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個婦女遭受先生多年各式暴力、外遇、遺棄，身心受盡折磨，聰敏勤奮的頭腦使她能夠經濟獨立，含辛茹苦獨力把孩子長大。先生中風罹癌，不能自理生活，她義無反顧地照顧對方直到他離開人世。之後她投身慈善，默默幫助了很多人。
因為她的要求，我特別開了一個保密的戲劇療癒團體，成員由她首肯加入，聆聽她的故事。那令人痛心的遭遇，讓團體潸然淚下，她的堅強、韌性和慈心，讓大家感動敬佩。在團體裡，她深入挖掘她的自卑、自憎與矛盾掙扎：「為什麼當年的我就這麼賤的給他糟蹋?！」「不說出來我很痛苦，可是人死為大，我這樣說他是不是不應該？」「我的孩子因為我照顧先生、替他說話而不諒解我，為什麼？」「我努力作一個好太太、好媽媽、好媳婦，我做錯了什麼？」「我人生的意義在哪裡？」
這樣的故事在台灣社會絕不少見：在不合理的社會家庭結構下，犧牲奉獻、受盡折磨度過一生，換來失落懷疑自卑自憎。這樣的女性和故事古今中外都有，只是受苦程度輕重不同。
19世紀挪威劇作家易卜生所寫的《群鬼》，也講了類似的角色和故事，女主角阿爾文太太受苦的情節雖然似乎較輕，結局卻更悲慘，毫無轉圜餘地。
阿爾文夫人年輕時發現先生荒淫無度，想要離家，卻因為牧師的道德勸說，決定做一位賢妻良母，發揮忍耐的美德，在家設法服從配合先生，在外千方百計遮掩先生的罪惡，甚至辦理慈善事業，經營孤兒院，來替阿爾文贖罪並沽名釣譽。她把孩子送到國外唸書，把一切善行歸功於先生，讓世人和孩子都以為阿爾文真是個道德無暇的完人。然而，兒子奧斯瓦爾多因為從父親那裏遺傳的梅毒病發作變成了白痴，阿爾文夫人實現自我、拯救孩子和家庭的努力，不但沒有奏效，反而將自己推落更大的悲劇。
易卜生精彩的地方是，他寫出了當事人生活上的問題，不是來自個體內在的心理缺陷，而是源於複雜社會脈絡內的多重因素。阿爾文夫人隻手遮天、活在欺騙和不真實的痛苦處境當中，並非她真心所願，而是因應壓迫環境中的次等地位而不得不採取的生存手段。
曼德牧師勸說阿爾文太太回家時說：「你的義務就是緊靠你自己選定的並且上帝叫你貼近的那個男人」．「做老婆的不是當丈夫的裁判人．你的義務是低聲下氣地忍受上帝在你身上安排的苦難
」。他嚴厲地指責阿爾文太太：「你一生吃了固執任性的大虧。你腦子裡老是有不服從、不守法的念頭。你從來不肯忍受束縛。」曼德牧師用這套男權觀念：「女性在社會中就應該對男性順從、依賴，放棄對自由、獨立的追求，把丈夫作為自己的主宰」，說服了阿爾文太太。
然而，正是這套僵化的性別角色認定，害苦了這位聰明努力的女性以及她想保護的家庭。硬要把女性位置限定在從屬和犧牲奉獻、粉飾太平的位置中，只使得這個實踐美德的女性，被丈夫和制度的罪惡--也就是劇名隱喻的「群鬼」--抓進黑暗中殉葬。阿爾文太太受的苦是源於父權社會虛假道德和性別刻板印象的壓迫，她追求自我發展，實現自我的理想也以幻滅告終。
易卜生相信女人應有同等的權利去發展他們個人的才能。在他的劇本裡，他試圖揭示，在社會虛假道德的桎梏之下，許多擁有智慧仁愛的女性—就像阿爾文太太--儘管付出巨大的努力，追求幸福的夢想仍然破滅。
在筆者看來，華人社會中，女性從小受到儒家文化中性別角色期待（gender-role expectation）的各種不合理教條束縛，女性的經驗和聲音在這個框架當中基本上被忽視、貶抑和扭曲。儒家文化各種教條的強勢，使得一代一代的女性，即使想要追求個性成長和個人發展，都會被貼上「不孝」、「不賢」、「惡女」、「欲女」，「愛慕虛榮」、「水性楊花」、「自私自利」、「不負責任」、「不顧原生或婚姻家庭」的標籤和指控。
許多勉強服膺僵硬道德教條的女性，面對現實人生中受苦的真實經驗，所學到的抽象道德和個人受苦經驗衝突，價值判斷系統陷入混亂，半輩子犧牲委屈換來的是自我的迷茫和意義感失落，就像筆者在開頭引的真實案例。
劇場界矚目創作者之一簡莉穎正與四把椅子劇團合作創作《遙遠的東方有一群鬼》。這齣作品挑戰改寫易卜生的《群鬼》，劇本筆者尚未得見，非常好奇將呈現的劇本樣貌。以我的揣想和期待，自然希望劇作家能藉著這個改寫，挖掘探討華人社會中的女性處境和婚姻家庭關係。
＊作者為劇場編導，現任《水面上與水面下》劇場藝術總監，曾任傳統藝術中心藝術策劃總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