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是多样式文学艺术形式并行的时代，文学在快节奏的今天似乎越来越是个奢侈品，很多人省略了阅读的环节，而倾向于从影像世界里获取更快捷的信息。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于今年4月16日在京公布了最新的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这已经是中国连续第16年推出阅读调查报告。
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成年人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67本，成年人人均电子书阅读量为3.32本。2018年我国0—17周岁未成年人图书阅读率为80.4%，低于2017年的84.8%。
而最新的调查数据显示，中国网民人均通过互联网每年观看电影的数量超过了15部。应该说不仅在阅读的引导上还是在影视作品的推广上，中国大陆目前都有着巨大的市场消费潜力焏待开发。
那么在此种意义上，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形式无疑是一种很好的、较为理想的市场和社会引导形式。
作家们也很期望自己的作品能够获得影视导演的青睐改编成电影或者电视剧，在小说作品的推广普及方面是一个非常好的宣传。
文学文本的影视改编方面也有很多成功的范例，比如作家严歌苓的多部作品被改编为影视作品：
《芳华》《天浴》《归来》等，张爱玲的小说《色·戒》《红玫瑰与白玫瑰》改编而成的同名电影，八十年代琼瑶爱情系列小说改编来的众多浪漫唯美的言情文艺片捧红了一众明星们，莫言的高密系列小说改编的电影《红高粱》，苏童的中篇小说《妻妾成群》改编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等等。
01 重视画面造型力量是成功改编范例中的共性
说到画面造型力量，我们很多人马上会想到中国第五代导演，他们在银幕上为观众展现出来的那些令人震撼的画面让我们联想到很多词语：酣畅淋漓、跌宕起伏、铺天盖地、热烈奔放等等。
就拿张艺谋导演来说吧，他导演的电影《红高粱》中有着一望无际、铺天盖地的红色画面，天地的广漠与深厚在这红色调的画面里一览无余。
故事中的激情与毁灭、叛逆与宿命、人性与秩序、自由与专制、罪与罚使得那些看起来大逆不道的段落也有着能够被人理解的感性的解放。
这一点对于那些不喜欢莫言小说语言风格的读者来说，影像表现手段和画面感无疑在作品的普及度上功劳无可替代。
再如张艺谋导演的代表作品《大红灯笼高高挂》曾获威尼斯电影节银狮奖、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奖，电影画面上这个院落的男主人始终是面目不那么清楚的，前后也没有几个清晰的镜头，但是那些院落、那些红红的灯笼、被封灯之后颓败、青灰、阴森的院落，深深地刻在观众的脑海中，与故事的叙事氛围巧妙地融合在一起。
《菊豆》画面形式相对古典，但也有不时出现的染坊中从天而降下的红色染布的画面，好像遮挡了故事中情节的罪恶与灾难。
张艺谋电影导演创作后期的作品《秋菊打官司》广为人知，改编自作家陈源斌小说《万家诉讼》，斩获第49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狮奖，这个电影画面不像前期那么鲜明的浓墨重彩，但是弯弯曲曲、周而复始的山道反复出现，挺着大肚子的农家妇女秋菊执拗地要讨个说法，观众的同情呼之欲出，对秋菊的自尊和苦恼感同身受。
《我的父亲母亲》中也设计了类似的画面，章子怡所扮演的母亲年轻时的身影一次又一次奔跑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画面在说话，同时又有着艺术的审美，观众在这些画面造型力量下或反思中国文化中违背人性的东西、或沉醉在富有民俗风的画面中对生命和人性悲天悯人。
02 影视叙事手段冲淡了作品的严肃性，在普及上迎合观众，市场商业效果好
对于目前生活节奏相对较快，阅读量较少的读者市场而言，影视作品中的叙事手段更快捷、多样化，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文学作品的严肃性，在普及度上更为迎合观众需求，作家常常希望自己的作品可以获得影视导演的青睐进行影视改编，从而获得较好的市场商业推广效果。
