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决策转变带来的
京津城际铁路最初立项时候得到的批复是时速200公里及以下，全场115公里，计算下来全程大概45分钟左右，总投资在123亿元左右。最终建设完成的时候时速是350公里，比原计划快了15分钟左右，但是总投资增加了近一倍，每公里的造价达到了1.85亿元之巨。后续的影响是，高铁网络建设快速推进，到2018年底，我国高铁营业里程已达到2.9万公里，超过全球高铁总里程的2/3，成为世界上高铁里程最长、运输密度最高、成网运营场景最复杂的国家。当然票价也不便宜，随着高铁运营车次增多，普通列车车次压缩，每年春运都能看到摩车大军顶着寒风返乡。这是政府决策的一方面。
政府决策的另一方面是最近的例子。出入境证件全国通办，第一年度节约交通费用达200亿元之巨。这还只是居民往返于户籍地和经常居住地之间，如果将居民耗费的时间成本、企业的请假、停工减产成本计算在内，节约的费用更为可观。这样的举措自然值得举双手称赞，但是反着一想，在没有改革之前，出入境证件管理办法可能只有几页纸，但是为了维护这几页纸，要耗费的成本却是如此之巨。
同样的政府决策，带来的后果却可能截然相反，背后的原因值得深思。首先，政府决策并不总是将市场考虑在内。大多数情况下只是为了上马项目而上马项目，没有科学测算过市场需求，没有考虑过未来人均收入的变化和可承受范围，更重要的是之前的决策者和出现问题的责任承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其次，政府决策并不总是以服务为重心。出入境证件办理，从技术上来讲一点难度都没有，公安系统的数据早就联网，但囿于属地管理、责任划分等考虑，一直延续了老办法。最后，政府决策并不总能意识到制度也是有成本的。一部法律、一项规章、一本办法的背后都是无数人、财、物的组织运行，绝不是自动运行，而是要付出真金白银的成本，不仅在政府职能部门本身的运营，更在于管理对象的成本付出。
市场思维、服务意识、成本认识不足是政府决策两极差异的根源。这也是政府职能转变的方向，要讲究市场思维，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要提高服务意识，把管理型政府变为服务型政府，真正以人民为中心来依法行政，要有成本认识，在减税降费大背景下积极压缩支出，尤其是对于能大幅度降低社会成本的地方要深化改革。这样才能真正释放出放管服改革的红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