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6日，是一年一度的巴菲特股东大会召开日子，数以万计的投资者涌入奥马哈朝圣，其中中国投资者超过5000人。

       中国人对巴菲特的崇拜源自其“股神”地位，即能够持续不断的获得超越市场平均水平的投资利润，中国过去几十年经济爆发增长，使得大众希望能够通过学习巴菲特将这种增长转化为股市投资的机会，实现个人财富梦。但遗憾的是，中国还远未到出产巴菲特的时代。

       首先，市场阶段不同使“市场平均水平”缺乏可对比性，成长型市场与成熟型市场的平均水平是不同的。中国仍处于投资推动发展阶段，投资型经济天然要求较高收益率水平，而美国早已进入消费型经济，消费品市场充分竞争性使社会整体收益率长期压抑。其次，市场竞争主体的不同使社会财富的定价标准不同，企业竞争型市场的估值基础与“政府竞争型”市场的估值基础差异巨大。把企业作为经济发展的工具的中国市场与把企业作为经济发展目的的美国市场相比较，企业的估值权重与定价标准当然不同。再次，资本市场的财富传导路径不同造就了不同的社会地位，在美国，资本市场是立国之本，是经济文化基础。而在中国，资本市场只是补充部分，除此还有一个非市场的经济运行体系在支撑社会经济发展。

       因此，巴菲特的成功是投资哲学的成功，而非投资行为的成功；是消费文化的成功，而非投资文化的成功；是产融结合与工业资本的成功，而非融产结合与金融资本的成功。我想，研究与学习巴菲特是需要厘清这些差异的。

       价值投资，首先得有一个扎实且值得反复推敲的经济价值基础，这个价值基础需由几方面构建，一是由长期持续的投资所建立的社会财富基础，二是由社会变化多端的消费风向不断夯实的消费价值观，三是由社会普遍接受并理解遵行的分配体系划立的财富格局，四是把成长和发展作为信仰的科学化的投资文化体系。而在中国，无论是资本市场发展阶段还是社会经济发展阶段，都远未到形成这种价值基础的时代，因此巴菲特难学也就不足为奇了。

       从另一方面讲，巴菲特也只能产生在美国，在中国资本市场老巴那一套或许很难灵验。中国资本市场基因是垄断，而美国资本市场基因是竞争。这是中国特色上市制度和资本市场设立目的决定的，在垄断型企业聚集的市场里，且不说各种上市国企的不透明性，即使是消费品公司，上市所赋予的资质溢价以及融资便利等“垄断”溢价远远大于公司本身产品带给消费者的竞争溢价，因此研究公司本身所得出的价值基础往往失真。而美国资本市场公司价值的体现是由竞争决定，是由消费者或社会用户“用脚投票”所赋予的价值基础。巴菲特类型的公司研究只体现了竞争性而缺乏“垄断性”，我想，如果巴菲特来研究中国资本市场，恐怕也不得不考虑各种投机因素、政商博弈、社会心理变化以及五行八卦。

       那么，巴菲特到底要不要学？我想，应该从两方面来说这个问题，第一，如果认可美国资本市场是我们的发展方向，那么就应该对照美国资本市场所对应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来补强我们自身的市场不足，一方面从市场建设上不断改革修正、完善制度，另一方面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优化变革，凸显企业家地位，激发民间企业活力，促进国企竞争性。第二，现阶段最应该学习巴菲特的不应该是散户与个人投资者，而应该是机构尤其是养老金这种国家级机构，用大资金的力量来践行巴菲特的价值投资理念，正本清源，夯实资本市场通过价值发现来赋值的价格基础，慢慢转变社会投资的投机思潮，来引领资本市场走向正确路径。

       此外，学习巴菲特而不局限于巴菲特，毕竟巴菲特只是消费品价值投资成功的典范，而远非成长股与周期股投资成功的典范。换句话说，巴菲特是典型的防御型投资者，而非进取型投资者。巴菲特的成功基于美国成熟的经济发展阶段，未必能契合中国这种高速发展巨大变化的经济发展阶段，因此，在高速发展的中国资本市场，巴菲特型的投资固然是价值基础所在，但我们可能更需要的是新兴成长股的投资大师，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践行资本市场为经济发展服务的目的。

       行文至此，我想说的是，中国资本市场目前的点位远远与中国的大国地位不符，这确实是一个价值洼地，真心希望投资者们在学习践行各种“股神”投资理念的过程中，发展出有中国特色的投资理念和方法，促建中国资本市场行驶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康庄大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