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有很多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我们活着就是为了找到它，将它奏响。音乐家也是人，他面对生命的态度要比他的音乐更重要。

1876年出生于西班牙的卡萨尔斯，是二十世纪著名的大提琴家和音乐家。一生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后半生流亡海外。同时，如果没有他，我们或许就不会听到巴赫那套著名的无伴奏大提琴组曲了。

卡萨尔斯认为自己：“我的确很努力，但我也非常幸运。除了与生俱来的天分之外，我幸而拥有与众不同的父母，拥有与克里斯蒂娜王后的友谊，拥有像墨菲伯爵、莫纳斯泰里奥、布里顿和加西亚这样的教师。不管我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当中的每一位都是我的一部分，少了他们其中任何一位，我就无法成为今日的我。”这也是卡萨尔斯认为的永远怀着感激，就永远记得自己所欠的恩情的原因。

巴黎对于卡萨尔斯是困苦到欢欣的见证，卡萨尔斯从拒绝到接纳，同时他的音乐也让他跟音乐界的同行有了更加密切的接触。他的朋友圈在世纪交接时也不断的扩大。

在《白鸟之歌》一书中也提到了卡萨尔斯与哲学家亨利柏格森的彼此欣赏与各种密切的谈话让拉萨尔斯对于他一向认为的“音乐创作时的直觉”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因为对于他来说：“在创造和赋予一件作品生命时，音乐的本能是关键性因素。”

人类最高的成就往往伴随着人类的弱点。卡萨尔斯在巴黎学习的那段时光学到了也不全是令人愉快的东西。巴黎在艺术及学术上绽放光芒，那儿同时也有无知和社会不公的迹象，令人不安。最令卡萨尔斯震惊的典型例子就是“德雷福斯事件”那桩丑闻。卡萨尔斯因结识皮卡尔上校而对此事熟知。皮卡尔上校在卡萨尔斯看来是一位文雅温和有魅力、多才多艺并且充满正义感的人。然而正因为皮卡尔对正义的热爱让他卷入“德雷福斯事件”。

在卡萨尔斯抵达巴黎的三四年前，犹太裔军官德雷福斯上尉被指控把军事机密卖给德国人，军事法庭以伪造的证据宣告他有罪，终生监禁和恶名昭彰的恶魔岛上，因波卡尔上校看到了一些机密文件，让他深信德雷福斯是无辜的，所以他调查真相为德雷福斯平反，然而平反之路却一路波折不断，在德雷福斯经过好几年后，终于被证明完全无罪，恢复了他在军队里的职位时依旧有敌人刺杀他。

这一切令卡萨尔斯惊骇，也令他心生厌恶。因卡萨尔斯认为“艺术家具有一种特殊的责任，因为他被赋予特别的敏感和感人的魅力，也因为在其他人的声音没被听见的时候，他的声音也许能被听见。”

卡萨尔斯有很长的一段时间生活在战争中，自西班牙内战爆发后，在几乎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卡萨尔斯举行武术次慈善演奏，为了救援西班牙难民，也为了红十字会和其他类似机构。

在那段荒乱的日子中，卡萨尔斯在自己流亡的时候依旧心系国家、人民、和平，以自己的微薄之力抗议弗朗哥政府，却惊喜地发现来自世界各地的无数人也在支持他，在好友施耐德和霍佐夫斯基的提议下，1950年6月在普拉德举行了第一届巴赫音乐节，原本预期将有一千人参加，结果来了将近两千人，盛况空前。

卡萨尔斯利用每一次有意义的机会倡议和平，然而还是对自己的势力感到不满意，他认为，“坐而言不如起而行，在他的一生中，音乐是唯一的武器。”

1962年初，卡萨尔斯宣布要用《马槽》来展开他个人的和平圣战，“我首先是一个人，其次才是个艺术家，作为一个人，人类同胞的福祉就是他的首要义务。”卡萨尔斯致力于用音乐履行这一义务，音乐是上帝赐给他的工具，因为音乐超越的语言，政治和国界。他认为也许他对世界和平的贡献很小，但至少他为了他神圣的理想献出了一切。

在这一场和平圣战中，《马槽》的第一场演出在旧金山举行，地点是战争纪念歌剧院，那是大战结束时，各国签署《联合国宪章》的地方。观众热切地分享卡萨尔斯卡对世界的渴望。此后，不管卡萨尔斯带着《马槽》到何地演出，观众的反应都一样地热烈。

在卡萨尔斯的一生中，他看到了世界很多非凡的改变和进步！在科学、工业、太空探险上有那么惊人的进展！然而饥饿、种族迫害和暴政依旧折磨着这个世界，卡萨尔斯也借着《白鸟之歌》一书来呼吁：我们除了教育孩子知识，还应该教会他们认识自己！

对于自己的故乡，卡尔萨斯在《白鸟之歌》中却表示：也许我再也见不到加泰罗尼亚。多年来，我一直相信自己死前还能见到我所爱的故乡重获自由，现在我没有把握了。我知道那一天终将来临，而我为此感到欢喜；但我也许无法活着看到那一天，这又令我悲伤而遗憾。

苦难，对于有思想的人来说，心中并无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