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年初读《中国好人》，读到冯道时，忽然想：这家伙历仕四朝十帝，加上契丹，算什么奸呢？后唐奸、后晋奸、后汉奸？——挨不上啊。
也没多想，直接翻篇了。
此番重读，读到《此一时彼一时》，又是说“×奸”。袁崇焕和李陵，一个是明奸，一个是地道的汉奸。
“×奸”这个名词是有前提的。你首先得确定他是哪一个国或哪个朝代的人，才谈得上他背叛的哪国和哪朝。李陵，汉朝人，降了匈奴，汉奸；袁崇焕，明朝人，据说降了清，明奸。就这么简单。冯道降了又降，侍奉过的君主比许多人听说过的还多。他同时属于若干朝代，也就等于不属于任何一个。一个对谁都不专属的人，自然不好说他是啥奸了。
标签拿来贴冯道，不好用，是因为这套坐标体系装不下他。
然而一千年来，还是有人硬贴。
欧阳修骂他“无廉耻”，司马光骂“奸臣之尤”，骂得很用力，一个比一个立场坚定，一个比一个爱憎分明。但仔细一想：那时候的文人，骂得过来么？
冯道生在五代。那是什么年头？“置君犹易吏，变国若传舍——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换皇帝像换差役，改朝换代像换旅店。君臣之间还来不及混熟，龙椅上就又换了副面孔。公司破产，员工还得找地方吃饭。换一家公司，又怕成了某奸。时代，几乎不给读书人留下从一而“忠”的余地。
欧阳修和司马光是宋人。宋代要立忠君的纲常，要造一套“一臣不事二主”的伦理，于是需要一个反面典型。冯道被选中，不是因为他最坏，而是他历仕多朝，官当得最大，而且各种“奸”都当遍了。
拿宋代的尺子，去比量一个五代的人。这就叫“此一时彼一时”。
冯道还是冯道，他没变，变的是“世道”。
没有人记得他在“变国若传舍”的年代里坚守底线；没有人知道是他主持雕印了九经——那是官刻书籍之始，后来的读书人多半由此得以识字发蒙；更不可能知道他投降契丹后保下了多少汉人的生命。
非白即黑，不忠就奸，没说的，冯道就是个坏蛋。
宋儒需要这样的坏蛋。
有时候，我会产生一种古怪的想法。改朝换代之际，旧臣降了新朝，是谓不忠；欲保全名节，最好的法子是自尽，谓之杀身成仁。农民呢，自然也不该成为新朝的顺民。不种地，不纳粮，不......当然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对草民百姓来说，皇粮国税，给谁都一样。
话又说回来，按刀尔登的说法：辨别真相，也是累人的事。容易的办法，还是把自己从这一负担解脱，让别人来告诉我谁是“坏人”，我只负责吃掉他。
再看“汉奸”和“明奸”，词根随政权改变，换一朝便换一个字。同一个句式，昨天骂甲，今天骂乙，明天再骂丙。不变的唯有“奸”，何等方便。
这意味着：“奸”的坐标系是政权，不是是非；是位置，不是行为。一件事在汉朝是功，在明朝可能就是罪；一个人昨天是忠臣，今天就是“×奸”。迂夫子曾静以为岳飞的后代岳钟琪会反清，把标签贴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