这自然无可厚非，应该说成功的影视改编也是让文学不那么阳春白雪、奢侈化的重要普及手段之一。
比如青年作家毕飞宇有很多知名作品，在写作上描写人物鲜活生动，小说《推拿》是在2008年首发在《人民文学》上，书中刻画的一群盲人凭着自己的摸索在感知身边的这个世界，作家在日常人伦的基本状态中呈现世态和人性。这之后很多人在读完此书后进行热议，2011年8月《推拿》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说明该书获得的好评如潮。
但是这样的好作品如何能更为广泛地传播、再去展现精神实质，更好地普及社会呢？
2013年康洪雷导演的电视剧《推拿》就做了很好的尝试，没有狗血桥段，没有畸形虐恋，该剧成为观众认可的具有时代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能够打动观众的主旋律电视剧，反过来又促进了文本作品的热卖，这也是商业市场上双赢的文学作品影视改编成功范例。
作家严歌苓作为一个拥有跨国生活经历体验的作家，以其宽阔视野，表现了大时代背景下小人物的生命歌哭，其小说《芳华》改编来的电影也获得了较高的评价，并带动了文本的畅销，不失为影视改编的成功典范。
03 影视作品的多维艺术综合表现形式、表现手段更为丰富
影视作品中的表现形式是多维的、综合的，美术、音响、摄影摄像、人物造型设计、服装设计、舞美设计、编剧、音乐等等，表现手段相对于文本作品来说更为丰富。
也正因为如此，对于年轻人来说，学习、工作压力过大的时候，更喜欢的是看轻松一点、不需要思考的影片来减缓压力，观影同时还可以欣赏各种艺术形式，音乐在影片或电视剧中的表现更容易说明这一问题。
比如电影《红高粱》里的插曲：“妹妹你大胆的往前走呀，莫回呀头……”也只有在结合了故事里刻画出来的高粱地里行走的山东汉子，才能将那种对人性的解放高亢而振奋地展现出来，音乐与影片互溶为一体，相得益彰。后来的电视剧《红高粱》在许多拍摄手法上也借鉴了电影版本，同样获得好评。
再说到冯小刚导演的影片《非诚勿扰2》虽然不是对文本作品进行的改编创作，但是在片中将流传久远的仓央嘉措的《十戒》进行了音乐形式的再加工创作，当乐曲悠长而深情地响起，多少观众沉浸在这种二次创作打造出来的艺术氛围中感动不已，好似心灵通过遥远的雪域情诗得到了洗涤和净化，这不是恰恰体现了不同的艺术形式之间的实质是相通的吗？
李少红执导的由台湾作家琦君作品改编来的电视剧《橘子红了》，在播出时也得到很多好评。不仅画面唯美感伤、亦梦亦幻，音乐格调也与剧情氛围相当和谐，同时人物造型的创新设计成为亮点。归亚蕾饰演的大太太温婉贤淑、周迅饰演的三太太呆萌无助，都借助服装造型恰到好处地表现了出来，令人称道。
还有很多内容表现或者主题并不是太出色的影视作品也往往借助其他方面的表现在商业推广上做到较为理想的票房业绩，如电影《英雄》、《十面埋伏》、《小时代》系列、穿越剧等等，这样的影视作品很像年轻人某段时间也会比较热衷的洋快餐，偶尔也能大快朵颐，但是经常吃或是顿顿吃就要营养不良了，因为在引导观众思想提升方面没有实质性的贡献。
04 某些改编作品对经典原作精神把握不到位，效果不佳
我们还拿张艺谋的作品来举例，比如《满城尽带黄金甲》，上映之后一片骂声。该剧改编自曹禺先生的《雷雨》，现代文学史上话剧作品的巅峰之作，当时听到张艺谋要进行改编还要把故事场景搬到中国古代皇宫里的时候，我还是很期待的，但结果出来大失所望。
新版电影真的是到处“新”意一片，刚装修完的皇宫金碧辉煌，古代宫女们造型装扮“波涛汹涌”雷人一片，新加入的多栖艺人、歌手周杰伦出现得莫名其妙、满面阴云，居然还加入了武打和追凶！
难怪刻薄的影评人说花了40块钱看电影，30块钱都让剧组拿去付装修费用了。这样的改编就算外观形式再华美，内容上的精神没有展现出来，因而观众不会买账，这种改编用现在流行的语言说应该是叫“融梗”，属于重新另起炉灶了，说实话和《雷雨》的关系不大。
新版《红楼梦》也是个争议颇多、不甚令人满意的影视改编，虽然说一千个观众心里就有一千座大观园，但是剧组的影视再创作要抓住的是原作的精神所在，没有了这个，纵使红楼选角再热闹，观众也认为这是商业炒作，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创作。
05 影视改编目的在于普及，因而要慎选特殊时代的题材
相对于文本作品来讲，影视作品属于通俗文化范畴，其改编目的明确说在于普及，对更多的观众来讲如何给他们提供在有限时间段内可以欣赏、品鉴、吸收、消化的文化视听盛宴，同时如何结合我们所处时代引导观众和社会做出对时代和社会更为有益的行为，完善自己的同时促进社会正能量的传递。
