来欧阳予倩改编《桃花扇》，又把他的形象变成了“两朝应举”的变节者。这是第二次改写：把他做过的错事放大成了他的全部。两次改写，方向相反，但都不是侯方域本人。
他本人卡在中间。他既不是戏里那个为了李香君可以血溅诗扇的痴情书生，也不是一个心安理得的降臣。他是一个顺治八年走进了清朝考场、然后在“壮悔堂”三个字里躲了两年就死掉的商丘文人。他应了举，但没有出仕。他悔了，但没有悔完。他的朋友里有人隐居，有人出家，有人死节，他选了那条最不干净、也最没有退路的路。
商丘古城里的壮悔堂还在。青砖灰瓦，木格门窗，堂前人来人往，导游会讲侯方域和李香君的故事。但真正的侯方域，大概不在那些故事里。他在《壮悔堂记》那句“积创积思”里。一个人攒了一辈子的伤，攒了一辈子的想不通，最后给书房改了名字。改完名字，两年后就死了。悔这个字，他写在了门楣上，但没有写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