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是指人工干预生物体基因组中的DNA片段，目的是为了使生物体增加人们期望的新性状。

转基因的争议本质上和大规模的水利工程的争议是一样的。其实绝大多数反对者并不具有专业知识，甚至连起码的概念都不拥有，他们的反对更多的是对未知的恐惧，就像一个忽然发现孩子不在视线之内的母亲。

多数对转基因的反对是盲目的，以讹传讹的和情绪式的民粹风格的产物。且不说转基因是否有害，单就这种民粹主义情绪来说也许还更加有害些。中国人从新文化运动以来，从开启民智到改造国民性，有识之士的前赴后继，目的之一就是改变这种民粹主义习惯。不过若是以古斯塔夫勒庞来看，他肯定认为试图让普通大众具有理性的整体思维和行为倾向是徒劳的。古斯塔夫勒庞对群体持悲观的看法，他认为不管单个的个体多么睿智聪慧，一旦组成群体，就注定是盲目，是乌合之众。勒庞的看法引起相仿范围的共鸣，他的名著《乌合之众》的长盛不衰就是证据。

但是这种过于悲观的看法几乎可以肯定太极端，因为他无法解释人类得益于群体组织而取得的历史成就。但群体的民粹倾向却不容忽视。民粹的助力是情绪，民粹的大敌则是理性。理论上来说，只要人人都懂得个体理性思考，那么民粹主义就不会有容身之地。但是现代社会理性本身已经存在问题，一是人们似乎越来越认为，理性就是精明的算计。理性被等同于“工具理性”，而“价值理性”则被抛弃或者被默认为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或者自由主义。二是真正的理性思考是以必要的知识和理性逻辑为基础的。但是就像有人说的“人们为了逃避真正的思考愿意干任何事”。换句话说，人们更愿意用自以为是的偏见强化共同的情绪，或者说人只愿意看到自己想看到的。

从现在的科学研究来看，基因是生物的根本，生物存在的内在原因就是基因，对于生物性状来说更是如此——基因就是一切。理论上来说，只要我们掌握了基因的秘密，我们就可以将任何生物改造成任何我们希望他成为的样子，包括人类自身。但是问题就在于“基因秘密”这四个字，它带来的问题是：如何定义“基因秘密”以及我们是否有能力掌握它？

不管是转基因技术还是大型水利工程，它们的出现都来自于两个外部压力。短期压力是市场的压力，是市场对营利的不间断追求的压力。另一方面，从较长期来看，所有这一切的根本动力是人口数量的攀升和人对生活质量期望值不断攀升所带来的压力。客观说，以现今世界的人口数量，想要仍然依靠所谓的“自然”和“绿色”方式，是绝对无法供养全世界77亿人口的。

历史上人类一直受制于“马尔萨斯陷阱”（人口增长是几何级数的，土地产出增长则是算术级数的，也就是说，人口增长大于土地产出的增长。当土地无法承载增加的人口，这部分人口总是会以某种方式被消灭掉，所以总体上人口不可能超出相应的农业发展水平），所有战争、疾病、自然灾害的根源都可以追溯到马尔萨斯的理论限制。现代大工业时代的成就在于，科学和工业使我们干预自然、影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大幅增强，人类得以极大增加了物资供给，从而大大延缓了“马尔萨斯式”灾难的发生。但任何能力都是双刃剑，好坏的可能都会随着能力的增长而变大。理论上来说如果我们拥有了跨入天堂的能力，那么也就同时拥有了让我们堕入地狱的能力。

现代科学带来的一个副作用是，人类几乎认为自己是万能的：我们做不到的不是因为我们做不到，而是因为我们目前还做不到。似乎没有人认为科学也有其界限，没有人认为迷信科学也是迷信。即使量子力学的发展，以及还原论（复杂层级的科学，其概念和理论往往并不能从逻辑上还原为研究组成部分的科学，例如就算清楚每一只蜜蜂的行为细节，也无法解释蜂群系统的运作原理一样，在这种系统面前，还原论是不起作用的）的破产推翻了拉普拉斯决定论（决定论认为，如果我们能够得到所有信息证据，那么我们就能够知道过去和将来的所有特征和结论）。但人们似乎还是认为科学——至少是现在认知下的科学——就是我们的绝对信仰。历史告诉我们，任何绝对化和极端化都是有害的（如果持有这样的认识，那么儒家的“中庸”可说是相当先进的思想）。

人类现在已经越来越认识到自然是一种庞大的系统，是一种牵一发动全局的动态的微妙平衡。每一个气候条件，每一座山峰，每一片森林，每一条河流，每一个物种都非独立存在，而是一个平衡系统上的组成部分。在地球经历过的45亿年中，就是不断趋向于某种平衡的动态的不断变化的过程。这种变化是自然而然的和缓慢的——如果以人类时间来计算的话。水流向低处，高浓度向低浓度渗透，高压力向低压力移动，类似的自然界的运动和补偿倾向，是整个系统维持平衡，不断变化的基础动力。 