这应该是影视改编者需要积极主动思考并在创作体验中达成的问题，这也是我们现在所讲的中国文化精神的体现。
这就要求我们的文化创作者尤其是影视工作者们慎重选择文本作品进行改编，要思考借助作品改编创作如何促进对于社会正面引导向上的力量，多改编主旋律作品，慎选特殊时代的题材。
众所周知，1994年由张艺谋执导，葛优、巩俐等主演的电影《活着》，是根据作家余华同名原著小说改编，该片荣获第47届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最佳男演员奖（葛优）以及英国电影学院奖最佳外语片等奖项。
影片以福贵一家的坎坷命运为主线，讲述了福贵和他的家人风风雨雨几十年的遭遇，透出一个时代的缩影，从解放战争、生产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最后，他们的生活已经变得麻木，失去的太多，面对生活，大概只剩下“活着”。
影片露出一股悲悯情怀和伤感的黑色幽默，它将历史浓缩为个人命运，涵盖着人在历史中的命运无法掌控的生命之痛。
客观地说，整部作品改编得颇为出色，演员的表演也值得称道，但是也许考虑到社会影响的多方面因素，此片并未在电影院线上映。对于整个剧组主创人员来说，尽管在海外获得含金量颇高的奖项，但是对于文化产品的制作投入来说，经济上的回报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颇为可惜。
同样待遇的还有早年陈冲执导的影片《天浴》，这是根据作家严歌苓写的文革时期一个女知青文秀的悲惨故事，虽然饰演文秀的16岁演员李小璐凭借这部影片得到了1998年台湾电影节最年轻的“金马奖”影后桂冠，但是该片同样无缘国内电影院线。
张艺谋导演改编的电影《归来》改编自严歌苓的长篇小说《陆犯焉识》，截取了原作中男主人公的两次“归来”，以小见大地展开了对时代和国家命运与人物关系之间的叙述。题材仍然是敏感的文革时期和文革后，但是创作者这次非常聪明地避开了敏感因素，只选取了一个核心点来展开。
张艺谋自己在《南方周末》的访谈中这样说：“无需再去讨论，发生了什么，应该怪谁。……所谓新类型，就是我们不要再忆苦思甜，我们不要再控诉，再苦大仇深，让它用内敛的方式，暗流涌动的方式，甚至内伤的方式，去沉淀那个苦难。”
当然，对于这段话的理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我觉得好像电影是电影，原作是原作了。
原作中的陆焉识，留洋归来会四国语言，风流倜傥富家子弟，一生被自己的天真性情所耽，从被流放至西北荒原的劳改犯，再到获得平反，回家之后却被势利子女排挤，最终只得离去的落寞老人，命运起伏跌宕、华丽苍凉。这样的人生，才称得上是“检视了残酷岁月里生命可能达到的高度”。
而他对妻子冯婉瑜，从包办婚姻的无爱，直至风云变幻之后才懂得什么是真爱，这其中复杂、微妙的心理状态，也着实令人感叹唏嘘。
而电影《归来》描述的是一种纯洁美好的人性，现实不管多么复杂，人性都要纯真如初。陈道明作为演员把一个知识分子的坚持、一个男人的忠诚和一个父亲的宽容，刻画得淋漓尽致。
这个是不是就像著名导演李安所说的是一部“很好的存在主义电影”？存在的即合理，至于为什么存在？存在于什么历史背景下最好？我们都不要再去探究。可是反过来想，如果是这样，为什么一定要去改编严歌苓的《陆犯焉识》？
把那些厚度和深度拿掉之后，这样的陆焉识让我觉得有点儿站不住脚。假如这个演员不是陈道明而是另外一个功力不那么炉火纯青的那演员，我不知道那这个电影里的“陆焉识”还是否具备感动我的力量。
我存在类似疑问的影视改编作品还有被王全安搬上银幕的陈忠实的50万字的长篇小说《白鹿原》。小说原著那厚重的史诗风格在影片中不见了，张雨绮饰演的田小娥似乎无处不在……
总而言之，我觉得改编具有一定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小说作品时，最好创作者要考虑清楚提供给观众的是什么，为什么要去改编，改编的形式是否可以达到自己的预期目标，如果问下来发现答案并不理想，仅仅只是来蹭原著文本的热度，在艺术性上来说其实还是另起炉灶、自己原创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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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十里荷塘秋水长”，愿意用文字记录和分享生活中的小美好。
