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具争议的改革家

——读《苏东坡 传》有感

在中国四千年的历史上，有四次变法，结果都归于惨败。第一次是商鞅变法，虽说使秦国变得空前强大，但这个无比庞大的帝国，出人意料的在数年之内崩溃了；另两次是汉武帝时和王莽当政时，这两次都是激进的改革，都几乎招致叛乱而被迫废止。第四次是则是由王安石发起的一场前后长达十五年的革新，最终依然是以废止新法沿袭旧法而终止。可是王安石其人，却在整个宋朝乃至整个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独特的个性

王安石其人，是一个极具个性之人。

首先体现在他的衣着打扮上。他衣裳肮脏，须发纷乱，仪表邋遢。他从来不换他的长袍。有一天，几个朋友同他到一个寺院里洗澡，在他由浴池出来之前，朋友们特意偷偷地留在外头一件干净的长袍，用以测验他是否知道衣裳已经被换了。王安石洗完出来，把那件新袍子穿上，朋友动力手脚，他完全不知道。不管怎么样，他总是身上穿了件衣裳就行了。

其次体现在平时的吃菜方式上。还有一天，朋友告诉王安石的胖太太，说他丈夫爱吃鹿肉丝。他的胖太太说：“我不相信，他向来不注意吃什么，怎么会突然爱吃鹿肉丝了呢？你们是不是把鹿肉丝放在他面前了？”朋友说是的，胖太太又说，你可以再去在他面前放其他菜，看看他喜欢吃什么。于是朋友们第二天把菜的位置调换了，把鹿肉丝放得离他很远，果然，王安石开始吃靠他最近的菜，桌上照常摆了鹿肉丝，他竟然完全不知道。

再次还体现在他的人缘关系上。他是一个与别人无可以相处的人，无论是在学生时代还是在后来成为宰相主张变法上，说他是一个把精力完全倾注在自己内心的思想上，倾注在自己一生的事业上，一点不为过。所以他似乎觉得人际关系不是很重要，正因为这样的缺陷，我觉得他的新法注定得不到别人的支持，注定是要失败的。

最后还体现在他独特的为官之道。在他得势之前大约二十年中，他之所以使人谈论着，是他屡次谢绝朝廷的提升。有人认为他是沽名钓誉之徒，但是你要知道，二十一岁考中进士，到他四十六岁得势，整整二十五年，他一直谢绝任命，宁愿在一个偏远的省份当一个小吏。他在做太守期间治绩斐然，也深受百姓爱戴。直到仁宗嘉佑五年（1064年），朝廷任命他为三司度支判官，他才来到京师。可是后来又以为母亲守丧为由。谢绝在京为官，宁愿留在金陵。在这一点上，我认为王安石是一个值得敬佩的人，在宋朝那样一个重文轻武的年代，他却能有勇气一次又一次的拒绝提升，这是何等的气度，何等的魄力。

较深的造诣

王安石的是一个少年成名的天才。他自幼聪颖，酷爱读书，过目不忘，下笔成文。青年时，跟随父亲宦游各地，接触现实，体验民间疾苦。文章立论高深奇丽，旁征博引，始有移风易俗之志。宋仁宗景佑四年（1037年），王安石随父入京，以文结识好友曾巩，曾巩向欧阳修推荐其文，大获赞赏。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授淮南节度判官。任满后，王安石放弃了京试入馆阁的机会，调为鄞县知县。王安石在任四年，兴修水利、扩办学校，初显政绩。皇祐三年（1051年），王安石任舒州通判，勤政爱民，治绩斐然。宰相文彦博以王安石恬淡名利、遵纪守道向宋仁宗举荐，请求朝廷褒奖以激励风俗，王安石以不想激起越级提拔之风为由拒绝。欧阳修举荐为谏官，王安石以祖母年高推辞。欧阳修又以王安石须俸禄养家为由，任命他为群牧判官。不久王安石出任常州知州，得与周敦颐相知，声誉日隆。

但是当他成为宰相时，我觉得有一件事却是他在文坛上的败笔，这一举措得到了大文豪苏东坡的强烈反对。他也像王莽那样篡改古籍，写了一本名为《三经新义》，使之成为思想的官订标准，用以代替所有过去经典的名家疏解。此种行为，即是官权的滥用，又是对学术的污辱。《三经新义》也和他的语言学一样，往往带有佛教思想，新思想创见多，而学术根基浅。最令人厌恨的是此书是在两年之内仓促编成。所以此书一出就遭到了苏东坡等人的一致反对。这或许就是王安石与苏东坡相比稍逊一筹的一个方面吧。

