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切尔诺贝利的悲鸣》这本书在再版的时候有另外一个译名，是《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坦白来说，我不喜欢这个新译名，它笼统的把这本书里的内容概况为两类：死亡，爱情。而“悲鸣”实际上包含了更多含义在里面，它的意思是人们因某事而产生悲愤的言论，不止爱情、死亡，甚至于生命、自我、国家。
当我们谈论切尔诺贝利核事件时，我们谈论什么？我们能轻易在网上搜索到事件如何发生的，某某年，几月几日，多少人在多短时间内撤离，多少人被派遣去救灾，多少人死亡，政府为此做了多少亿万的贡献云云。数据轻而易举的被搜索到，而痛哭，心碎，思念和臆想——人类独一无二的情感，是无法被数据化的。《切尔诺贝利的悲鸣》运用一种访谈式的手法，以独白的方式呈现，清晰的记录了这场恐怖的核难后人们的回忆和情感。这些访谈巨细靡遗的写实描绘，使这场悲剧读起来像世界末日的童话。人们坦白地述说着痛苦，细腻的独白让人身历其境却又难以承受。
救灾的丈夫回到家中，迎接的却只是妻子的拒绝：“我爱你，但我不会把孩子交给你。我不会让任何人碰他，切尔诺贝利人不行，车臣人也不行，谁都不行！”恐惧已经在人们心理扎下了根；恳求政府人员传达正确救援指示的医生在怒吼：“没有人愿意听科学家和医生的指示！他们把科学、医学和政治混为一谈。他们就是这样！”收到的却是对方因害怕丢失饭碗的拒绝；有在危难中出生的孩子对她提问：“这位女士，你可以告诉我吗？为什么我不应该被生下来？那我该去哪里？高高地在天上吗，在别的星球上吗？”。我们总是认为乱世出英雄，人在危难之时对于死亡的恐惧会减少，是这样吗，真的如此吗，从前苏联人总是使用“我们”而从不用“我”，但不懂得为自身感到害怕，也算一种未开化的习性。无人不害怕死亡，只是总有一些其他的情感掩盖了对死亡的恐惧。在访谈中，也有人直言：“我还是我，我还是我自己。我不想死。我很害怕。”在恐惧之下，我们开始学会说“我”。
有时候，我们渴望了解灾难出现的真相，灾难的事实，灾难所有的一切。到底什么才是真相呢？数据和日期可以是一切的真相，那些测量和仪器却不能带给我们真实的感受。简单和呆板的数字记录，不见得会比人们模糊的感受、传言和想象更接近真相。阿列克谢耶维奇最后写道：“书中的人已经见过他认为值得事物。我觉得自己像在记录着未来。”
但我想，情感的传递在这个过程中也是阶梯式递减的，我们既不是直接与他们面对面交谈的人，大部分人也无法读懂俄文。和书里切尔诺贝利博物馆创办人一样，一位女士哀嚎着来留下了她丈夫的奖章和奖状：“这些物品会被陈列在博物馆里。人们会看到这些展品，但她的哭泣却只有我一个人能听见。每当我摆设这些奖状时，我就会想起她的哭声。”
我们深感于她的文字，但是只有她一个人真正听到了悲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