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夕的下午，我和我的猫一起窝在家里。我在吃瓜，他在吃鱼。我俩瞟了眼对方，发现谁都不想动弹，因为此刻，外面正蹲了一只凶猛的秋老虎。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就这样被我俩挥霍了。
时间这玩意，当真是个冷酷无情的小碧池。它就这么冷眼旁观着，不管你是谁，是干啥的。它最大的乐趣就是开着兰博基尼一脚油门踩到底的超过你，然后摇下玻璃，贱贱的看着你和你那心爱的小摩托，像是在说：“孙子，你过来啊！”。
从零七年踏入职场开始，我和时间的较量，已经持续了十三年。这段漫长的路途，就像去年夏天路过的川藏线。途中有笔直的高速公路，有蜿蜒的环山小道，有雪山之颠的绮丽冰川，也有臭水沟中的污水满面。
我从大二开始，就决定做个社会人儿了。我在省体的展会上当过毛绒娃娃；在八里村的商场里做过暖场歌手；在德福巷的酒吧里当过门迎和跑堂；在广电中心的大楼里给老记者扛过机器；在深圳的水泥森林里跑过广告业务；在上海工人文化宫的对面写过产品文案；在号称西北第一的媒体干过卖房子的记者；在人民大会堂的门口给记者们发过礼金；在曲江的小区里办过撒欢儿的活动；在航天中学的门口做过服装生意……二零一四年，我和两个小伙创办了一家设计公司，一干就是五年。就在这五年里，我那原本平顺的生活经历了跳楼机般的极速升降。
去年，我从跳楼机上踉踉跄跄的走了下来。双脚一落地，顿时头痛欲裂，狂吐不止。双手一摸兜，卧槽，发现兜里的钱在下坠的时候被大风刮的一干二净，只剩下脑子里的一万匹草泥马在那跑来跑去。
二零一九年，我陷入了极度的自我怀疑与否定里，并在临近年底的时候，被来势汹汹的本命年厄运弄断了左腿。正期待着过年回家疗养身心，谁知突如其来的疫情，像是一招从天而降的如来神掌，把我像一只嚣张猴子那样死死的按在了山底。
在那个打着石膏，拄着拐棍的除夕夜里，我没看电视，也没吃饺子。我像葛优那样在沙发上瘫了一夜。我的脑子里闪过了无数个奇怪的念头，像是在十二点钟的天空里炸开的劣质烟花。在抽完家里最后一根万宝路后，我拿起了手机，在备忘录里敲出了一万多个滚烫的文字——我用自己搁置多年又无比熟悉的方式和我那副要死不活的臭德行来了场你死我活的决斗。
文字这哥们儿很讲义气，他始终没远去。他在我将要凋零的时候，化作一篇万字长文，像伊瓜苏大瀑布那样劈头盖脸的灌进了我的身体。他把我体内的腐臭，怨念，呆滞和懦弱全部冲进了膀胱里，然后变成一泡晨尿，彻底滚出了我的身体。
初一那天，我妥妥的睡到了自然醒。从那天起，我决定和文字这哥们儿拜个把子。我以前很功利，觉得写作这事儿，顶多算个兴趣，又不能拿来挣钱，又不能用做装逼。正是这份功利，让我肆意的玩弄着自己的职业生涯，盲目的跟从着某些潮流和趋势，最终险些在无尽的欲望和病态的攀比中陷入了彻底的迷失。
曾几何时，我的生活里有大甲虫卡夫卡，破鞋拯救者王小波，天煞孤星马尔克斯，骑着胖妓女的余华，欢乐一点的凯鲁亚克和面朝山海关的海子。可如今，生活变成了一场恶心的cosplay。
有人喜欢扮演成social明星。他们披上三件套，喷点古龙水，像榴园的串场歌手一样奔波于自认为高端的圈子里，追寻着能带自己起飞的上层人脉关系。
有人喜欢扮演成人生导师。他们擅长搜集各种企业家演讲和名言警句。再用自己感人的三观，急火炖出一碗腥臊的鸡汤，接着掰开无知少年的嘴，连汤带水的灌了进去。
有人喜欢扮演成艺术大师。他们披着长发布衣，贼亮的小眼睛藏在塑料玳瑁的小圆眼镜里。他们喜欢探讨当代艺术，虽然搞不清楚当代都有什么艺术。在企业家的茶桌上口若悬河之后，心里最想说的话是：“李总，能不能也给我拿一盒中秋月饼。”。
有人喜欢扮演成得道高人。他们自命清高，觉得自己就不应该存在于这个世界里。每天攥着二十块钱买来的破扇子，看谁都是地道的low逼。他们爱拽些晦涩难懂的酸文，活在腾云驾雾的幻觉里。其实兜里的钱，早就被跳楼机上的大风刮的一干二净。
我明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我也认同，为了追寻幸福，我们在这场生命里的浮沉，搏杀，妥协和逐利是件光荣的事情。但我想表达的是，这场生命说长不长，我只想在我的灵魂离开这副壳子，悬浮于半空向下回望的时候，在我的墓碑上看到一些有意思的东西。总不能写着“这里埋着一个曾经的兰博基尼车主”，“我家后院的游泳池四季恒温，有二百多坪”……这太荒谬了。
在这个秋老虎肆虐的七夕下午，我的猫刚刚吃完他的鱼。他油腻的平躺在地板上，轻蔑的看着我，仿佛在说：“就特么你最牛逼？”。我怕他忍不住过来挠我一把，把我变成神盾特工局局长。所以不逼逼了，我去挣钱了。毕竟去年坐跳楼机的钱，我还没还清。^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