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阅读原文摘录
昔武王伐纣，迁九鼎于雒邑。伯夷、叔齐薄之，饿死首阳，不食其禄。周犹称盛德焉。然孔子贤此二人，以为“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也。……其后谷口有郑子真，蜀有严君平，皆修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
王吉字子阳，琅邪皋虞人也。少好学明经，以郡吏举孝廉为郎。……吉与贡禹为友，世称“王阳在位，贡公弹冠”，言其取舍同也。……自吉至崇，世名清廉，然皆好车马衣服，其自奉养极为鲜明，而亡金银锦绣之物。及迁徙去处，所载不过囊衣，不畜积余财。去位家居，亦布衣疏食。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俗传“王阳能作黄金”。
贡禹字少翁，琅邪人也。以明经洁行著闻，征为博士。……元帝初即位，征禹为谏大夫，数虚己问以政事。是时年岁不登，郡国多困，禹奏言……“今汉家铸钱，及诸铁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铜铁，一岁功十万人已上，中农食七人，是七十万人常受其饥也。”
龚胜字君宾，楚人也。少好学明经。……为谏大夫，数上书求见，言百姓贫，盗贼多，吏不良，风俗薄，灾异数见，不可不忧。制度泰奢，刑罚泰深，赋敛泰重，宜以俭约先下。……王莽秉政，胜与两汉（龚舍）归乡里。莽既篡国，遣五威将帅行天下风俗，将帅亲奉羊酒存问胜。……胜曰：“吾受汉家厚恩，亡以报，今年老矣，旦暮入地，谊岂以一身事二姓，下见故主哉？”遂不复开口饮食，积十四日死。
鲍宣字子都，渤海高城人也。好学明经。……哀帝时，为谏大夫，上书……“凡民有七亡：阴阳不和，水旱为灾，一亡也；县官重责更赋租税，二亡也；贪吏并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强大姓蚕食亡厌，四亡也；苛吏繇役，失农桑时，五亡也；部落鼓鸣，男女遮迣，六亡也；盗贼劫略，取民财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殴杀，一死也；治狱深刻，二死也；冤陷亡辜，三死也；盗贼横发，四死也；怨雠相残，五死也；岁恶饥饿，六死也；时气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欲望国安，诚难；民有七死而无一生，欲望刑措，诚难。”
赞曰：《易》称“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言其各得道之一节，譬诸草木，区以别矣。故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二者各有所短。……是故清节之士，于是为贵。然大率多能自治而不能治人。王、贡之材，优于龚、鲍；守死善道，胜实蹈焉。贞而不谅，薛方近之。
第二部分 现代文译文
从前武王伐纣，把九鼎迁到洛邑。伯夷、叔齐鄙视这件事，饿死在首阳山，不吃周朝的俸禄。周朝仍然被称为盛德之世。但孔子认为这二人贤能，因为他们“不降低自己的志向，不辱没自己的身份”。……后来谷口有郑子真，蜀地有严君平，都修身自保，不是自己该穿的衣服不穿，不是自己该吃的食物不吃。
王吉，字子阳，琅邪皋虞人。年少好学，通晓经术，由郡吏被举荐为孝廉，做了郎官。……王吉与贡禹是朋友，世人称“王阳在位，贡公弹冠”，是说他们出仕和退隐的取舍相同。……从王吉到王崇，世代以清廉闻名，但都喜欢车马衣服，自己的奉养极为鲜明，但没有金银锦绣之类的东西。到搬家离去时，装载的不过一袋衣服，不积蓄多余的财物。离任闲居时，也穿布衣、吃粗食。天下人佩服他的清廉，却对他的“奢”感到奇怪，所以俗传“王阳能作黄金”。
贡禹，字少翁，琅邪人。因通晓经术、品行高洁而闻名，被征召为博士。……元帝刚即位，征召贡禹为谏大夫，多次虚心向他询问政事。当时年成不好，郡国多困乏，贡禹上奏说……“如今汉朝铸造钱币，以及各铁官都设置吏卒徒众，开山采铜铁，一年用工十万人以上，中等农民七人吃饭，这就使七十万人常受饥饿。”
