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街上的清洁工，还是单位或商场里的保洁员，我们大都不会对他们多瞧一眼，更不会与他们说一句话，他们就像是透明人，存在感几乎没有。只是在我们感觉这个世界脏时，才认为很需要他们，他们是缺少不得的。
如果这世界清洁了，就没他们什么事了，他们也就站在了墙角，等待着这世界脏了，才会被重新看见。幸好，这世界很容易脏，不仅需要他们时刻待岗，我们的心灵也需他们打扫，才会干净。
张小满，一名互联网大厂员工，曾当过记者。她将自己一家的曲折经历，她妈妈的坚韧精神，在非常艰苦的命运面前很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写进了《我的母亲做保洁》这本书里，让大多数人都能从中找到自己母亲的影子。
01 小满母亲
小满母亲名叫春香，只因出生在春天，就如大多数农村女孩一样，有一个美丽的名字。生在农村，就有农村人的朴实，对苦难生活的不屈，以及天生不怕苦不怕累的品性，在深圳这所大城市，通过自己的笨办法，找到了一份工作，做保洁。
去深圳最初的想法是，在自己还能活动时，扫出自己的养老费，替女儿考虑，不愿托累女儿。
小满母亲的经历普通，并不离奇。只有小学文化的她，自己的名字也写得歪歪扭扭，为了生存，她栽过树、摘过香菇、摘过茶，打过连翘。她还在矾矿、煤矿、砖厂、建筑工地都干过力气活。她还当过保姆，当过理菜员。一个女人，连工地上的活都干，是农村妇女的生存方式，也是她们对抗命运的韧劲，对困难生活的不服输。
02我的母亲做保洁
2020年9月，春香和她丈夫乘车来到了深圳。背着大包小包，里面是家乡的味道和满满的爱，就像我们春节回家再回单位时的情景，塞满整个后备箱，还不算完，还要大包小包地通过邮寄方式寄过来，生怕我们在外吃不饱，穿不暖。
父母的爱很笨拙，很多时候都是通过食物来表达的。
春香第一次到大城市，坐上了地铁，乘上双层巴士，也看了大海，尝到了海水是咸的，还看到了对岸的香港，一切都那么新鲜。也发现了深圳的物价很贵，深圳的外卖小哥“冲天冲地”。
当然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找工作。
根据自身情况:没有什么文化，腿脚不好，不能长时间站立，不会用智能手机，工作地点不能离家太远，所以算来算去，他们一家子就觉得好像最合适的工作就是可以按时上下班的保洁。
确定好了自己能干什么了，就去找做保洁的工作。通过路边保洁员打听到有一高端商场正在招人，这样她找到了在城市的第一个工作。
借春香的眼睛，看看这座大城市的真相。
每天六点多起床，七点到岗，一天工作八个小时，7点到10点这个时间段保洁员们要密集地工作，因为他们要确保在开门之后呈现给顾客的是一个干净得发光的商场。工作量非常大，一个保洁员负责一层，每天至少行走3万步，脚都磨出泡了。
书里有一句话:“商场对干净近乎失控的追求，是通过保洁员的个人时间被严重剥夺来实现的。”
保洁对于50多岁的人来说有两大难题:一不能休息。如果感觉累了，就只能坐在马桶上休息几分钟。二是商场规定保洁员是不能和别人聊天的。对于一个爱说话的人来说，全程沉默不语，是很难受的。
除了以上要求外，商场还有一个管理处，管理处有一支专门监督保洁的队伍，他们要是发现哪儿不干净。比如地面有口罩、树叶，或者是顾客不小心泼洒的一些液体，监督员就会拍照发到群里，保洁员就必须马上赶到，把这些东西清洁干净。
春香还发现了一个秘密，她的同事都患有各种疾病，她本人患有滑膜炎，不能久站，有的有糖尿病，有的胃病，但她们硬撑着，如果干半天请半天，这一天都白干了。
还有一位给地板做抛光的老大爷，因为每天都是在晚上，所以不租房，就凑合着在负一层的男厕所睡。知道不说破，是他们的生存之道。
笫二年转入政府大楼做保洁，比在商场好多了，不加班，节假日休息，但不管吃住，没人管，也没监控，中午还可以休息。且政府大楼的人很有礼貌，让她觉得很有尊严。
03发现不一样
在政府大楼上班时，发现大家都很忙，步履匆匆，忙着写各种稿子，大家像是被电脑吸进去了，连头都顾不上抬。
厕所是大家避难所，处理不能在办公室处理的问题。有一次她就听到一个中年的女领导在厕所里给孩子的班主任打电话，打了很久很久，说到动情的地方还会哭。
“狗屁规定”，比如，保洁公司会规定洗手间的洗手台，台面上是不可以有一滴水的。所以得有一位保洁员在洗手台旁不停地做着如西西弗里一样的擦干台面这样毫无意义的工作。
做清洁工作需要用到几十种清洁工具，要使用到拖把、水桶、尘推杆、抹布、多功能洗地机、吸尘器、烘干机，然后，光是清洁剂也会有无数种，有的清洁剂是要用来清洁马桶，有的是清洁玻璃，有的是养护家具，有的是要去除油渍。所以，在我们习以为常的这种清洁背后，其实真的是不停地有人在付出繁重的劳动。
她不明白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呆在厕所里，且一待就是几十分钟。在高强度的竞争压力里，有时候，厕所确实能让人平静。
各行有各行的游戏规则，不管是有意义还是无意义，你都得做。
有一人类学家，叫作大卫·格雷伯，写了一本书叫作《毫无意义的工作》，在书里提到了一个词，叫作“狗屎工作”。所谓“狗屎工作”就是蓝领工作，从事者按小时拿钱；这些岗位对社会来说必要且有益，但这些从业者收入很低且工作环境糟糕。保洁员的工作不仅仅符合大卫·格雷伯说的所有的特征，而且还真的是跟“屎尿屁”在打交道。
我们在生活中注意一下自己的行为，把自己制造的垃圾拿走；注意一下自己的饮料有没有喝完，吸管很容易戳破垃圾袋，那些未喝完的饮料流在垃圾袋里，再从破了的地方洒一路，无端增加保洁员的工作量。
香港有一位大学老师，他同时也是一位艺术家，他叫程展纬，在香港的地铁全职做了一年保洁，体验保洁员的真实生活。后来他花了1万块港币在香港地铁租了这样一个广告灯箱，上面就写着几个大字：请不要把未饮完的饮品丢进垃圾桶。以清洁工的口吻问：“有想过我吗？”
保洁或许在大多数人眼里，都是上不了台面的工作，就是因为有他们做了上不了台面的工作，这个世界才会更明亮更干净，我们自己也更舒心更轻松。试着理解他们的辛苦与不易，少给他们制造麻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