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仗在城中寂灭,年味在何处安家

 


    村头的喇叭刚哑了火,城里手机闹钟便尖利地叫了起来。我,一个被冠以“七零后”之名的中年男人,人生便被这五十年的光景,生生劈成了两半:一半是泥土里滚烫的、噼啪作响的鞭炮碎屑;另一半,是写字楼玻璃幕墙上,冰冷而恒定的反光。

      一、那时的年,是五感全开的盛典

      记忆里的年,从不单是一个日子。它是一整套严丝合缝、动用全家感官的庄严仪轨。一进腊月,空气里便先有了年的先声——是远处零星的、试探性的鞭炮响,夹杂着磨刀霍霍向猪羊的动静。紧接着,视觉便被点燃了:集市上连成片的红,春联、门神、挂钱,泼辣辣地撞进眼里。父亲那时还是村里的“先生”,他裁开红纸,舔笔蘸墨,写下的“天增岁月人增寿”,每一笔都带着对日子实实在在的敬畏与期许。

      嗅觉与味觉的狂欢,则在厨房那口能照见人影的大铁锅里达到顶峰。母亲会用一年里最大方的气魄,将攒下的好东西倾囊而出。骨头汤煮着长长的白菜,盼的是“长命百岁”。灶膛里的火舌舔着锅底,蒸汽轰轰然顶起木盖,厨房便成了我们眼中云雾缭绕的“仙境”。一块肥瘦相间的五花肉,能在唇齿间香上半个月;一颗水果硬糖,含在嘴里能甜到心尖发颤,那是一种因匮乏而倍加珍惜的、扎实的幸福感。听觉的高潮,必是守岁时的鞭炮。父亲领着我,在冰天雪地里点着一挂千响小鞭,那噼啪声是滚烫的、有穿透力的,能震得窗纸嗡嗡作响,能呛出带着硫磺味的、辛辣的年息。我们甚至在初一早晨,去人家的鞭炮屑堆里翻找未燃的“哑炮”,那是男孩子专属的、充满冒险乐趣的寻宝游戏。

      那时的年,人是嵌在天地与宗亲里的。腊月二十四“打扬尘”,扫去的不只是屋梁的灰,更是心头的晦。大年初一,父母天不亮就出门,挑回“金银水”,抱回“发财柴”,每一个动作都与古老的祈福遥相呼应。走亲戚是真用脚丈量几十里山路,表兄妹见了面,在田埂上追着一条野狗也能疯玩半天,亲情是跑出来的、闹出来的,滚了一身泥土,却热得发烫。

      二、如今的年,是悬浮在屏幕上的幻影

      不知从何时起,那套精密运转的仪轨,一个个齿轮生锈、脱落了。

      年的味道,首先从感官上被抽离了。城里的厨房,有抽油烟机无声而高效地吞没所有烟火气,再也蒸腾不起记忆里的“仙境”。年夜饭在酒店预订,菜肴精致却面目模糊,筷子提起,竟不知该落向哪一盘——因为胃的记忆,早已被日常的丰裕所麻痹。禁燃的条例让城市除夕夜静得陌生,偶尔从远方天际传来的闷响,像年这个巨兽被捂住了嘴的叹息。取而代之的,是手机里电子红包的提示音,清脆,却短促得留不下任何回响。

      年的内核,也在无可挽回地消散。我们这代人,像被风刮离土地的种子,在城市的水泥缝隙里勉强扎根。老家,成了春节时才短暂亮起灯的空心村落。亲戚们散落四方,拜年成了“赶场”,开车一天能走五六家,礼品在几家之间流转,话却说不热乎。玩伴更是聚不齐了,即便坐下,也像鲁迅见了闰土,中间隔着一层可悲的厚障壁,除了追忆几句泛黄的往事,竟相对无言。最刺心的,是下一代人眼中那份礼貌的疏离。我的孩子,生于城,长于城,老家于他,不过是个陌生的地理名词。亲戚于他,只是屏幕里跳动的头像。团圆饭桌上,他们更情愿埋头于掌中方寸世界,我们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坐在同一盏吊灯下,却各自沉浸在不同的光晕里。

      我们成了尴尬的“两栖人”。在城里,我们是丈夫、父亲、职员,被房贷、课业、KPI追着跑。午夜梦回,舌尖却会无端泛起儿时那颗硬糖的甜。于是,过年便成了一场声势浩大、近乎悲壮的“返乡运动”。几百公里风雪兼程,堵车几十小时,只为回到那个可能已父母离去、老屋倾颓的“故”乡。妻子不解,问回去图什么?是啊,图什么呢?不图衣锦还乡,也不为借酒浇愁。或许,只图在熟悉又陌生的村口站一站,让穿过山野的风,吹一吹在城市里积了灰的灵魂;只图在老屋的断壁残垣前,摸一摸自己名字的刻痕,确认那段滚烫的、与土地血脉相连的童年,并非幻觉。

      三、年味的迁徙,与无处安放的根

      于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年味从未消失,它只是发生了悲欣交集的迁徙。

      它从集体的、固定的仪式,流向了个人化的、分散的瞬间。年轻人用“手搓”创意春联代替千篇一律的印刷品,用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过年”替代固守老宅,他们在减法的社交和DIY的仪式中,重新定义属于自己的“年味”。我羡慕他们这份举重若轻的洒脱,却也明白,这份轻盈,是建立在与我们截然不同的生命经验之上——他们不曾经历那种集体性的匮乏,因而也无从产生我们对那种集体性浓烈仪式感的深沉眷恋。

      这迁徙于我,却更像一场精神的流亡。我们这代“七零后”,恰如时代的摆渡者,亲自将生活从乡土划向都市,却在舟至中流时,惶然四顾,发现来处水雾茫茫,去处亦非彼岸。我们用半生力气,在城市谋得一席安身之地,却总在某个疲惫的深夜,感到自己“回不去的老家,立不住的城市”。那些儿时过年的细节,越是清晰,便越是像一根根细软的针,扎在心头最柔软处,不流血,却泛着绵长细密的酸楚。我们失去了一个用鞭炮、炊烟、拜年脚步声构建的具象的故乡,而那个能全然接纳我们疲惫的、精神上的故乡,又尚未建成。

      或许,这就是成长的代价,也是时代在我们身上刻下的、共同的年轮。我们终将习惯,在寂静的除夕夜,对着窗外寥落的灯火,在心中默默复燃一挂只属于自己的、响彻童年的千响鞭炮。那声音,外人听不见,但它足以震落我们灵魂上的尘霜,提醒自己:我们来自一个温度截然不同的世界。那个世界,或许永远回不去了,但它决定了我们之所以成为我们的底色。

      我们曾是年味最虔诚的继承者,如今,却成了它最深情的守墓人,与最惆怅的目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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