龚胜，字君宾，楚国人。年少好学，通晓经术。……做谏大夫时，多次上书求见，说百姓贫困、盗贼众多、官吏不良、风俗浇薄，灾异屡次出现，不可不忧虑。制度太奢侈，刑罚太深重，赋敛太重，应当以俭约来为天下做表率。……王莽秉政时，龚胜与龚舍回到乡里。王莽篡国后，派五威将帅巡行天下风俗，将帅亲自捧着羊酒慰问龚胜。……龚胜说：“我受汉家厚恩，无法报答，如今年老了，早晚入土，岂能以一身事奉两姓，到地下去见故主呢？”于是不再开口饮食，十四天后死去。
鲍宣，字子都，渤海高城人。好学明经。……哀帝时，做谏大夫，上书……“百姓有七种“亡’（逃亡、流散）：阴阳不和，水旱成灾，是一亡；官府重责更赋租税，是二亡；贪吏侵吞公物，收取不止，是三亡；豪强大姓蚕食无厌，是四亡；苛吏征发徭役，耽误农时，是五亡；部落鼓鸣，男女遮拦，是六亡；盗贼劫掠，夺取百姓财物，是七亡。七亡尚可忍受，还有七死：酷吏殴打杀人，是一死；治狱苛刻，是二死；冤陷无辜，是三死；盗贼横行，是四死；怨仇相残，是五死；年成不好饥饿，是六死；时气疾疫，是七死。百姓有七亡而无一得，想要国家安定，实在很难；有七死而无一生，想要刑罚搁置不用，实在很难。”
班固的赞语说：《易》称“君子之道，或出仕或隐居，或沉默或言语”，是说他们各自得到“道”的一个方面，就像草木一样，按类别区分开来。所以说：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二者各有所短。……因此清节之士，在这个时候显得可贵。但大抵多能自治而不能治人。王吉、贡禹的才能，优于龚胜、鲍宣；守死善道，龚胜实实在在地践行了。贞而不谅，薛方接近这个标准。
第三部分 时烽评论
一、“往而不能反”与“入而不能出”：班固为“清节之士”划定的伦理坐标
班固的赞语以《周易》“或出或处”开篇，随即给出了一个极为精炼的二分法：“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二者各有所短。”这句话是整篇列传的枢纽。在班固的框架中，“清节之士”的价值，恰恰是在“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的对照下才得以显现的。上一篇《隽疏于薛平彭传》的赞语以“异乎苟患失之者矣”作结，已经点出了西汉中后期官僚体系的核心病症：“患得患失”成为一种制度性的心理状态。王吉、贡禹、龚胜、鲍宣之所以被合为一传，是因为他们共同构成了对这种“入而不能出”的反向样本。但班固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没有将这些“清节之士”塑造为完美的道德典范，而是紧接着给出了一个极为冷静的限定：“然大率多能自治而不能治人。”
二、“能自治而不能治人”：清节之士的伦理限度
“能自治而不能治人”六个字，是班固对王吉、贡禹、龚胜、鲍宣这一群体最核心的判断。“能自治”意味着他们在个人品行上无可挑剔：王吉“世名清廉”，贡禹“明经洁行”，龚胜“守死善道”，鲍宣“好学明经”。但“不能治人”意味着，他们的清节无法转化为制度性的治理效能。
王吉的奏疏不可谓不切中时弊——他批评外戚居位、主张废除任子之令、要求“示天下以俭”。但宣帝的反应是“不纳”，王吉的选择是“称病免归”。贡禹在元帝朝“书数十上”，从口钱制度到铸钱耗费，从宗庙规制到宫女数量，他几乎触及了西汉财政和礼制的每一个痛点。但元帝对他的态度是“虚己问以政事”，是礼遇而非采纳。贡禹官至御史大夫，“数月卒”，他的清节赢得了尊重，但他的政策主张在制度层面几乎没有留下持久的痕迹。鲍宣的“七亡七死”是西汉最沉痛的社会诊断书，但他最终的下场是“下狱，受刑”，死于王莽的迫害。“能自治”使他们获得了道德声望，“不能治人”使他们的道德声望无法转化为制度变革。班固的“大率多能自治而不能治人”不是在贬低他们的人格，而是在指出一个结构性的困境：在一个“入而不能出”的官僚体系中，清节之士的“出”（退隐、免归、死节）是一种个人性的道德完成，但它无法改变那个迫使其他人“入而不能出”的制度逻辑。
三、王吉与贡禹：“材优”者的制度性无力
