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给我那些无法成为烈士，却倒在和平年代的工作岗位上的同事。
五月末的晚风已经带着燥热，空气里浮动着栀子花甜腻的香气，混着高三教学楼里飘出的、浓得化不开的咖啡味。林溪站在办公室窗前，指尖无意识地划过窗台上那盆快要蔫了的绿萝——那是赵光老师上周刚从家里带来的，说要给这沉闷的空间添点生气。
三天前的晚自习，赵光倒在三（七）班的讲台上时，手里还捏着半截粉笔，黑板上是刚写了一半的数学公式。救护车的鸣笛声划破校园的寂静时，林溪正抱着一摞模拟试卷往办公室走，她看见班长李明宇疯了似的从教学楼里冲出来，校服后背洇着深色的汗渍，喊着“快！快救赵老师！”的声音都在发颤。
最后，那辆闪着蓝光的车还是空着回去了。
“林老师，这是各班刚统计上来的追悼会白花数量。”教导主任张姐的声音带着浓重的鼻音，把一张统计表放在林溪桌上。她眼底的红血丝比昨天更重了，鬓角的白发像是一夜之间冒出来不少，“校长他们在会议室开了一早上，定了后天上午十点追悼会，让咱们尽量不耽误孩子们正常复习。”
林溪点点头，指尖触到纸张边缘，冰凉的触感让她打了个哆嗦。她和赵光是同一年进的这所高中，都是刚毕业的愣头青，在集体宿舍里挤了三年。她还记得赵光第一次上公开课，紧张得把“函数”说成“火腿肠”，台下学生笑成一片，他站在讲台上，耳尖红得能滴出血来。后来他成了学校的金牌数学老师，带的毕业班永远是成绩最好的，可对学生的耐心，却比年轻时更甚。
“赵老师的爱人……怎么样了？”林溪轻声问。
张姐叹了口气：“还在医院住着，昨天刚缓过来点，说追悼会想亲自来。她儿子在外地读大学，连夜赶回来的，刚才我去看了一眼，孩子眼睛肿得跟核桃似的。”
办公室里静得能听见窗外蝉鸣，突然响起的电话铃声吓了两人一跳。张姐接起电话，嗯了几声，眉头渐渐舒展，挂了电话后，声音里难得有了点暖意：“是十年前赵老师带的第一届学生，叫周鹏，现在在外地开公司，听说了消息，说要带几个同学回来，所有的花圈和场地布置都包了，还说想给赵老师的家人捐点钱。”
林溪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轻轻撞了一下。她想起赵光总说，他带的第一届学生最调皮，当年他天天跟在后面“收拾烂摊子”，可每次同学聚会，那群人总会把他灌得酩酊大醉。
第二天一早，学校门口就来了几辆挂着外地牌照的车。周鹏穿着一身黑色西装，身形比毕业照里壮实了不少，可眼睛里的红血丝和林溪他们没什么两样。他身后跟着七八个年轻人，手里都捧着白菊，其中一个穿连衣裙的女生看到教学楼门口赵光的照片时，捂着嘴就哭了出来。
“林老师，”周鹏握住林溪的手，掌心滚烫，“我们昨天晚上在群里说了这事，好多同学都想来，实在走不开的，都让我们带了心意。赵老师当年……”他顿了顿，喉结滚动了一下，“我当年数学考了38分，是他每天放学后留我到天黑，硬生生把我拽到了110分，不然我现在可能还在老家种地。”
说话间，校门口又热闹起来。几个头发花白的家长拎着水果和牛奶站在那里，为首的王阿姨是李明宇的妈妈，她看到林溪，眼圈立刻红了：“林老师，我们几个家长商量着，追悼会那天，我们轮流去守着，让你们老师能多照看孩子。赵老师这事儿……太突然了，他上礼拜还给我打电话，说明宇最近状态不错，让我别给孩子太大压力。”
王阿姨身后的李叔叔叹了口气：“我家姑娘当年也是赵老师带的，高考前压力大，天天哭，是赵老师带她去操场跑圈，说‘考不好怕什么，人生又不是只有一条路’。现在我家姑娘在国外读博了，昨天打电话回来，哭得跟个孩子似的，非要飞回来，我没让，让她在那边好好搞研究，也算对得起赵老师。”
林溪站在人群里，看着那些熟悉或陌生的面孔，眼眶渐渐湿润。她想起赵光的办公桌上，永远放着一个掉了漆的保温杯，里面泡着最便宜的菊花茶；想起他总说自己胖，却每次学生送的零食都舍不得吃，全分给办公室的同事；想起去年冬天他感冒发烧，裹着厚厚的羽绒服还在给学生讲题，声音哑得像砂纸摩擦。
“林老师，校长让您去趟办公室。”一个年轻老师跑过来，打断了她的思绪。
林溪点点头，转身往办公楼走。经过高三（七）班门口时，她停下脚步。教室里很安静，学生们都在埋头做题，阳光透过窗户，在他们年轻的脸上投下淡淡的光晕。讲台上，赵光常用的那支红色粉笔还放在粉笔盒里，旁边压着一张没写完的便签，上面是他龙飞凤舞的字迹：“明天讲最后一套模拟卷，注意最后一道大题的解题思路。”
后门的角落里，李明宇正低头擦眼泪，手里紧紧攥着一本笔记本——那是赵光给他的错题集，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批注。
林溪深吸一口气，转身离开。走廊尽头的窗户开着，晚风吹进来，带着栀子花的香气，也带着远处操场上传来的、隐约的跑步声。她知道，明天太阳升起时，这里的一切还会继续，那些年轻的身影会带着赵光的期望走进考场，而那些曾经被他温暖过的人，会把这份温暖，永远留在心里。就像此刻，办公楼前的空地上，周鹏和几个同学正在小心翼翼地摆放白菊，那些洁白的花瓣在晚风中轻轻摇曳，像是无数双温柔的眼睛，安静地注视着这片充满了回忆的校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