基因也是这个平衡的一部分。狭义来说，仅就基因的多样性和完整性来说，所有的基因都是基因库的一部分——在这里我们必须把所有生物基因视为一个整体。人类个体本身之间的基因差异非常小——不到0.1%。就算是人和香蕉的基因相似度也超过60%。我们可以假设，在整个基因库中，每一小段基因都是维持动态平衡的一个小小的砝码，每增加一个或者减少一个所带来的连锁反应都会是影响深远而持久的。一个平衡的系统中的一次小小的剧烈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往往是巨大的，就像原本平衡的跷跷板的一端忽然失去重量，倾向于平衡的整体就会使它的另一端迅速坠落，直至产生新的平衡——另一端得到地面的支撑。这样剧烈的变化很可能会导致跷跷板上的孩子受伤。

自然界这样的教训比比皆是。我们现在知道美洲印第安人几乎灭绝性的主因并不是白人的枪炮，而是这些入侵者带去的传染病。旧大陆的传染病最初来自于动物，当人类驯化牲畜以后，与这些动物朝夕相处，这就给了动物疾病发展、演化出传染给人的能力和机会。在接下来的数百万年里，疾病和人类的抗体不断博弈，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军备竞赛。今天，不管是病菌让人致病的能力，还是人类抵抗它们的能力，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准。但是美洲从一开始就没有可以驯化的大型食草类动物，动物疾病没有演化的机会，美洲土著也没能演化出抵抗它们的能力，所以当白人将旧大陆上常见的传染性疾病带到美洲以后，它们对于美洲人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让旧大陆的人类发烧、打喷嚏的疾病对印第安人则是致命的。类似的事例还有很多，比如中国人（尤其是汉族）的乳糖不耐受比例相当的高，导致我们很多人在饮用牛奶之后会出现非感染性腹泻。这是因为中国人历史上没有将乳制品作为主要口粮的习惯和条件，我们不需要高效的消化乳制品的能力，于是在长期的演化中我们就缺乏这种相应的能力。当生活资料变得丰富，乳制品变成了常见的消费品，我们的身体机能却无法如此迅速的跟进，于是乳糖不耐受的体质也忽然成了一个小小的问题——至少是在不方便及时入厕的情况下。

以上事例都有两个关键因素，那就是长期和缓慢。自然界所有事物都在变化，从来没有一尘不变的东西，这种变化维持了一种动态的平衡。不过这种变化对于人的时间感知来说，是长期和缓慢的，于是我们才可能承受。假设从现在开始，地球大气中的氧元素缓慢的流失，只要时间够长，那么所有生物，包括人类，迟早会演化出不需要氧气的生物特征来。但如果大气中的氧气忽然消失，那么现存的几乎所有生物都得灭亡。

转基因的问题就在于以上所说的两个方面，它带来的问题是：一是我们如何确定某一段基因变化会造成哪些连锁反应？二是我们是否能够承受这种变化？例如假设我们能够改变某种农作物的某段基因，使其产生对专属于它的某种毛虫的有害物质，从而得到抗虫害的能力（假设这种物质对人无害），这必然导致这种毛虫大幅减少，那么这种毛虫的成虫——某种蛾子就会减少，然后某种依靠这种蛾子授粉的植物的授粉机会就会减少，进而这种植物就会减少，接下来以这种植物为食的食草动物会减少，再引起以这种食草动物为食的大型食肉型动物的减少，另外一种啮齿类动物会因为天敌减少而大量繁殖，这种啮齿类动物的失衡会造成森林中某些植物的减少，这种植物的减少又会引发其他的自然变化，就这样一环又一环，进而影响整个生态平衡。当然，这是个完全基于空想的推测，我不认为自然中有这样的对应物，只是意在说明影响生态平衡的连锁反应的复杂性。

生态很固执也很敏感，其变化远远超过人意识中的敏感。《万物简史》中记述，美国某地一片森林中曾经栖息着一种主要呈灰黑色的蛾子，当森林周边的化工厂在采取了环保措施——减少了粉尘烟雾的排放之后，森林树木的颜色很快变成了它本身的颜色——白色，而这种蛾子也很快发生了变化，主要由灰黑色种类组成的群体，变成了主要由白色组成的群体。这种生态和物种特征的变化，是一种无边无际的连锁反应，我很怀疑以人类现有的理性认知能够彻底的将其理清。

人类是1869年发现的DNA，但是直到半个世纪以后，人们还普遍认为这种物质——脱氧核糖核酸，在遗传中是个微不足道的角色，因为它太简单了——4个被称为核苷酸的基本物质。这就好比一个只有4个字母的字母表，你怎么可能用4个字母写出四大名著或者莎士比亚全集呢？通过百年来的研究，人们现在对基因的认识已经大大超越前人。