班固在赞语中给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排序：“王、贡之材，优于龚、鲍。”王吉和贡禹的“材”在于他们有能力进行系统性的制度批评。贡禹对铸钱耗费的估算——“一岁功十万人已上，中农食七人，是七十万人常受其饥”——是一种数量化的制度分析，它的逻辑与《食货志》中的经济分析是同一类型的。王吉对“任子之令”的批评，触及了官僚选拔制度中“血缘”与“才能”的结构性矛盾。他们的“材”不是辞赋之才，不是经术章句之才，而是制度诊断之才。
但“材优”并没有转化为“治人”的效能。原因不在于他们的诊断不够准确，而在于西汉中后期的皇权结构已经失去了采纳系统性改革的能力。元帝“虚己问以政事”是一种姿态，但真正的决策权掌握在宦官石显和外戚手中。贡禹的“书数十上”在制度层面被“礼遇”所吸纳——他被提拔，被尊重，但他的建议被搁置。班固的“王、贡之材，优于龚、鲍”不是在赞美王、贡的“成功”，而是在指出一种更为深刻的悲剧：最有能力进行制度批评的人，恰恰是最无法将批评转化为制度行动的人。
四、龚胜的“守死善道”：从“能自治”到“道德的极限完成”
龚胜在王莽篡汉后“不复开口饮食，积十四日死”，是整篇列传中道德强度最高的场景。班固的赞语“守死善道，胜实蹈焉”，将龚胜从“清节之士”的群体中单独提出来，赋予了他一种近乎“中行”的地位。“守死善道”出自《论语》，是孔子对“志士仁人”的定义。班固将这一最高评价给予龚胜，是因为龚胜的行为完成了“能自治”的极限形态：他不是在“出”与“处”之间做出选择，而是在“生”与“死”之间做出了选择。当“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成为一种普遍状态时，龚胜的“死”是一种以生命为代价的“出”——他用自己的死亡，宣告了自己与那个“入而不能出”的体系的彻底决裂。
但班固的“胜实蹈焉”也隐含着一层悲悯。龚胜的“守死善道”是个人的道德完成，但它发生在王莽已经篡汉之后。他的“死”无法阻止王莽的篡位，无法改变“七亡七死”的社会现实，无法让贡禹的奏疏被重新采纳。“守死善道”是清节之士在制度性无力面前所能做出的最后的、也是最极端的道德表达。班固将它记录下来，不是为了提供一种可效法的政治方案，而是为了在“入而不能出”的普遍沉沦中，保留一个不能被制度收编的人格样本。
五、与《隽疏于薛平彭传》的对读：从“见险而止”到“守死善道”
将《王贡两龚鲍传》与上一篇《隽疏于薛平彭传》对读，可以看到班固对西汉中后期士大夫“出处”问题的一条完整的思考线索。《隽疏于薛平彭传》中的疏广“功遂身退”，彭宣“见险而止”，他们的“出”是在制度框架内的、从容的退出——他们仍然相信“退”是一种可以被制度容忍的选择。而《王贡两龚鲍传》中的龚胜，他的“出”已经无法在制度框架内完成——王莽篡汉后，“退隐”本身已经成为一种需要以生命来捍卫的姿态。从“见险而止”到“守死善道”，从“功遂身退”到“绝食而死”，班固呈现了一条“出”的伦理空间不断收窄的轨迹。在西汉末年，“入而不能出”已经不再是一种心理状态，而是一种被暴力所强制的政治现实。龚胜的“死”，是“出”的最后一种可能性。
六、今日镜鉴：“清节”作为一种制度性批判的限度
《王贡两龚鲍传》留给后世最深刻的问题，不是“清节之士值不值得效法”，而是：当一种制度系统性地奖励“入而不能出”的行为、而将“出”的边缘化为一种个人性的道德姿态时，清节本身是否还能承担起制度批判的功能？
贡禹的奏疏是准确的，鲍宣的“七亡七死”是准确的，王吉对任子之令的批评是准确的。他们的“言”在诊断层面是无可挑剔的。但“能自治而不能治人”的判词，指向的是“言”与“行”之间的制度性断裂：在一个不奖励“治人”的体系中，再准确的“言”也只能停留在“言”的层面。龚胜的“守死善道”将这个断裂推到了极限：当“言”无法改变制度时，“死”成为唯一不能被制度收编的“行”。班固的赞语没有为这个困境提供解决方案，他只是将“王、贡之材，优于龚、鲍”与“守死善道，胜实蹈焉”并置，让读者看到：“材”与“道”在同一个时代中走向了不同的方向——“材”指向制度批评，但制度不予回应；“道”指向人格完成，但人格完成以生命为代价。这种并置本身，就是一种比任何单一评价都更为沉重的史家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