执着的革新

王安石对变法的执着可谓是坚如磐石，无人可以动摇其决心。他的强国梦得到了野心家宋神宗的大力支持，他告诉宋神宗，要变法必须要清除一切障碍，就必须除去像尧舜时代的恶迹昭彰的四凶。王安石对神宗说：“倘若此四奸臣在朝不去，仍逞其阴谋而妒贤害能，贤良之臣亦必弃官而去。”神宗感动十分，立刻成为他变法的最大靠山和后盾。在这样的执着的革新之下，朝廷的“四凶”相继倒下。不到两年的时间共清理人数达十四人，十一名是御史台的人，三名是皇宫中的谏官，这其中就包括大名鼎鼎的苏东坡。虽然困难重重，但是王安石的决心却从未动摇过。

梦想的破灭

  王安石的革新注定是要失败的。我认为其失败主要有以下几点：

1.他的变法太过理想化。他的革新涉及面很广，从根本上动摇了大宋朝的经济基础。他将朝廷直接和百姓交易，剥夺了商人的经营权，这首先就造成了一个足以动摇宋朝根基的舆论：朝廷就知道从百姓身上压榨，这样就在某种程度上使得朝廷与百姓之间形成了对立面。其中最为人所不齿的一项改革是他的“青苗法”，朝廷斥巨资向百姓在春耕时放贷，过几个月再收回本息，这样的确朝廷从中盈利，充实国库。可现实是，富人不需要这笔贷款，穷人需要贷款，却又无力偿还，需要找抵押人，可是到最后还贷款的只能是抵押人，这就造成了很多百姓因还不起贷款，又怕牢狱之灾，只能背井离乡，到处流浪的可怕现象。所以这样理想化的变法只能是水中花，镜中月，注定是失败的。

2.他的变法太过功利化。此次变法，王安石不仅触碰到了所有百姓的利益，更触及到社会富商以及士大夫阶层的切身利益，所以他面临的反对的力量自然很大。罢黜人数之多属历史罕见。为更好地推行新政，王安石显然有点冒进和功利化。派出去的督查官员大多是自己的心腹，这些人视百姓的怨恨痛苦而不见，回到朝廷直接变着花样夸赞新政实施的好，说百姓拿到贷款都喜极而泣。皇帝很开心，可是三朝老臣韩琦却道出实情，皇帝为之一震，决定派出两名心腹宦官去调研情况，可是他们回来却不约而同夸赞新政。这一结果更使得王安石膨胀起来，对新发的推行的决心更加坚定了，可是这却是罪恶的再次开始。

3.他的变法缺少贤能之士。众所周知，王安石为人耿直，不善交友。当他成为宰相时，就过河拆桥，打压甚至罢黜了曾经一度提携自己的好友同僚。这其中就包括向欧阳修、司马光等老臣，还包括他的两位亲弟弟。他不能知人善任，还体现在他专门任用一些宵小之辈，比如重用李定、舒亶、邓绾三人。其中李定隐瞒母丧不报，以免辞官，退而居丧返里，要知道，在儒教社会中这是大逆不道的。李定之为后人所知，是他说了一句名言：“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另外还有两位巨奸大恶的后盾人物，则是曾布和吕惠卿，尤以吕惠卿为甚，最后他想取王安石的地位而代之，又把王安石出卖了。王安石八年政权终于崩溃，可以一言以蔽之：“吕惠卿出卖了王安石，王安石出卖了皇帝，皇帝出卖了人民。”所以王安石的变法，真正得到正义之士的帮助和理解的不多，反而都是一些奸佞之人。所以变法失败就不难解释了。在他儿子王雱死去的那一刻，他似乎觉醒了，他觉得自己走的正是一条不归之路，自己带头冲杀，得到的却是背叛和家庭的不幸，于是他灰心了，他大彻大悟了，他感觉到厌倦了，毅然决然的弃官还乡，虽然皇帝还保有若干最高爵位，但这些对他来说都不重要了。十年之后他在孤独与失望中郁郁而终。

王安石的变法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北宋王朝积弱积贫的现状，使得当时的财政收入有了明显的增加，国库充裕，宋神宗年间国库积蓄可供朝廷二十年财政支出。但是任何一项改革，必须要以人民为出发点，以人民的利益为考量，否则注定不能长久。对于王安石的为人和他的变法，历史上存在很多争议，《苏东坡传》因为突出的主人公是苏东坡，所以对王安石批评的声音还是比较多的。但我想，不论肯定还是否定，他都在历史的长河中扮演过很重要的角色，他的文学素养，他的锐意进取的决心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