但即便如此，我想，每一个基因生物学家都会认可——我们对基因的认识还非常的初级，未解的部分远远多于我们所掌握的。例如基因的工作是发出制造蛋白质的指令，它们就像是钢琴的琴键一样，每一个琴键只能弹奏一个音符，不同的琴键组合在一起才能成就一首乐章，另外一种组合又会出现另外一首乐曲。换言之，基因既有它单独发生的作用，更有基因之间相互作用共同产生的效果。那么我们如何确定，修改某一小段基因中的一两个字符以后，这个基因与其他基因互动会发生什么变化呢？要知道根据一种统计，每个细胞核里都有接近2米长的DNA，人体的全部DNA总长达2000万公里。单从数量上来说，那会是天文数字的排列组合，要想把每一种排列组合的结果都弄清楚，几乎是不可能的。

基因研究的困难还在于关于基因的新发现在不断产生，20世纪90年代初，科学家破坏了老鼠胚胎的某些关键性基因，但是他们发现这些有着缺陷基因的老鼠出生后非常健康。实验证明当某种重要的基因被破坏，其他基因会自行填补空缺，修正缺陷。这对于我们生物体来说是个好消息，但是对于基因研究来说却是噩梦。再比如，就在2019年，科学家似乎推翻了从前的一种基因认知——等位基因之间的竞争决定了我们的一些性状。科学家发现，决定人眼睛颜色的基因很可能是同一种基因，眼睛的颜色不一样不是因为基因不一样。

再来人类的基因组中有97%是由没有任何意义的“垃圾”组成的。我们的DNA中的绝大多数不做任何事情，它们并不为我们服务。但是这能够说明这些DNA就永远不会发生某种作用吗？如果我们的基因研究无意中触发了某些原本没有任何意义的DNA呢？如何保证它们不会产生让我们意想不到的影响呢？

我们人类有时候需要放下自大的本性——DNA本质上就不是效命于我们，而是相反，我们是DNA制造出来效命于它们的机器，我们是DNA的奴隶。我们的生命对我们自己才有意义，而对于DNA来说，它们不在乎我们是否活着，它们只最求复制尽可能多的自身。例如有些DNA并不包括在染色体上，它们游离在外，病毒就是其中的典型，它通常只包含一种DNA，它会让我们打喷嚏、咳嗽，让犬类动物变得凶猛好撕咬，好让它自身得到传播和复制。这一切背后的逻辑就是DNA根本就不是谁的朋友，它的任何功能都是为了自身的复制和传播，至于我们这些机器，它根本就不在乎，所以将我们的生命和健康寄托于DNA的“善意”根本就是痴人说梦。

自从“曼哈顿”计划发明了原子弹以来，人类首次真正拥有了毁灭自身的能力，我们现在很少能理解20世纪后50年中西方人对原子弹的恐惧心理，这种恐惧心理产生的其中一个积极结果就是《核不扩散条约》，人类几乎是第一次为了自身的安危，联合起来以防范未来可能发生的危机，截至目前我们应该说这个合作的意义重大且效果明显。中国古代中原政权在应对游牧民族时最束手无策的是西羌，主要原因是羌人几乎各自为政，一盘散沙，没有组织机构、没有中央政府，没有一个“王”可以约束，以至于守边将领频频采用“杀降”的下下之策。而我们的这个地球就是一个巨大的“西羌”，非常容易陷入英国人哈丁提出的“公地悲剧”（一项公共资源有许多拥有者，他们都有使用权，但没有权利阻止其他人使用，于是每个人都倾向于过度使用，从而造成共同的恶果。之所以称为悲剧，是因为每个人都知道过度使用会造成恶果，但每个人对阻止事态的继续恶化都感到无能为力。只好都抱着“及时捞一把”的心态加剧形势的恶化）。这个世界性难题是很多世界性问题的根源，例如环境保护问题、国际贸易问题、人道主义灾难。

但是，基因研究是生物科技的最前沿（也许也是科学哲学理论的其中一个前沿阵地），在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前提下，在人类为了更加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的前提下，仅仅因为基因研究有风险就以民粹主义的心态鼓吹一禁了之，那只不过是“反智主义”的翻版，也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但另一方面，人类的确越来越强大了，即使曾经澳洲土著从事种植的粗野方式——放一把火把森林烧掉，从而腾出一片空地来种植粮食——也比不上人类现在小心翼翼的保护环境下的发展对自然影响大。我们实在太强大了，强大的可怕。所以我们可能必须得更加小心，同时得更加加强全人类的合作，建立全人类的基因伦理秩序，从文化、道德、制度和行为上，把我们保护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否则，世界毁灭，而基因长存，也未必是不可能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