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是清代乾隆年间编纂的中国古代最规模最大的丛书，是大清诗歌协会主席、乾隆皇帝亲自抓的文化工程，也可视为对中国文化遗产的一次全面清理。
全书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共收录历代文献3461种著录、6793种存目，总计10254种，涵盖从先秦至清初的重要典籍。内容包括哲学、历史、文学、科技等领域，分类细致，如经部分为易、书、诗等十类，史部分为正史、编年等十五类，子部包含诸子百家及科技著作，集部则收录诗文集与文学评论。编纂过程中，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佚失传典籍385 种，并对全国进献的图书进行系统校勘，形成《四库全书总目》等目录学巨著。当然了，编纂过程中，对涉及反清思想或敏感内容的书籍得清理干净，要么删改，要么禁毁，总计禁书2855种。
编纂《四库全书》，历时十年（一说二十年），集中了全国最有学问的知识分子，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堪称“文化上的又一座万里长城”。
然而余秋雨先生提出了一个令人难堪的问题：十年间，西方发生了什么？
就在这十年，瓦特制成了联动式蒸汽机，德国建成了首条铁铸的路轨，英国建成了首座铁桥，美国科学院在波士顿成立，还有一对兄弟发明热气球，实现了第一次自由飞行，卡文迪许证明了水是化合物。
就在这十年，创立“人性论”的休谟、创立“国富论”的亚当·斯密、创立“社会契约论”的卢梭，都完成了自己一系列的重要学说，而伏尔泰、莱辛、歌德、孔狄亚克也都发表了自己关键性的著作。
余先生没有说乾隆时代之前发生了什么，说起来恐怕更令人汗颜。早在教科书记载的欧洲最黑暗的中世纪，“蛮夷”已经建立了一所又一所大学。英国牛津大学建立于1167年，剑桥大学建立于1209年，到乾隆年间，牛津大学已经有了30余所学院，学科涵盖神学、法学、医学、古典文学，同时开始吸纳自然科学研究（如物理学、天文学），成为英国贵族与精英的主要教育场所。乾隆时期的剑桥在数学、自然科学领域优势显著，例如18 世纪中期的剑桥学者艾萨克.牛顿（虽已逝世，但学说仍主导校园）的力学理论、光学研究，仍是教学与研究的核心内容；此外，剑桥的三一学院、国王学院等仍是学术与文化地标。而中国知识分子，仍然埋头四书五经，对标考官的口味写八股文。
著名学者杨鹏先生指出，欧洲的中世纪不仅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黑暗、落后，恰恰相反，欧洲各国纷纷向“近代化”转型，到乾隆年间，从英国牛津、剑桥的传统精英教育，到德国哈勒、哥廷根的“学术自由” 创新，再到意大利博洛尼亚、法国巴黎大学的学科坚守，这些大学既是中世纪学术传统的继承者，也是启蒙思想、科学革命的推动者，为 19 世纪西方工业文明与学术霸权的建立奠定了关键基础。总而言之，到乾隆时期，欧洲已经通过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积累了巨大的知识动能和制度创新潜力，古老的大学体系正在努力适应并吸纳这些新变化，为即将到来的19世纪巨变做好了关键的人力与知识准备。
余秋雨叹道：
关注一下这个对比吧。我们在搜集古代文献，他们在探索现代未知；我们在注释，他们在设计；我们在抄录，他们在实验；我们在缅怀，他们在创造……这里出现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文化方向。半个多世纪之后，一场近距离的力量对比，使庄严的中国文化不得不低头垂泪了。这场对比，引发了中国文化后来大量的激进话语和争斗话语，但是结论性的话语却是那么简单，那就是：创新、创新、创新！
且容我补充一句：两个完全不同的文化方向 ，一个向后，一个向前；一个保守，一个创新！
中国文化最要命的三大弱项，第三个正是：轻视创新思维。
以下均为余秋雨先生的原文：
其实全世界的智者都明白，任何文化的生命力都在于创新，而不是怀古。要怀古，比中国更有资格的是伊拉克和埃及。但是，如果它们不创新，成天向世界讲述巴比伦王朝和法老遗言，怎么能奢望在现代世界找到自己的文化地位？
很遗憾，打开我们的电视、报纸、书刊，不断在大做文章的还是一千年前的枭雄心计，七百年前的宫门是非，以及古人之夺、古墓之争、古诗之赛，或者，重演几出满台朽衰的老戏，扶出两位颤颤巍巍的老人……
本来，做一点儿这种事情也未尝不可。但是，在文化判断力有待提高的现代中国，社会关注是一种集体引导，传播热点是一种心理召唤，倚重于此必然麻木于彼。多年下来，广大民众心中壅塞了很多被大大美化了的历史累赘，却没有提升文化创新的激情和敏感，这不是好事。
复古文化在极度自负的背后隐藏着极度的自卑。因为这股风潮降低了中国文化与世界上其他文化进行平等对话的可能，只是自娱自乐、自产自销、自迷自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