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列举了几个人物，万历，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分别从皇帝，首辅，文官，武将，思想家反映了明朝这个时期的状况。

万历：

九五之尊必有天命和道德做背景。皇位是一种社会制度，一登皇位，全部言行都要符合道德的规范，但是道德规范的解释却分属于文官。万历看明白了这些，内心虽有反抗，但本身没有正德皇帝的大胆，外加文官集团因为正德皇帝的事情加强了防范，所以万历采取了消极怠工的方式。

张居正：

张居正的行为类似于变法，他的独断专行，对事实不做让步侵犯了文官集团的利益，其庞大的权力可以让文官忍气吞声，顺从其意，因张居正本身带有强烈的改变当前庸腐现象的决心，所以张居正在任之时，国家的内政，财政，军事等都有了显著的改善。但当其逝去，文官集团失去了约束，所以回归最初，甚至变本加厉。

申时行：

申时行通过张居正的前车之鉴，明白了这个帝国文官集团是解决问题的存在，同时也是最大的问题。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实施后或成或败，全靠看它与所有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扰。文官集团有着双重性格，虽称公仆，实则主人。嘴上道德，实际私心，即有阴有阳。要想使文官集团发挥作用，就要加强文官间的互相信赖与和谐。因此申时行充当了“和事佬”的角色，调解文官间的矛盾，改善皇帝和文官间的关系。

海瑞：

海瑞为了心中所崇尚的正义以及为官的责任，冒死进谏，不畏艰难。其刚正不阿，清廉自守被人尊重，但到最后一直是孤军奋战，对整个帝国来说影响甚微。国家需要海瑞这样的人，但也不会人人都成为海瑞。海瑞可看作是为官者清廉的极致存在，可效仿，但基本都做不到。

戚继光：

戚继光是抗倭名将。当倭寇横行的时候，他的存在给予了倭寇沉重的打击，维护了国家的尊严与安定。戚继光本身才能卓越，但其能充分发挥才能，也依赖于张居正对他的赏识和庇护。否则就当时的“文官凌驾于武将”，“文官害怕损害自身利益，保持各方面平衡”的现象存在，戚继光必然会收到种种限制。这样也就不难想到，当张居正逝去，戚继光也就失去了保护伞，最终被弹劾罢免。还有一点值得说，戚继光虽然被张居正保护，但是其自身的清醒也是他能够成功的一大原因，即：他没有去触动整个的国家机制，而是脚踏实地，做职责范围内力所能及的事情。

特引用文章的一段话：在抗倭战争中功绩最为卓著的戚继光不是在理想上把事情做得至善至美的将领，而是最能适应环境以发挥他的天才的将领。他所以获得成功的要点，在于他清醒的现实感。他看清并适应了当时的拯治，而把军事技术作为必要的辅助，这是在当时的环境里唯一可以被允许的方案。至于在一个以文人治国的农业国家之内，谁想要极端强调军事效率，提倡技术的发展，而导致军人和文官的并驾齐驱，哪怕他能举出无数动听的理由，在事实上也是绝对办不到的。

李贽：

在思想受禁锢的时代，不断矛盾，挣扎，保持着对思想自由的向往与追求，这是我对这个思想家最大的感受。李贽生不逢时，思想不被当时所认可，行为不被当时所赞同，他是启蒙思想家，而那个朝代对启蒙思想家是残酷的。

        身为文官，想要有番作为要考虑其他文官的利益，推行自己的想法需要借助皇上，而皇上此时则是消极的状态。身为武将，无法完全施展自己的能力，因为终被文官统治。身为单纯的学者思想家，面对思想禁锢的朝代，一个人的力量实在微小，只有挣扎和无奈。思想是禁锢的，功绩是暂时的，帝国的根本体制是无法撼动，无法改变的，这一切的一切让人觉得，即使一个人的才能再这么卓越，如果时代不对，也只能含恨离去，遗憾终生。作者虽然是以平淡的文字来描述，但是在看的时候，不知为何总是有一种衰败之气，当看到上述人物的或逝去，或罢免，衰败之气更甚。也或许是因为已知道了后续明朝的走向。

       统治需要靠礼仪，靠礼仪维持每个人的敬畏，听从圣命，遵循天道；礼仪需要皇帝灭人欲，做道德上的完人；皇帝权力最大，是关系到国家兴亡最重要的一环；总会有人不满意被道德束缚，想要遵循内心，释放个性。所以这种以道德来束缚皇帝的做法必然有其不确定性，一旦遇到不顺从的皇帝，那就会出现无法预估的情况。书中说明朝衰败的原因之一，在于中国两千年来，以伦理道德代替法律来统治帝国，而明朝最甚。如果以法律来统治，我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现象，但是单纯的以伦理道德来治国，那么就必然会出现上述的状况，因为皇帝是一个国家的榜样，同时皇帝也是一个人。

       万历十五年这一年最重要是什么？最重要的是皇帝厌弃了耗费巨大精力的礼仪，看透了皇帝与文官之间的关系而心生疲倦。他并未像正德皇帝一般尽情的散发着个性，随心肆意，而是采取了消极的态度——不上朝。这一举动直接打破了皇帝与文官间的平衡，文官少了矛盾的调和与缓冲，整个帝国陷入混乱，帝国走向没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